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交民巷到曹汝霖住宅

然而在游行的后期，学生们的情绪有所变化，不再像先前那么有纪律。他们经过中华门到棋盘街向东转，到了东交民巷的西口 ^[17] 。东交民巷的警察阻止学生进入该治外法权管辖区。学生们事先曾打电话与美、英、法三国公使馆沟通，他们都表示很欢迎。直至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正位于西口内的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让队伍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然而东交民巷的捕房拒绝学生队伍通过，说除非得到大总统的同意，才得准许入内游行。当由该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据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所编的《每周评论》第21期（5月11日）中一位署名“亿万”的作者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家只好在美使馆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作者按：《每周评论》上的这段记载，我的英文原著没有转引，因为觉得未见于别种报道。但从下文所引的书面说帖看来，该记载似乎是可靠的。那时中国人总希望争取到美国帮助以抵抗日本，而且当时的中国学生较为天真单纯，不知道欧美外交只顾自己利益，谈不到什么公理和道义。）然后由4名学生代表（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另一人可能是张国焘）与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去见公使。他们发现公使不在，便留下说帖 ^[18] 。

说帖全文如下：

大美国驻华公使阁下：

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谊者，谨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辞于阁下：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终不能得确切之保证。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谨祝大美国万岁，贵公使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一万一千五百人谨具

当时中国学生虽然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对日本妥协已有不满，但学生们对在华的美国人却态度友好，因为芮恩施公使和许多在华的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在远东势力的不断膨胀，也不满于威尔逊总统和国务院的妥协政策，他们对中国学生表现出同情。芮恩施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

5月5日（作者按：应为4日之误）一群学生在使馆门口出现，宣称要见我，那天我不在，正好去门头沟（在北京以西47里宛平县内）的寺庙旅行，所以没有见到他们。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游行示威，是展开学生运动的第一步，该学生运动创造了历史。那天上午（下午），因为事先得到巴黎对山东问题决定的暗示，使他们爱国的热忱达到了沸点……在北京沮丧的中国人民把希望都集中在巴黎，当北京得到巴黎可能接受日本要求的暗示时，学生第一个冲动是要去见美国公使，去问他这消息是否真实，并且要看他有什么可说，我逃掉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⁷⁷

随后学生又派代表6人到英、法、意三国公使馆，因为是星期日，各公使均不在，只派馆员接见，表示同情。学生代表们只能把说帖留在各公使馆里。学生们等待了约两个小时，还是无法获得行经东交民巷游行示威的许可，同时中国的警察和军队也已包围东交民巷的入口，武力干涉，并且企图强迫学生退后。在这种双重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队伍—现在也有其他民众加入了—变得懊恼和愤怒。他们发现，现在国家还没有亡掉，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将来亡国，更何堪设想？因此更迁怒于亲日的官吏。忽然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据说在这个紧要关头，被选为游行示威总指挥的傅斯年，曾力劝同学们不要去，可是他已无法控制当时群情激昂的局面。 ⁷⁸

于是学生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大喊“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甚至连军阀段祺瑞和他的亲信徐树铮也包括在内。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曹宅。

直到这时，事态的发展还没有真正失控，一名英国记者报道，学生“队伍整齐地到达曹汝霖的住宅，堪称文明国家的学生。然而警察的镇压手段引起了游行示威者的愤怒。因此他们才爆发出激烈的暴力行为”。 ⁷⁹

曹宅主体部分是西式洋房，一排平列，西面连着中式平房。学生发现大门已紧闭，并且有四五十名军警守卫 ^[19] 。学生队伍要求曹亲自出面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 ⁸³ 对于这些要求，警察不但置之不理，反而试图迫使学生退后。这使得游行示威的学生愤怒异常，大声呼喊“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开始向曹宅的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块和白旗，曹的父亲患病半身不遂，当时正坐在东厢廊下，由一婢一僮陪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被仓促扶进内室。学生们想冲进门去，却无功而返。正要退回返校时，5名奋勇激进的学生突然跃上不太高的围墙，敲碎玻璃打开窗户，跳进了曹宅 ^[20] 。这5名学生在墙内遭遇了数十名曹宅警卫，但是警察卫兵都已被学生吓住了，毫无抵抗之力，任凭学生搬开堵门的石头和木块，把前门打开。 ⁸⁶ 就这样大批学生涌进了曹宅。

