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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定义
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为这新起的时代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却随着时间的演进比当初大大地扩充了。 1
本书所说的五四运动便是就这广义而言。大体来说，这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现在先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由于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而来。5月4日的抗议示威则发展成这一系列活动的转折点。新兴的商人、工业家和城市工人随即都对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迫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获得的胜利，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铺平了道路。但是此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旋涡，最终使得运动中结成的新式知识分子联合阵线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是失去了热情，就是裹足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相反地，左翼分子则通过政治捷径，联合国民党，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西方诸国对此番运动的态度因此由同情转变为疑虑或反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无数复杂难解的争执纷然竞起。
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广：它推动了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的抬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的诞生；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公众舆论的力量都大有发展；这场运动还加速了旧式家庭制度的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此外，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还包括，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到根本的致命打击，而输入的西方思想则大受推崇。
起初学生们和出版物所采用的“五四运动”一词并不包括所有上面列举的事件，它仅仅指5月4日北京的学生示威运动。同样地，1919年6月3日及以后所发生的大拘捕则被称为“六三运动”。随后几年，一般人提到五四运动时，固然并不一定都有意识地采取这种狭隘的观点；但是他们也往往把整个运动和“五四”事件本身与后果混为一谈。因此，在过去许多例子里都可见到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和“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被交替使用。
关于五四运动的范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五四运动”一词是否应当一方面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1917年就开始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即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呢？
有些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而且彼此没有多少关联。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了五四运动的推行，而五四运动则帮助了新文化运动的加强和扩展。 2
鼓吹这种见解的人忽略了学生们的行动是和他们的思想发展息息相关的。这派人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而夸大其他因素对学生的影响，例如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凡是细心研究过五四运动史的人，多不曾接受他们的观点。 3 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或其他活动分开做专题研究，自然无可厚非；但这无法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
另外还有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的学生活动与新文化运动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却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提倡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包括胡适及其他一些学者。基本上，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更强调当时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社会和政治活动。 4 他采纳孙中山的观点，认为“五四”的学生活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孙中山对新思想运动的评价高于其他活动，而胡适则特别注重新文学运动，尤其是白话文问题。由于胡适及其他持相同见解者发表的英文著作，使不少西方人形成一种印象，认为这次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
白话文的采用固然是五四运动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然而我们应当认清，文学革命实在只是这段时期里多方面大进展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我认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及新观念的出现，其重要性不亚于白话文的推广。此外，我们不能把五四运动只当作是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现在中文惯用的“学生”一词，仅仅指在学校里求学的人，与英文“student”一词的意义不完全相同。“student”可包括学者，或校外自修的人。 5 当然，学生和青年是五四运动中最大的推动力，然而，成年知识分子，例如大学教授和新思想的作家，却肩负过领导和灌溉“五四”新思潮的责任；而且青年知识分子和成年知识分子二者也都曾参加过学校范围之外发展的活动。这样看来，虽然我们可以从学生运动或青年运动的角度来适当研究五四运动，但却不应该单单从这个小角度来讨论它。
关于是否应当强调“五四”的文学方面，或是强调青年方面和政治方面，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争论问题。1939年3月，当中共支持的中国青年联合会在延安成立的时候，会中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纵按：我后来见到一份早期文件记载，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曾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实在延安会议之前。）全国各地许多机构纷纷接纳了这项建议，国民政府也曾予以接受。但其后，1944年4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却改行采用中国文艺界协会的建议，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而另把3月29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定为“青年节”。后来国民党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为“中国青年节”。自此以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五四”。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只认为“五四”是青年运动，也不是说，国民党只认为“五四”除了文学外，便没有其他意义。但是这件事例足以部分地显示他们双方对“五四”意义的观点不同。
除了上述诸种观点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一词采取更广泛的观点。他们对这个名词的一般用法同时隐含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层含义。在这一意义下，五四运动包括1919年前后这段时间一切思想变动的各方面。例如，冯友兰所论及的五四运动，是指当时的新思潮和西化运动。 6 倘若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随便挑出一位水平一般的学生，问他什么是五四运动，他准会回答，它同时包括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和新文学、新思想运动。而每当有人讨论“五四”时代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主旨时，很少有人会不提“民主”和“科学”。“五四”以后，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政党的领袖，也都会不约而同地采纳这种广义的观点。一位没有特殊政治背景的作家说：“五四运动当然不只指1919年5月4号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 7
这种对“五四运动”一词所采广义的用法，是有很充分理由的：第一，那些鼓励大众进行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和抵制日货的领导人物，有不少正是那些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新兴分子。而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反对者则是中国固有传统的代言人，或自称为固有传统的代言人。第二，当时思想改革家的反军阀、反强权活动的根据，正是早期一群知识分子所鼓吹普及的民主思想。由此看来，“五四”的示威活动的确是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的新思想运动顺理成章的结果。第三，许多与示威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对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他们活动的宗旨不只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他们所关心的也不只限于外交问题。在示威事件发展以后，他们对社会和思想改革，与对爱国运动一般，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最终，1919年至1920年间的运动留给人最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他们在思想界掀起的革命和社会上推动的改革；这一切活动的中心思想则是对社会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偶像破坏。由于上面这种种事实，我想我们应当采用五四运动的广义含义，并且认为这场运动导致了影响社会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动。
因此我们可以对“五四运动”做如下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和山东决议案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并希望能依据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次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由许多不同观点主导的活动汇合而成，虽然其间并非没有主流。 8
此外，五四运动所指代的时间段也出现了混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往往被作者们滥用。它有时是指紧接在“五四”事件以后的几个月，有时是指“五四”事件以后的几年；另外一些作者认为这一时段始于1915年或1916年，终于1923年 [1] 。还有一些作者则把“五四”时代延长到1925年，因为那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2] 。陈独秀在1938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甚至认为“五四”时代一直延长到“现在”。 11 在本书里，由于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个多面性的现象，所以没有把它的起讫日期做严格的断限。虽然如此，仔细研究“五四”的主流，我们会发现最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5年之间。1917年，新兴的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杂志和国立北京大学为中心，团结他们的力量，发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后，运动多已发展为直接的政治行动，以后几年里，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五四”时代划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一段时段之内，而这段时期又可以以“五四”事件本身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一些新兴的知识分子集中精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里，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了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已超出了纯粹的思想界。
不过我们也不应把“五四”时代严格地限定在这几年之内。有些民族思想和新思潮早在1915年就已成雏形，因为这一年的“二十一条”促使大家觉醒，感到国耻沉重；这一年不少学生已开新风气，严肃地考虑中国问题，而且《新青年》（当时还称为《青年杂志》）就在这一年开始发行。我们也不应当认为，五四运动在1921年就宣告结束了。许多“五四”期间发展起来的思想论争，仍是当今最重要的事件。1922—1923年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和科学与玄学论战，就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若是忽略这些，我们便不能对五四运动做出彻底的了解和评估。总之，五四运动应看作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事实上，自19世纪西方势力开始撞击古老的中国，中国就开始了她的蜕变，她调整了脚步，走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来适应现代文明，而五四运动实是这段旅程中要事频繁、最富于决定性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