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的抗日请愿

若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救国运动里发展出的密切关系，首先要知道1916年10月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继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转变。

大隈一直同时支持中国的革命党和清朝复辟运动派，试图用这种两面政策抑制袁世凯的势力。“二十一条”是他对华政策的高峰。 ⁷¹ 但寺内掌握政权后，他任命胜田主计（Shōda Kazue）为财政大臣。此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到处都有过剩的资本可供发展新的企业。因此胜田就开始提倡所谓“菊分根”（菊の根分け）政策，即用贷款和投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并且化中国为日本殖民地 ^[20] 。此外，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Hayashi Gonsuke）也建议协助段祺瑞，而不再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上述新政策导致的结果是，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期间，日本为段祺瑞政府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西原借款” ^[21] 。

受到这些借款的影响，段祺瑞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日本，并且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段氏本人巩固了他在国会的势力。1918年3月7日（可能从1917年8月就开始了），段的心腹徐树铮得到以曹汝霖为总长的财政部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势力雄厚的机构安福俱乐部，该机构收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获得拥护，1919年秋季以后便垄断了北京国会，占据了大部分行政要职。这件事很快引起政府里其他集团的嫉妒和公众的不满 ^[22] 。

在北京政府与日本缔结了秘密军事协定之后，形势就更趋恶化了。1918年，苏俄与同盟国媾和，公开并废除了1907—1917年由沙皇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俄日秘密协约。在这些协约里，日俄两国计划从中国夺取东北和蒙古地区，并阻止中国接受任何其他列强政治方面的援助。 ⁷⁵ 在这些被披露之后，日本获得段祺瑞的同意，在1918年3月到5月间与中国政府协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些条款，中国政府给予日本种种权利，下列只是其中数项：日本有在东北北部和外蒙驻军的权利，以防止同盟国或苏俄入侵；日本有权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有权在中国陆军和海军里任用日本教官。双方政府对条款的内容一直持保密态度。直到1919年2月，在上海和谈中，由于南方政府代表的要求，北京政府才公布了该协定的一部分 ^[23] 。

然而，即使在此之前，北京政府对这次外交发展，也没有能把人民大众完全蒙在鼓里。早在1917年春，政府的亲日活动已经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抗议。由陈友仁（Eugene Chen）所办中英文对照的《京报》（ The Peking Gazette ），在1917年5月18日就登出了一篇标题为《出卖中国》（Selling Out China）的社论，透露了后来发展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条款的部分谈判内容，并公开谴责段祺瑞政府卖国。陈友仁因此入狱，该报也立刻被政府查禁。 ⁷⁷ 到1918年夏，公众舆论要求政府公布该协定，留日和留法学生也进行示威，抗议秘密外交。尽管有日本军警的干涉，留日的中国学生仍然于5月5日在东京开会，会中决定他们全体（约有300人）在5月20日以前集体回国 ^[24] 。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全体留日学生为会员，并由旅日的中国商人提供经济支持。5月6日，在东京的另一次集会中，46名中国学生代表被日本军警逮捕，这使得学生的情绪更加激动。 ⁷⁹

1918年5月12日，留日的中国学生开始集体回国。5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一项规定，强迫他们回日本，声明由于条约的军事性质，不能对外公布；学生若要救国，应当继续学业，而非放弃学业。 ⁸⁰ 但回国学生却不顾政府的威胁，在上海继续救国团的活动，并有部分学生，包括曾琦、王兆荣、喻义等，在上海创办了《救国日报》。曾琦在该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要求中国青年加入救国工作 ^[25] 。这些文章后来在北京被收集重刊为一本小册子，题为《国体与青年》。 ⁸²

1918年6月30日，活跃的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包括王光祈（1892—1936）、曾琦、李大钊、陈淯（愚生）、雷宝菁（眉生）、张尚龄（梦九）和周芜（太玄）等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学会 ^[26] ，该学会在成立初期提倡爱国主义，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且提出四项目标：“一、振作少年精神，二、研究真实学术，三、发展社会事业，四、转移末世风气。” ⁸⁴ 所谓“社会事业”是指以促进改革和新知识为目的的教育和新的工商业。这些负责人之中，有热心的国家主义者，如曾琦和王光祈；有未来的左派人物，如李大钊。其中也有与《新青年》关系密切的，例如王光祈与李大钊。在“五四”事件以前，陈独秀也曾与该学会发生联系，但他并没有加入。 ⁸⁵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只是政府亲日政策刺激下产生的诸多救国运动之一。在政府的政策日趋明显之后，新文学、新思想的倡导者和民众的反日爱国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