学生们当时以为三名亲日分子正在客厅内开秘密会议，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便大声呼喊：“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曹汝霖在哪里？”他们激动地把客厅和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摔到地上，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已不在内，学生们便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独自在内，学生就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什么地方，曹妻说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回，学生便把所有的镜框家具等完全打碎，打开抽屉，希望搜查到一些卖国文件，倾箱倒箧，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随后又到东面曹汝霖患病的父亲的房里，但对其父母却都不曾惊动。学生们又找到曹的儿子和一个年轻的侍妾（即原本是妓女的苏佩秋），又让卫兵把曹的父母妻儿四人带走，只把房内一些燕窝银耳等物摔了满地，踩得粉碎，捣毁了许多家具 ^[21] 。随后少数激进派学生，走到车库，捣毁曹的汽车，取了几桶汽油，到客厅和书房等处浇泼，放火烧屋 ^[22] 。

那时（约5点钟），章宗祥、丁士源 与著名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Nakae Ushikichi） ^[23] 都在地下锅炉室里，听闻上面放火，急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穿着晨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便将他包围起来，撕破西装，有一学生击打其后脑，章即倒地。丁冲出去叫警察的时候，警察也不愿意来干涉。章便躺在地上装死。在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当时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给打死了！”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于是有很多人散开了，有的回家，有的回校。中江丑吉和警察趁机扶起章宗祥，逃到邻近一家油盐店的一间黑屋里躲避。在那里，他又被另一批学生发现，被倒拖到油盐店的门口。因为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所以学生用旗杆把他打到失去了知觉，还把店里的皮蛋扔在他身上。后来章宗祥被警察送到日本同仁医院 ^[24] ，医生说全身受伤大小共计56处。据报道，章在天津的房子也在同一天被学生毁坏了。 ⁹⁸

当学生攻击曹宅时，曹本人实际上在家与章、丁、中江丑吉商谈 ^[25] 。他见学生投掷石块进来，便匆匆忙忙地躲进主卧室与女儿卧室隔壁间相通的箱子间内，学生居然没有想到这两个卧房中间还有这箱子间，所以没有找到他。当时报道说，他打扮成用人的样子从窗口逃走，穿过一条窄巷，乘汽车到东交民巷内由外国人开设的六国饭店 。陆宗舆不在场，但学生们在殴伤章宗祥后，还走到陆宗舆家，因见外面军队林立，并架设有机关枪，如临大敌，便自动散去了 ^[26] 。第二天，5月5日曹汝霖在给总统的辞呈里对曹宅被毁和章宗祥被殴等事记叙如下：

呈为信望未孚，责难交集，恳请罢斥以谢天下事：窃汝霖本月四日上午，奉派入府公宴。午后二时半回抵东城赵家楼私宅。适与驻日公使章宗祥晤谈，忽闻喊声甚厉，由远而近，势如潮涌，渐逼巷口，巡警相顾束手。约十余分钟，突见学生千余人，破门逾墙而进，蜂拥入内，遇物即毁，逢人肆殴。汝霖生父就养京寓，半身不遂，亦被殴击。旋即纵火焚屋，东院房屋，至汝霖起居所在，立成灰烬，其余亦悉遭毁损。章公使当火发之际，仓猝走避邻舍，为群众见执，摔地狂殴，木石交加，头部受伤九处，伤及脑骨，流血不止，立时晕倒，不省人事。幸警察总监吴炳湘及步军统领李长泰，闻信先后到场，强迫解散凶徒，伤警护送章公使入医院调治，据云脑筋震动，遍体鳞伤，性命尚无把握。而汝霖宅内暴徒，闻军警捕拿，遂纷纷窜散。此汝霖因公被祸，家室焚毁，及章公使同时殴辱，重伤濒危之实在情形也…… ¹⁰⁴

