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学生社团,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这项决定不久得到了北京所有大学学生团体的支持。由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牵头,共同为参加的各校学生制订了游行示威的计划。由此可见,“五四”事件的近因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惨败,也是1915年“二十一条”所引起的愤怒情绪的延续 [12] 。在同一会上,学生们也决定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发出以下电报:
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全体学生25000人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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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以后,5月1日至3日由巴黎传来的消息更加令人震惊。据报道称,中国关于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即将被和会拒绝,并且中国提案难于被接受是因为中国的“卖国贼”“欣然同意”换文的阴谋。这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恰好刚由东京匆匆返国 [13] 。回国以后,他在天津逗留了几天,政府中另一位著名的亲日派陆宗舆曾到天津与之密谈。4月30日,章回到北京,并没有公开说明此次回国的目的。虽然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却住在曹汝霖家里。次日,外国媒体报道称,章将不复返职,传言他将接替陆徵祥担任外交总长和巴黎和会总代表。这个消息更引起了民众的怀疑,他们认为政府中的高官正在阴谋出卖国家利益。5月3日,北京民众的情绪激昂,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都召开紧急会议,企望尽力设法渡过这个难关。北京商会通电其他各城市的商会,请求他们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上海商会决定在5月6日开会讨论解决之道。国民外交协会派代表谒见大总统徐世昌,请求他给中国在巴黎的代表下令,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就拒绝签字。同时,5月3日的集会也决定邀请其他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来参加预定于5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大会。 49 还有留日学生救国团致电总统:“宁愿公开决绝,亦不愿屈辱求生。” 50
在公众舆论如此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却用严厉的措施来镇压骚动,这使民众更加愤慨。 51 北京的学生认为有必要把已经准备好的游行提前。一个参加了当时活动的学生,这样描述5月1日到3日那种要求行动的激昂情绪:
自5月1日起我们一直在考虑,寻求表达我们对政府的腐化和对中外军阀主义不满的办法。……最终,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唯一可以立即着手的只有召集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游行。 52
5月3日下午1时,最活跃的一群学生鉴于情况紧急,在国立北京大学贴出一则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当晚7时在北京大学法科(亦称“第三院”,地点在皇城东面北河沿、孟公府及箭杆胡同之间)大礼堂举行,参加的学生有1000多人,由易克嶷主持。易克嶷来自湖南,是富于民族国家主义感的北大学生,他也是国民杂志社的领导人之一,对新旧文化问题持温和态度。参加集会的学生多数来自北京大学,不过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和工业专门学校也派来代表联络。会上先由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邵飘萍分析了山东问题,紧接着其他学生也发表了许多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晚上11时通过的,即决定提前于5月4日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以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原计划的5月7日;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关于青岛问题的民意和决心。决议后,各校代表即返回准备。后来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追述5月3日集会的情况如下:
我们起初讨论国家的危机,大家都同意,造成山东问题的原因是腐败和不公平。所以我们作学生的应该奋斗,让全世界看到“强权绝对不是公理”。后来又讨论了四种进行的办法如下:(一)联合全国各界民众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对和约不签字;(三)通电各省民众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国民大会和游街示威运动
;(四)定于5月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一次巨大的示威游行,以表示我们的气愤不满。
会场上当大众情绪十分紧张的时候,一个法律系学生谢绍敏,当众用口咬破中指,撕裂衣襟,用血大书“还我青岛”四个字,向大众揭示,所有的到会人都肃然感动。接着便是一阵鼓掌和万岁声,全场顿现出凄凉悲壮的气象。 53
显然地,5月3日晚间的集会是在感情激昂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一点许德珩和张国焘在回忆这次集会时也如此承认。许德珩是当时的学生领导人之一,曾在会上发表演说,后来他成为“五四”事件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张国焘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会上也发过言,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不过1938年被开除出党。他们还表示,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大喊如果会上不对示威做积极的决定,他就要当场自杀。 54
然而在此也应该指出,这次集会仍然是有序的,并且大多数的学生和学生代表都无意在预定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行为,集会主要是由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主持,他们多数从最初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14] 整个游行示威似乎经过了精心的准备。1919年5月1日,杜威及夫人来到中国,他在6月20日从北京寄给远在美国的女儿的信中说:
附带说一句,我发现上次我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一般大学里男生宿舍的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经过了精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提早结束,因为有另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而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56
不过有些激进派人士却不满足于这次游行示威仅仅是有纪律的抗议。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前后,很多秘密的和公开的小型学生团体也在各校开会,商讨即将来临的游行示威的方案和步骤。据报道,有些团体在会中计划袭击三名亲日分子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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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是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
[15]
。章自1916年起便担任驻日公使
。陆是币制改革局的总裁、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并且是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中方董事长