到1918年5月，民众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情绪达到高潮。5月20日，2000多名在京的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包括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举行了一次抗议签订该协定的游行请愿。他们聚集在冯国璋的总统府前，要求公布协定的内容，并加以废除 ^[27] 。由于总统向他们保证政府从不曾做过也不会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学生们的情绪才暂时平静下来 ^[28] 。

其他许多城市的学生随后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请愿，包括天津、上海、福州，他们呼吁地方政府提请中央政府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⁸⁸ 虽然这次学生运动很快就被平息，但它却影响了数量众多的商人，他们也随后举行了许多公共集会，拍电报给政府，谴责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政府与南方休战，而段祺瑞此前坚持与南方政府决战到底。

1918年5月间的一系列学生游行和请愿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政府的直接影响，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标志着新式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开端。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们可说是“五四”事件的预演。

由游行请愿的那个夏天，北京学生派遣代表到上海，他们立刻与当地其他学生共同组织了学生爱国会，该会后来更名为学生救国会。 ⁸⁹ 这预示了全国学生运动大联合的一次试探和开始。

同年夏天，该会中的北大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支持该杂志的还包括首都和其他城市学校的学生。随后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包括200名以上会员（有一说法是180名）。每名会员交5圆会费，以资助杂志的出版。杂志的第一期在1919年1月1日出版，与《新潮》月刊创刊于同一日。《新潮》的创办目的主要是为了燃起纯粹的文学和思想革命的火花，而《国民杂志》则集中致力于联合新式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共同参与爱国活动。 ⁹⁰

另一方面，1918年的这次学生游行和请愿，还勾勒出社会诸势力重组的清晰脉络。表面上看来，此次运动仅只是一次爱国活动，表现了民众的反日情绪和对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抗议。然而，其实质却显示了两股社会势力的冲突，即新旧势力的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由于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增加，旧势力的实力得到增强。1915年以后，军阀在帝制运动过程中获得了部分旧士绅的支持。事实上，尽管有外国势力的影响，帝制运动的推动力还是以国内诸保守势力为主。支持复辟君主制的势力不曾得到大多数列强的积极支持 ^[29] 。然而，如上文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当日本对华影响力因寺内正毅政府的政策而大增时，中国军阀越来越依赖日本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1917—1918年间，段祺瑞同时享有一部分国内和国外诸势力的支持，然而这些支持却招来了中国内部各社会和思想集团的抗议。

而冲突的另一方，新兴工商业者开始与新式知识分子采取共同立场以反对政府的政策。1916年与1917年两次帝制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反对力量，而不是因为商人和学生的反对。与日本政府谈判“二十一条”时所持的立场，使袁世凯在外交政策上赢得了民众的一些支持，而袁氏复辟帝制的意图也不曾使商人阶级有多大的不安。根据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的记载，在张勋复辟时，许多北京商店都带着“愉快的兴奋”和好奇，在门前很快就挂起了黄龙旗。 ⁹² 这些行动也许是警察命令的结果，不过商人并不积极地反抗帝制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新兴工商业者对共和或君主等问题的关注度远不如对国货与日货的竞争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日本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成为中国新兴工商业的一个致命威胁。因此，北京政府对日的让步绝不可能赢得这些工商业者群体的同情，于是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逐渐酝酿，开始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此外，当时统一币制的改革未见成效，许多地区币制仍旧非常混乱，使国内贸易大受妨害；繁重的租税绝大部分又消耗在维持那胜负不决、绵延多年的内战上；当时的法律也不利于工业发展。这些都增加了诸新兴势力对政府的不满。这种情绪在1919年5月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南北和谈会议的要求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⁹³

新式知识分子既然已经联合起来，企图摧毁政府内外守旧势力的思想、伦理基础，当然也渴望与这股新兴的经济势力合作。因此，1918年5月学生和商人请愿，可以说是为联合行动提供了一次初步的具体试验，不过直到一年之后，这种联合才完全成熟。

[1] 1918年至1919年，许多报纸和学生刊物，都在这些法规管制之下遭到查禁，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政府的政策。 ⁸