（以下替他在外交及借款任务方面辩护，从略。）

在混乱中，院子里学生和警察也爆发了冲突。但是当时警察在那种情形之下，态度相当温和，实际上他们部分人“保持了一种宽厚的中立”，只是在接到了上峰几次紧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学生。 ¹⁰⁵ 最终，学生和警察双方均有受伤。3天之后（5月7日），北大学生郭钦光在城里一家法国医院去世，一般人多认为其死因是在这事件中受伤和紧张过度。郭的死亡，在“五四”以后的日子里，成为助长学生愤怒的事件之一 ^[27] 。

学生和警察的冲突一直持续到5点三刻。那时大多数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都已散去，只剩下几十个人在看热闹。直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带着警察、军队和宪兵赶来镇压时，他们才散去 ^[28] 。以前对学生态度客气的警察和兵士，现在可能是因为上司亲自督阵，所以态度忽然转变了。他们吹响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遵照吴的命令（吴等是总理钱能训派去的），在现场附近逮捕了几人，沿街又逮捕了一些。结果共有32名学生被押到警察厅，包括北京大学的易克嶷、曹永、许德珩、江绍源、李良骥、杨振声、熊天祉，高等师范的向大光。 ¹⁰⁸ 从各种证据看来，被捕的学生所属学校及人数如下：北京大学20人，高等师范8人，工业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人 ^[29] 。

虽然被捕的学生里只有少数是领导人物或参与了暴力行动，但是他们走到警察厅都表现得充满英雄气概 。后来一些学生各有回忆，现在整合摘录如下：

学生（只是第一次被捕的十个人）遭左翼侦缉队及便衣士兵拘捕，用粗绳反缚两手，两人一连的被押解着，路上略不服的话，军警就用枪柄、短棍或手掌击打他们。被捕后先带至一小官厅，随即派兵送至六条胡同侦缉队本部，被囚禁在木栅里。有五个学生和五六个盗匪监禁在一起，不许说话。三小时以后，有更多的学生被押进木栅里来，即用武装兵士和便衣兵士每三人牵一人，押解到警察总厅，在路上他们遇见一辆汽车经过，里面有几个西洋人鼓掌向学生囚犯欢呼，学生欢呼回答。到达了警察厅以后，都囚禁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交谈。 ¹¹¹

学生被捕以后东交民巷周边立刻宣布戒严。 ¹¹² 救火队急忙赶到曹宅，他们打着鲜艳的旗子，高声按响救火车的喇叭，半寸宽的水流射在烧得像火绒的房子上。直到晚8时才扑灭大火。东院那排西式平房已烧光了，只剩下门房和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未烧完。灭火的水蔓延到附近街道上，同时也将学生放火烧卖国贼房子的事作为谈资带到市井之间。这条新闻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

此次事件立刻给中国政界和社会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当时最常谈论的话题是在曹宅门前短暂的冲突中，学生和警察之间并没有激烈的争斗。早期曾有报道：“对中国的公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讽刺。这个人曾经替整个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的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伙伴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却被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房子一烧而光，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他开一枪作一臂之助！” ¹¹³

由以上的叙述看来，到此为止，似乎可以确切地说，游行示威纯粹是学生们义愤的表示。这种公愤终于演变成大多数游行者不曾预料的、失去控制的骚动。学生们的行动是被爱国主义情绪驱使的。假如事态的发展仅停留在5月4日当天，那么游行示威的重要性也许就很有限了，很可能仅仅被视为学生们对军阀统治和对巴黎和会上列强处理山东问题决议的反抗；或是与对此次运动的历史和发展一知半解的观察家一样，认为这次游行示威只不过是一群青年无组织者的“暴动”，或只是少数激烈派的暴动。

然而，北京学生在“五四”事件以后，立刻开始组织全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支持他们的运动；同时努力利用宣传、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赢得普通大众的同情。在此过程中，学生们也开始与不识字的人群建立了更近的关系，并且争取到了新兴工商业者和都市工人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学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广度传遍了全国各大都市，而古旧的文明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开始加速。“五四”事件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其说是因为游行示威的本身，毋宁说是因为游行示威所引起的这些后果。

