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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合约的反对情绪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起初并没有显得太令人绝望；直到4月22日，威尔逊在“四人会议”上态度开始动摇后，情势才转变。甚至在威尔逊态度动摇以后，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几许乐观。和会开会期间，国内外的中国人对中日外交的关注都大大增加了，他们组织很多团体来支持或监督驻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还把代表团的活动消息公布出来，有些代表也试图与公众保持密切联络。文章、小册子和发布的新闻都广泛地传播着。中国人如此发奋地从事新闻活动，甚至使有些外国观察者认为做得有点过多了。至少当时的效果是使得日本人感觉丢了面子。 26
但是我们如果考察整个情况，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民这种极大的关注，特别是新式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不仅是受到了政党煽动的表现，也确实反映了这些新团体的真实诉求，就是把自己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为了证实这样判断“五四”事件前夕民众情绪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分析当时中国那些向巴黎和会发出抗议呼吁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团体的特性和复杂性。
固然，南方政府的确曾极力宣传对日本和北京政府的仇恨，一些与国民党或南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能人，曾为此到美国和法国做过准备工作。
这种活动并不限于革命党，进步党—或称研究系—虽然在国会中是代表军阀的联盟，但他们也在此时站出来，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其领袖梁启超当时适逢在欧洲诸国游历，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他在4月24日从巴黎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反对中国政府同意《凡尔赛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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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这些政党活动相比，更值得重视的是国内外的中国人联合起来，组织了许多民间团体，以讨论外交问题。国内团体包括：李盛铎、王揖唐在1919年2月11日组成的国际联盟同志会，由林长民
、张謇
、王宠惠
和其他进步党与国民党领导人物在2月18日创立的国民外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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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则是广州军政府创立的外交调查协会。1919年1月28日上午，顾维钧和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十人会议”提出议案，这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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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在2月7日至4月10日期间，共收到86封由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中国团体发来的电报，他们都支持中国要求，抗议日本在和会的提案。致电的团体包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武昌、汉口、汉阳）、济南、纽约、洛杉矶、伯克利、檀香山和伦敦等地的13个学生组织，以及在上海的留日归国学生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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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32个工商业机构和工会的抗议，例如北京中华总商会、檀香山中华商会、山东工业协会和广州的华侨工会等，再加上超过67个政治和社会团体（如省议会、教育会）以及美国、菲律宾、古巴、墨西哥、爪哇、马来亚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华侨组织。
致电人在这些电报里强调他们的信心，认为和会当然应该保证尊重人权，中国也绝不会承认列强的秘密协定。北京学生的电文说：
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一五○○人宣誓支持各代表努力维护我国家之权利，希继续坚持到底。 31
山东省议会、农商公会、山东省教育协会和山东省工业协会的电文提到，秘密协约是“直接违反”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结尾要求“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济南的山东国民请愿大会的电文则说：
巴黎和议陆、顾、王三专使鉴：青岛及山东路矿，日人实无继承之权，所有理由，已有各界人民先后电达，无烦转述。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本月（四月）二十日，在省城开国民大会，集众十余万，佥谓此说若行，是陷山东于没世不复之惨。若辈包藏祸心，多方掣肘，丧心病狂，万众同仇。东人死丧无日，急何能择？誓死力争，义不反顾。公等受全国之委托，负人民之重望，务请俯准舆情，勿惑奸计，据理力争，必达目的。恢复我国主权，维持东亚和平，胥在此举。东省人民实深祝祷。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张英麟等十万三千七百人同叩。 32
这些发到巴黎的电报，多数是发自中国学术界和中产阶级人士。虽然这些电报反映了民众的情绪，可是似乎多少带有过于感情化和不切实际的色彩。关于这点，四个月以后，那位反对在文学领域推广白话文的守旧派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冷嘲热讽的苛评：
你们《密勒氏评论报》的通讯记者抱怨中国人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原因是“文言难学”。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军阀、政客，特别是现在仍在中国享乐的回国留学生，不但不应该抱怨，而且应该在有生之日里，为了中国四亿人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仍然是文盲，而每天感谢上帝。因为只要想一想，若是这四亿人的百分之九十都变得识字了，那后果会怎样呢？只要想一想，如果北京的苦力、马夫、车夫、理发匠、小伙计、叫卖贩、算命先生、游手好闲、流氓诸色人等都识字了，并且都像（北京大学）大学生们一样要去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会有一个多么好的洋相出现。听说最近有人已拍了五千通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对山东问题激烈主张，现在来算算看，如果中国四亿人民的百分之九十都认识字了，而且都要像我们留学生这样爱国，全国可能会发出多少通电报，花去多少电报费？ 33
就中国人民过于情绪化的反应而论，辜鸿铭的见解的确有他的道理。北京政府的懦弱和国际强权政治的性质，既然如此，岂是单凭代表们的口舌和人民的电报所能转变？不过在“一战”结束之初，国人对和会的结果怀抱过大的希望和乐观，新式知识分子对政府亲日政策激烈反对，深切体会到亡国的危机，以及新工商界努力保持国内市场在战后不被日本人控制，如此背景之下，中国人的情感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