[2] 目前公认的中国第一份非官办的现代杂志，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1815年8月5日，由两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威廉·米尔恩（William Milne）、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rison）与一位中国人梁亚发在南洋马六甲创办。这个月刊在广州和东南亚诸岛的华侨社会中秘密发行。 ¹²

[3] 蔡元培（又名鹤卿，字孑民，1868—1940），浙江省山阴县人。1883年15岁时中秀才，1889年，通过乡会试，1892年24岁时通过殿试，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李慈铭的家庭教师。1894年，升补翰林院编修，但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辞去官职，致力于教育事业。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习。次年赴日本，几天后即回国，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并任爱国学社教员，宣传革命及俄国的虚无主义，而内心亦相信社会主义。1903年，与章炳麟等筹组光复会，后来合并为同盟会。1905年，他和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一个秘密小组里学习制造炸弹。1906年，到北京任译学馆国文及西洋史教习。1907年，随驻德公使孙宝琦赴德国柏林。次年至莱比锡大学就读。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民国成立，在孙中山的内阁里任教育总长。袁世凯出任总统后不久，蔡即辞职，于1912年秋重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研究现代文明史。1913年夏天回国。但同年秋天又和吴稚晖等同赴法国，并从事对在法中国工人的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及推行留法中国学生的工读计划。1916年冬，北京政府采纳了一些浙江省国会议员的建议，任命蔡为浙江省省长，他在法国回电请辞。随后不久，政府即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原任校长胡仁源辞职赴美，胡是蔡在南洋公学时的学生。据说，这次蔡被任命是由汤尔和推荐的，汤氏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也是蔡元培的朋友。 ¹⁶

[4] 1917年2月6日教育总长对所有学校重申这个禁令。1907年11月，清政府更曾严令禁止学生参加任何组织或公开演说。 ²⁵

[5] 例如，1918年1月，北大有25名学生联名致信蔡元培，报告有一名学校杂役通过自修学习，而且成绩斐然；蔡元培立刻将该名杂役升任职员，并回信提出，学校中的教授与其他工作人员在地位上是没有高低之别的。就中国学校里传统的守旧社会阶级形态来说，这当然是很不寻常的。随后不久，北大又成立了一所为工役设立的夜校。 ²⁶

[6] 在1912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十二戒约”：1）不吃荤，2）不饮酒，3）不吸烟，4）不雇用仆役，5）不乘人力车与不乘轿，6）不结婚，7）不用姓，8）不做官，9）不做议员，10）不参加政党，不当兵，不信神。 ²⁸

[7] 蔡元培于1905年左右在上海办《警钟日报》的时候，便和陈独秀共事过。当时陈独秀化名为陈仲甫，由于章士钊的介绍，他和蔡一同在实验室秘密制造炸弹，以从事革命活动。由于陈独秀坚定地支持自己及朋友在安徽芜湖创办的白话杂志，蔡对他印象更深。随后不久，陈去日本，蔡往欧洲。1916年年底，陈离开上海前往北京。1917年1月，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一位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推荐陈独秀，并告诉蔡，陈独秀和陈仲甫实为同一个人，并拿几册《新青年》给蔡看。随后蔡去访问陈独秀，并征得他出任的同意。很有趣的是，几乎在聘任的同时，1917年陈出版的《新青年》1月号，登出了蔡元培两篇攻击以儒教为国教运动的演说。蔡对此登载的事并不知情。同一期里，有一位读者向陈独秀建议，应该请蔡元培常替《新青年》撰稿。 ³¹ 胡适曾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汤尔和家里谈天，汤拿出自己的日记来查推荐陈独秀的日期，查了很久还没查得，倒被胡适眼快一下就看到了。