[1] 克林德碑树立在北京崇文门大街，是为了纪念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事件中被中国士兵在那条大街杀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而建的。碑的正面刻有中国铭文“正义战胜强权”，反面有拉丁文书写的“维护正义之纪念”（In Memoriam Juris Vindicati）。这块碑后来在一天清晨被过于狂喜的协约国士兵击破，最终被中国政府移走。 ⁴

[2] 1919年1月上旬，一箱中国代表团的文件（丁字文书一箱），在运往巴黎途中，经过日本东京时遗失或是被盗了；加之中国代表团赴巴黎的路线特别经过日本，据传中国总代表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Uchida Kōsai，1865—1936）曾密谈两个小时之久，“约略谈及胶州问题”。以上这些因素都使普通公众，尤其是南方民众，对政府及其代表起了深深的怀疑。 ⁹

[3] 中国代表团包括五名全权代表：陆徵祥、王正廷（南方领导人之一，广州参议院副议长，南方政府派驻美国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利时公使，后来为伍朝枢所接替。伍是南方代表，伍廷芳之子）。仅外交总长陆徵祥率领随员由国内经日赴法，其他代表皆由国外赴会。代表团人数共62人。代表团内因个人的职位高低和所代表的政治集团不同而引起分裂。 ¹⁰ 1919年4月初，王正廷打电报到上海各报馆，指控中国人有“某些卖国贼”。这电报引起国内很多遐想。4月下旬，上海谣传顾维钧要亲日，因为他要与曹汝霖的三小姐订婚。此条消息是路透社驻北京的记者报道的，后来又说这消息来源是两个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不是顾）给广州军政府的电报。 ¹¹

[4] 虽然日俄在1907年至1917年之间也有过同样性质的秘密协定，而且在这次日本宣布以前，这些秘密协定还曾被苏俄政府公开并废除，但是中美在巴黎的代表们却仍对这次日本的宣布感到惊讶不已。 ¹²

[5] 在美国和谈委员会的卷宗里，有一个日期稍后的，发于1919年3月20日的备忘录，在该备忘录里，中国代理外交总长陈策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声明，1918年9月24日有关山东的协议本是中国不愿意发表的，因为这个协议承认了日本有权继承德国以前所有的特权。 ¹⁴

[6] “上述的秘密协定（即所谓‘欣然同意’的换文）直到这时在大会上公开，中国代表才知道。” ¹⁵ 后来在1951年10月30日，拉塞尔·法菲尔德（Russell H. Fifield）采访顾维钧时，证实了这点。 ¹⁶ 不过，陆徵祥可能早已知道，因为曾有报道，密约的副本放在东京遗失了的箱子里。 ¹⁷ 顾氏大约在1月27日或以前也知道了。

[7] 芮恩施相信，“除非国会批准这些协定，否则中国人民会坚持这些协约里有关出让主权和抵押各点为无效” ¹⁹ 。依照《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²⁰ 。

[8] 罗素说：“在整个东方，大学生比现代西方的大学生希望对舆论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取得实际收入上，他们却比西方的学生机会少得多。然而因为他们既不是没有力量，也不是感到满意舒服，所以就变成了改革家、革命家，而不是变成犬儒主义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快乐全靠公共事务的进行。甚至即将被处死刑时，他们还可能比满意舒适的犬儒主义者要感到更真实的快乐。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青年到我们学校来访问，他要回到家乡，在中国反动地区创办一所和我们类似的学校，他预料结果他会被杀头。虽然如此，他却感觉到一种恬静的快乐，是我只得羡慕而不可得的。” ⁴⁰

[9] 依据1919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在4764位高级官员和教育行政人员里，1545人曾通过清朝的科举考试，1341人在旧式学堂毕业后留学海外，909人在中国学校毕业，969人来自商人和其他团体。而几乎所有的低级官员都只接受过传统教育。 ⁴¹