。他们三人都被认为是北京政府中最亲日的官员。
据另一报道记载,有些学生事先就有烧毁曹宅的计划,并且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开始游行示威。 60 依照这种说法,“五四”前夕这些学生团体就召开了秘密会议,并且决定要严惩那三个官僚。当时有同盟会的老会员把章宗祥的照片交给激进学生,以便他们辨认。(曹、陆的相片经常被摆在照相馆里,所以学生都能认出他们。)虽然他们决定携带小罐燃料和火柴以点燃曹宅,但大多数学生对该计划却一无所知。这些社团因担心秘密外泄,所以他们在5月3日晚间的紧急会议上说服其他同学,希望比预定时间提前三天进行游行示威。这项记载显然为后来的暴力行动提供了一种相当可能性的解释。不过,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次游行示威是被那些秘密社团所操纵,就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更接近事实的推论是,那些秘密社团利用了当时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实施暴力的机会。 61
5月3日,学生决定提前举行游行示威这件事显然早在北大行政当局的意料之中。学生集会以前,蔡元培曾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生活动问题。因为军阀对大学采取敌对的态度,加上教授群体本身对政府在中日问题上的懦弱立场感到愤怒不满,所以教授不愿意阻碍学生活动。“五四”前夕,蔡元培曾会见学生领袖狄福鼎,据说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颇为同情。 62
5月4日是星期日,上午10时,学生依照前一天晚上会议的决定,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预备游行示威的活动。 63 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在这次持续一个半小时的会议里通过了五项决定:
(一)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对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抗议;
(二)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
(三)准备5月7日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
(四)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
(五)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为: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等商业热闹区。
这次会议里,学生代表们在决定上述重要事项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和协调性。 64
下午1时30分左右,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在紫禁城外正南,是皇城正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初建。旧名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改今名。清朝凡国家有大庆典时,在门上用金凤衔着诏书,下承朵云,垂下颁发)前广场,参加游行示威。(关于参加学校数量及学生人数问题,参看本书末附录二。)他们代表了北京13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美国教会所办,即燕京大学的前身)最早到达,紧接着的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但是他们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当时凡先到的学生都用鼓掌欢迎后来的,后来的便摇动旗帜作答,步伐整齐,仪容严肃。(关于这些学校的性质和历史,参看本书附录三。)
这时北京政府曾尽力设法阻止这次大集会游行。教育部代表在几名军官警官陪同下,在4日上午11时左右便到达北京大学,并当着蔡元培的面(也有报道说,蔡当时不在场),劝说学生们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们与这位代表经过长时间对话和辩论之后,拒绝接受他的劝告。这段插曲唯一的作用是使北大的学生队伍迟到了一些时候。
当学生们手执白旗和传单到达天安门前的广场时,他们按学校分组列队集合。一名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向大家介绍那位教育部代表,并且对他们解释了北京大学学生迟到的原因。教育部代表向学生询问集会的用意,学生将传单给他看,作为答复。他又劝告学生们,现在人数太多,事先又未通知各公使馆,恐怕不能在使馆内通行,大家应该各回原校,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使馆交涉。 65 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相继到场,劝告大家放弃游行。学生们没有接受劝告,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不论是请愿也好,游行示威也好,都不可能即刻达到目的,他们的直接目的在于公开表达对军阀的愤慨和对强权政治导致国耻的反抗。
他们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中分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上面说明了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 [16] :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篇宣言用了生动简洁的白话文,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好表示。除此以外,还有一篇用文言写成、较为正式的宣言,也为这次集会所采用。该宣言里提倡“国民大会”和“露天演说”,并且暗示学生最后的反应将是以暴力手段对付卖国贼。这篇似乎是激进派与极富于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学生在会前早已预备好的宣言,并没有在集会和游行示威时印发,但是事后却传播到全国各地。宣言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望、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67
集会的时间很短,没有长篇演说,几个人大略阐述了集会的意义之后,已是下午两点左右。学生排队由天安门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队伍前面由两个魁梧的学生(也有人说不是学生而是校役的,从着装方面看来好像不是学生,但也不确定)举着两面由红黄蓝白黑组成的五色旗,其后紧接着的是一副富于讽刺意味的中国传统式的挽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学生除了向街上看热闹的人群发送传单之外,还手举着几千面用布或纸制成的白旗子,旗上用中文、英文或是法文写着标语,并且还有讽刺漫画用以表达他们游行示威的目的和情绪。标语可以分成以下两类: 68
(一)关于“外争主权”或“外抗强权”的,例如:
还我青岛
不复青岛宁死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誓死力争青岛
取消二十一条款
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
中国被宣告死刑了
拒绝签字巴黎和约
抵制日货
保卫国土
保卫主权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民族自决
国际公理
反对强权政治
宁为玉碎勿为瓦全
(二)关于“内除国贼”或提倡爱国的,例如:
打倒卖国贼
卖国贼曹汝霖
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
卖国贼曹、陆、章
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运命
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
卖国贼宜处死刑
勿作五分钟爱国热忱
游行示威的队伍给北京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很多观众静静地站在街上,认真倾听学生呼喊的口号,热泪盈眶。许多西方旁观者向学生们喝彩、脱帽,或是摆动帽子以示支持。 69 学生在街上有序地游行,童子军和小学生也来加入游行的队伍,或帮着维持秩序,并且也替他们发放传单。甚至连政府派来巡逻的警察和密探都没发现学生方面有任何蓄意使用暴力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