[8]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1936），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的一个有地位的家庭。在他幼年时，进士出身在清廷任官的祖父因事入狱，因此他父亲的经济情况极端拮据，鲁迅当时常常跑当铺，靠典当度日。17岁时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读，约半年后转入矿路学堂攻读矿学。毕业以后，1902年获得政府奖学金赴日本求学。1903年9月开始，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中途放弃，改行从事新文学。1907年回到东京，同他的弟弟周作人计划创办杂志《新生》，但不幸失败。这期间他学会了日文与少许德文，并广泛地阅读东欧与北欧文学。1909年7月他回到中国，当年秋天在杭州师范学校教授化学和生理学。1910年9月，在自己家乡的中学教授同样的课程。1912年1月，赴南京，在蔡元培任总长的新建民国教育部里出任次要职员；5月，随着政府北迁到北京。他在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25年，终被当时的总长章士钊免职。1917年夏，鲁迅受到钱玄同的鼓励，加入《新青年》杂志的改革运动。他的讽刺短文和短篇小说拥有很多的读者，对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传播有很大的贡献。1920年五四运动分裂以后，他和《新青年》的关系便中断了。直到1930年后才成为左翼作家的领导人物。 ³² 相反地，周作人（1885—1967）后来成为著名温和派的极富于风格的散文作家。他和一位日本女子结婚。1937年后，留在北京担任傀儡政府下的北京大学校长，后任教育总署督办。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住在监狱里。现在他仍在中国大陆写回忆录。（这是就1959年的情况说的。周作人已于1967年去世，他的《知堂回想录》已于1970年在香港出版。——译者）

[9] 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生于河北省乐亭县，早年父母去世，由祖父母抚养，家境清寒。1907年夏，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参加《政言报》和社会党工作。1911年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1916年夏回国，任进步党领袖之一汤化龙的秘书，并任《晨钟报》副刊的编辑。1918年2月，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9月以后兼聘为教授。他成为陈独秀的密切合作者，帮助他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1921年9月，他辞去图书馆主任的职位，继续任教授，并受聘为校长秘书。在北大，他曾教授现代政治学、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史、社会立法等课程。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过女权运动史和社会学等课程。在“五四”事件期间，学生们常在他图书馆办公室附近集会。1920年，他与陈独秀合作参加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1921年陈独秀往广州以后，他成为共产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有“南陈北李”的说法。1924年1月，当他热心提倡的国共合作成功时，他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6日，他在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28日在狱中被绞死。1918年毛泽东曾工作于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并曾深受李氏的影响。 ³³

[10] 根据傅斯年所说，《新潮》的创办“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1917年秋，傅斯年、顾颉刚和徐彦之最先提出创办杂志的念头。次年秋天，徐彦之和陈独秀讨论这个想法。傅斯年回忆说，学生们得到陈独秀意外而热烈的支持。陈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因此，这些学生开始着手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与罗家伦、康白情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那时胡适成为他们的顾问。第一次预备会议在1918年10月13日举行，会中决定了那三种原素，同时徐建议用英文刊名 The Renaissance ，罗建议中文刊名《新潮》，日本人也曾以此作为期刊名。（日本的《新潮》杂志于1904年创办，是当时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的杂志之一。1907年以后，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继续创办一系列以《新思潮》为名的文学杂志。1914—1916年，许多活跃的著名作家，例如久米正雄［Kume Masao］、菊池宽［Kikuchi Kan］、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yūnosuke］等在日本鼓吹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文学。北大的中国学生必然曾受过这些类似日本杂志的影响。）这些学生认为英文刊名和中文刊名“恰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选出职员。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分配了图书馆中一间屋子作为新潮社的办公室。他们的章程规定，北大的学生或校外人士（后者需要有社中两名会员的推荐）在该杂志中登出三篇以上作品就可以成为会员。新潮社的组织分为两部：编辑部和干事部。傅斯年被选为主任编辑，罗家伦是编辑，杨振声是编辑部书记；徐彦之被选为主任干事，康白情是干事，俞平伯是干事部书记。1919年11月19日改组，废除两部制，罗家伦被选出以接替傅斯年，因为傅即将赴英国留学。孟寿椿接替徐彦之任经理，而顾颉刚、高尚德、李小峰和其他二人各被推举担任赠阅、交换、广告、记录及校对等职务。同一会议还决定把杂志社改为学会，扩充组织和社务，由徐彦之主持出版了几本丛书。1920年5月，周作人加入本社，成为唯一的教授社员。8月15日的会议又正式决定改组，恢复两部旧制。10月28日，周作人被选为编辑部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和孙伏园为编辑；孟寿椿任干事部主任干事，6名社员，包括高尚德、李小峰、孙伏园和郭绍虞被选为干事。该年年底，新潮社出现衰谢，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重要会员都出国留学了，而其他人则忙着成立“文学研究会”（见第四章）。《新潮》的最后一期（3卷2期）在1922年3月出版。 ³⁴