[10] 《民声》是无政府主义的晦鸣学社出版的杂志，该学社由刘师复（1884—1915）于1912年在广州创办。该杂志的法文版采用世界语（Esperanto）标题 La Voco de la Popolo 。1913年，广东省省长下令禁止该杂志出版，并解散学社。1914年7月，刘在上海设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有时也称作无政府党。《伏虎集》是在刘去世后，由铁心收集并整理的刘师复文集。刘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江亢虎的社会党都持批评反对态度。书名《伏虎》，隐射江亢虎的名字。《自由录》是由实社出版，该社也是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其中的作者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华林和北大学生黄凌霜等人。有人认为，无政府党第一次将广州的理发师和茶楼跑堂组织进工会。该党在1925年之后被并入国民党。 ⁴³

[11] 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写于1884年，可是当时并没有出版；后来在1913年和1919年各出版了一部分。康去世后，该书在1936年和1956年才全部出版。该书英文版由劳伦斯·C.汤普森（Laurance C. Thompson）翻译，书名译为《大同书：康有为的世界哲学》（ Ta T’ung Shu ： The One 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 ，1958，纽约），而康氏自己曾把书名直译为《论大和谐》（ The Book of the Great Concord ）。谭嗣同的《仁学》作于1896年秋到1897年春之间，1898年由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最先出版。该书是一部破坏偶像的作品，是理学、佛教、基督教、排斥清朝专制政体和介绍西方科学思想的混合物。依照谭的说法，“仁”代表了仁慈、博爱、同情、灵魂、爱力和人性，是“以太”的功能和显现，而“以太”是宇宙和人生物质和精神的基本实质。 ⁴⁴ （作者按：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道格拉斯·怀尔［Douglas Wile］在197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谭嗣同与〈仁书〉》［ T’an Ssu-t’ung and“the Jen hsüeh” ］，对谭的传记写得很详细，并把《仁学》译成了英文。）

[12] 关于这点，芮恩施说：“（1919年5月4日）学生暴动的主要原因，虽然部分是1915年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四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但是他们也因为那些关于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领导行为的报道而感到焦虑和不安。” ⁴⁶

[13] 4月中旬，章宗祥请假离日，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认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见他们大声呼喊，抛掷白旗，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上掷去，把公使夫人吓哭了。” ⁴⁸ 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

[14] 例如，罗家伦是新潮社创办人之一，也是积极参加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学生，他是“这次集会负责人之一”。 ⁵⁵ 罗亲自对我也如此说过。

[15]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祖父曾在江南制造局工程处工作，父亲曾在该局材料库任职。13岁学习法语。1897年，通过考试甄选，成为清政府遣日留学生，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1904年回国，通过归国出洋学生考试，获得法科进士头衔；升任商部主事，并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进士馆法律助教。后改任清廷外务部候补主事，在袁世凯及徐世昌等人的提拔下，到清末时已是外务部的左侍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离外务部职，任袁世凯私人顾问。不久又在北京执律师业，颇著名。他似乎颇善于自我营销。有一次，在上海有两个女人，据说“强奸”了一名少年并致其当场死亡，被判入狱。曹自愿搭救，使这两个女人无罪开释，重获自由。他主要的辩论理由是，在生理上女人不可能强奸男人，并且法律对此类案件并没有明文规定。 ⁵⁸ 当第一届国会召开时，曹作为蒙古代表当选议员，虽然事实上他从未在蒙古居住生活过。在国会中，他表面上归属于进步党。1915年，他作为袁世凯政府的外务部次长，专办对日外交，负责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及之后中日所签订各项条约。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他短暂隐退。1917年7月17日，曹出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虽然其间总理数次变更，但曹就任该职直到1919年6月。1918年3月至1919年1月，他兼任代理财政总长。1918年，他领导国会里的新交通系，并在工作上与安福俱乐部互动密切。同年，他又促成西原借款，并实际参与处理所有向日本银行的借款，以支持段内阁的武力统一政策。在巴黎和会期间，据说他向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以维护日本政府的利益。通过他的各种公私职务，曹积累了巨额财富。1919年5月16日，据中美通讯社（Sino-American News Agency）报道，曹的财产清单如下：“上海地皮（计有7处），价值300万元；汉口大智门地皮，价值200万元；（横滨）正金银行谯国堂（曹家堂名）名下，日元250万；交通银行股本，20万元；天津的房屋、地皮、金店、洋货店，价值共计150万元；满铁会计股票，日元50万；北京的房屋、地皮、洋货店、番菜馆，价值50万元；日本箱根别墅，价值2万元；海州盐坊（与倪嗣冲、段祺瑞、徐树铮合办者），价值10万元；与梁士诒、徐树铮及袁氏亲属三人取得西藏金矿权，曹所占之份，价值200万；龙口烟台铁矿公司股本20万；汇业银行股本40万元；其他古玩珍宝、活期存款以及未能调查之数，尚不在内。总计曹氏个人产业，实超过于当年和珅之数，核计之，至少有2000万元。以历任总次长之薪水，纵加以重大之官利红利，为数至多不过50万元。” ⁵⁹ 这些数字是否属实，无法查证。虽然曹在“五四”事件后被免职，但在1920年1月，政府仍授予他三级勋章。1922年1月，曹又担任高级工业委员。7月，吴佩孚当权，政府检举曹任总长期间，接洽西原借款时有咨用嫌疑，因而被交法院查办，他即逃往天津日租界。此后他退出政府，兴趣转向采矿业和银行业。虽然在“五四”期间被纵火的曹宅后来卖给了热河省主席刘多荃，但据说他仍在北京生活直到1946年。1949年前往台湾，次年经香港赴日本，住了七八年，备受过去与中国有关的日本老人物的照顾。1957年，移居美国，并于1966年去世。

[16] 传单是由罗家伦起草的。他后来回忆：“民国八年5月4日上午10点钟，我方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稿，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5万张；结果到下午1时，只印成2万张分散。此文虽然由我执笔，但是写时所凝结的却是大家的愿望和热情。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 ⁶⁶ 后来罗家伦和我谈到，他起草这篇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的人来来往往，很是嘈杂，他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传单写成后也没有修改。

[17] 东交民巷是义和团事件后（1901），依《辛丑条约》划定的由各国自行管理的使馆区。该特别区域占地面积超过千亩，其南面以城墙为界，其他三面也均有设防的高墙围绕，墙外的空地留作军事训练和防卫之用。在该特别区内，驻扎有隶属各使馆的军队和特警部队，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中国公民也不准居住。1921年，罗素谈起这个地区：“直到今日，东交民巷还是用墙围绕着，里面都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军队。墙外面有一片空地环绕。在空地上中国人不准有建筑物。这地区是由各国公使馆共同管理的。在这大门之内的任何人，中国当局都无权过问。当有不平常的贪污案和卖国政府被推翻的时候，那些当事人就逃到日本（或是其他国家）的公使馆里寻求保护，就这样逃脱了犯罪的惩罚。在东交民巷这块圣地上，美国人建立了一座大规模的无线电台，据说可以直接和美国联络。” ⁷⁰ 1942年，中国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时，该区域的合法性也被废除了。

[18] 该记载结合了当时的各种报道和资料，包括1926年1名北京大学学生写的回忆录，王苣章也引用过。 ⁷¹ 在很多类似的记录里也有记载，如1919年5月5日宪兵的报告。 ⁷² 张国焘在他的英文回忆录里提到这次他做过学生代表，但是在以前的记载里都没有这种记录。朱文叔在1923年提到，学生队伍到过美国使馆，但是后来被英、法、意各国挡回，只好派代表去上述三国公使馆。 ⁷³ 朱氏的说法有误，他错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守卫当作美国大使馆的守卫。学生队伍的确经过了兵营，但是在到达美使馆前就被东交民巷的警察阻止了。 ⁷⁴ 然而，1952年，学者华岗却认为：“大家（学生）决定先找日本帝国主义算账，他们从东交民巷西口进去，首先就遭遇美国帝国主义的阻拦，因为美国使馆就在东交民巷的西口。美帝表面上表示同情学生，而实际上却拦住不许往东去，因为日本使馆就在东面。” ⁷⁵ 这种说法存疑，因为依照所有的证据以及1919年实际的情形看来，美国那时有意在中国庇护日本似乎不太可能。据1919年5月4日一名英国记者的报道，当时美国公使馆首席秘书恰好轮值担任东交民巷的警长，他没有理由拒绝学生继续前行，因为学生们既没有武装，又很有秩序，并且只要求送递说帖的权利。但是中国警察拒绝学生进入东交民巷。 ⁷⁶ 由此看来，东交民巷的守军和中国警察都应对拒绝学生通过的事负责。

[19] 周予同说：“赵家楼街道不宽，仅容四人并排走，在曹宅的门前只有一个警察。” ⁸⁰ 不过1919年5月4日，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在北京报道，当时有50名警察聚集在该内阁成员住宅门口。 ⁸¹ 曹汝霖事后回忆，他只见派有三四十人。事件发生后不久，另有报道说曹家被200名警察围住。 ⁸² 曹可能要求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派出200人，但是吴最初没有派去那么多，后来见局势越来越紧，才陆续增派了一些。吴好像对曹并不十分同情。

[20] 5名跳窗户的学生姓名后来演变成传奇式的猜测。传言第一个爬墙跳窗的是傅斯岩，傅斯年的弟弟。 ⁸⁴ 然而据北京大学教授和《新青年》月刊的编辑之一沈尹默所言，第一个跳进曹宅的是北大理学院学生蔡镇瀛。匡互生（1891—1933）后来声称自己是五人中的一员（他本年毕业后，次年即任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及训育主任，参加反张敬尧的斗争。1925年，与朋友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并任校长。是《五四纪实》的作者）。又有人说，文学院哲学系的学生杨晦也是五人之一。另外一人是易克嶷。 ⁸⁵ 不过，罗家伦曾对我说，江绍源也在内。

[21] 据下引曹汝霖给总统的报告，他父亲曾被人殴打，这显然并非事实。孙伏园回忆：北京学生在捣毁曹汝霖住宅的时候，一个青年冲进了曹的卧室（或是曹女儿的卧室），撕破了彩色的丝被，并大声呼喊，跑出房子后被警察抓住。这个人就是江绍源。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作家。 ⁸⁷

[22] 火是怎么起的，仍是个问题。依照后来的许多回忆录，毫无疑义，火是学生放的。此事发生的第二天，曹控告学生烧了他的房子，并指出学生最后来到车库，捣毁乘用车，取了几桶汽油，浇在客厅书房等处，放火燃烧。但学生都不承认，并宣称曹家是为了伤害学生或为了毁去有关卖国的文件，所以自己放火。 ⁸⁸ 当时有关此事的新闻报道多数认为起火原因不明。 ⁸⁹ 有些认为是电线走火，后来政府为了要释放被捕的学生，似乎接受了这个借口。 ⁹⁰ 有些报道认为是曹家用人放的火，为了遮掩他们在混乱中哄抢曹家的财物。 ⁹¹ 王苣章引用了1927年一名学生的回忆：“学生散了是因为房子突然着火，也是因为军人向他们开枪。” ⁹² 而匡互生提出，火是一些激进的学生故意放的。 ⁹³ 周予同表示，有些学生用随身携带的燃料烧了房子。 ⁹⁴ 许德珩在1950年回忆，学生把床帐点火，烧了房子。沈尹默在同一年的回忆录里也表示，事情发生的那天，曹宅邻近的住户都认为是学生放的火。当时多数外国报章都报道是学生放火烧房子，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是怎样烧的。综合大多数的报道，我们也许可以推论：有些激进的学生因为找不到曹感到失望愤怒，继而放火，至于用什么方法烧的，虽不太清楚，不过大概用汽油燃烧最有可能。

[23] 中江丑吉（1889—1942），日本著名自由思想家中江兆民（Nakae Chōmin，原名笃介）之子。曹汝霖在日本留学时就曾住在中江丑吉家里三年之久，与他兄妹都关系亲密。他的妹妹后来嫁给“二战”后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Yoshida Shigeru）的兄弟。中江丑吉在北京居住生活了30年，是颇有影响力的日本学者，他精通西方（尤其是德国）哲学和中国古文，后来他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是铃江言一（Suzue Genichi）的老师，小岛祐马（Ojima Sukema）的朋友。中江丑吉的主要作品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1950年，东京出版）。 ⁹⁵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北平，曾力劝曹汝霖不要与日本军阀及伪组织合作。

[24] 据说那个油盐皮蛋店是日本人开的，当章宗祥被打的时候，在场旁观的有西方人和日本人，但只有中江丑吉一个人设法帮助和保护他，中江本人的手臂、背部也被铁棍打伤数处。大多数在曹宅参与殴打章宗祥的学生都误将他认作曹汝霖；在油盐店殴打他的学生也都没有认出他，不过学生们怀疑他是卖国贼之一，因为他拒绝坦白自己的姓名。 ⁹⁶ 有些报道说，有学生在客厅里已认出章。 ⁹⁷

[25] 当天中午，曹、章、陆三人都到总统府，参加徐世昌给章宗祥洗尘的宴会，总理钱能训（字傒丞、干巨，1869—1924）作陪。宴会期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电话报告公府，说学生正在天安门外集会，将要游行，劝曹等不要回家。曹说：“有什么可怕的！”饭后，他和章在钱的办公室休息了一会，听过吴炳湘、段芝贵和钱的数次辗转电话后，便告辞一起回家。 ⁹⁹ 另有报道说，当天早上董康曾邀请章宗祥到法源寺赏牡丹花，午饭时他到曹宅。 ¹⁰⁰ 事实上，章是在总统府午宴，饭后与曹同回曹宅的。路透社5月4日晚11时由北京发电，在曹、章谈话时有一个日本人在场。 ¹⁰¹ 另一报道说：“他们（学生）看见一个卖国贼和一群日本人谈话……他们去问他问题，可是被日本人拦阻了。” ¹⁰² 此处所指的即是章宗祥与中江丑吉。曹、章回家时，汽车由后门开进，故未遇到学生。丁士源在东交民巷路过，见学生被阻，要来曹宅，故赶来报信，劝曹家先躲避。

[26] 按照大多数的报道，陆不在房子里，但是蒋梦麟说：“曹和陆都由后门逃了出去。” ¹⁰³ 蒋说不确。

[27] 郭钦光（1896—1919），字步程，海南文昌人。1917年秋季进入北大文学院预科。很多报道都说他是因受伤而死。据朱文叔和龚振黄等表示，郭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学生，他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奋不顾身地追击卖国贼，因疲劳过度，又见当局下令逮捕学生，气愤吐血。后来在医院里听说许多与他一起游行的学生被捕，呕血更多，因而去世。 ¹⁰⁶ 似乎事实上并未受伤。

[28] 据孟世杰说，这时警卫机构派来的军警超过300人。 ¹⁰⁷

[29] 除了上述后来都很有名的学生之外，被捕的32人还有：北京大学的梁彬文、胡振飞、梁颖文、陈树声、郝祖宁、萧济时、邱彬、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潘叔、林君损、易敬泉；高等师范的陈宏勋（可能是陈荩民，后来成为济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薛荣周、赵允刚、杨荃峻、唐国英、王德润、初铭晋；工业专门学校的李更新、董绍舒；中国大学的刘国干；汇文大学的张德。有些报道把“李良骥”写成“李良骏”。据蔡晓舟和杨量工（杨亮功）的说法，被捕学生的来源是北京大学20人，高等师范8人，法政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2人。 ¹⁰⁹ 陈端志记载的数字有所不同：北京大学19人，高等师范8人，工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和留法预备学校共5人。许德珩的回忆认为，在32人之中有1人是市民，而不是学生。 ¹¹⁰ A998fJq21tKEvmLPFYfycHSwAOQAdQBVsBrL/Thzn5Yxhb78iQh5Qf1woEJEsh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