[11] 刘师培（曾更名光汉，1884—1919），江苏仪征人，出生于今文学派的学者世家。1904年，与章炳麟、邓实、黄节、马叙伦以及其他同盟会作家创办了“国学保存会”。次年，该会在上海出版了《国粹学报》。1906年之前，他一直与陈独秀共事，在同一所中学教书。1906—1907年，与一些中国学生在日本创办了《天义报》，是第一批宣扬社会主义的中文杂志之一。在辛亥革命以前，与章炳麟一样，刘师培是位反清的革命者。其后他转变为保守文人，是主持1915—1916年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那篇著名文章《君政复古论》使他在自由主义者之间声名狼藉。他是章炳麟、严复、杨度的密友，杨度也是筹安会的创办人之一，严复也被列名。刘是由章炳麟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的。他于1919年11月20日去世。刘师培精通古文经典、历史和文学，他的作品中包括《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左盒外集》等。

黄侃（1886—1935），是章炳麟的大弟子。1915年，他介绍钱玄同到北大教书，但后来他们两人在古文经典的研究方面，意见却常常相左。

林损（1891—1940），字公铎，浙江瑞安人，是著名的旧式文人学者。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Penang），祖籍福建，母亲是西洋人。他在爱丁堡大学研究英、德古典哲学，又在德国一所工程学院就读之后，于1885年左右来到中国。此后，他担任张之洞的秘书和顾问长达20年。作为一个假西洋人（imitation Western man），他能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及古希腊语。虽然他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却不能说流利的官话。他痛恨西方的殖民主义与民国的共和政府，并经常用古怪的言论为所有的传统中国伦理习俗辩护。他认为娶妾的风俗是合理的，因为一夫多妻正如一把茶壶配有多只茶杯以组成一套茶具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但没有人见过一只茶杯配几把茶壶的组合。虽然他固执地反对进步、改革等观念，但他在1910年以前却推动了所谓“中国牛津运动”（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主张中国和全世界都应该推行“思想上的门户开放”和“心灵扩张”政策。他引用《圣经》中保罗的话：“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Test everything. Hold on to the good. 《帖撒罗尼迦前书》5：21）“五四”时期民主在中国渐受重视之际，他把“德莫克拉西”（Democracy）谑称为“德魔克乱西”（Demo crazy）；他又嘲弄自然主义文学，把新文学所推崇的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称作“多死拖—威士忌”（Dosto-Whisky）。

有关马叙伦，见第五章，页150，注释。

“国史馆”是当时隶属于北京大学的机构之一。馆中的学者都是较为年长的历史学家，包括屠寄（字敬山，屠孝实之父）、张相文（字蔚西）、辞阆仙、童亦韩及徐贻孙等。

[12]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在他的早期，尤其是1895—1902年间，实际上是首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他最先提倡西化，介绍现代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到中国来，并较早提出改革中国语言。他也是反对科举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控制的先驱之一。然而1902年以后，他逐渐转向温和保守，赞成以教育方式来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并排斥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他相信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有相近之处，因此应该好好保存。由于19世纪末西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激增，他早期对西方文明的乐观看法也动摇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他成为袁世凯的政治法律方面的顾问。他或多或少被迫支持了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而在运动失败袁世凯去世之后，他对国民政府以及对所有政党的厌恶情绪日益增长。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崩溃的征兆。因此，他在晚年自然而然地提倡恢复中国古代文明，并称蔡元培为“神经病一流”。然而，尽管严复和年轻一代有思想上的冲突，他所翻译的介绍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学等方面知识的书籍，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重大影响绝非夸张（详见第十二章）。他在译文里精巧铸成的许多中文词句，例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自20世纪的最初10年开始，就被大家当作是中文固有的成语运用，而他意料不到也不会赞同的是，后来新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竟用这些名词作为他们的冲锋口号。例如，军阀陈炯明的别号“竞存”，以及胡适的自传中披露，他在1910年为自己改名“适”，都是出自严复的译文。许多救国运动的热心分子也都用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就通过这些观点批驳保守主义。严复的翻译作品，尤其是《天演论》（ Evolution and Ethics ）一书，在毛泽东的高中期间，对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⁴⁷

[13]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严复是侯官人，民国后闽县与侯官合并为闽侯县。他19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病，全家都深受其苦。20—30岁间，他过着相当放纵的生活，被他的同乡人视为异端“狂生”。1878年，考中秀才，1882年，中举人，而在1883—1898年的一系列京试中却名落孙山。在30—35岁间，他阅读了4万余卷古书。1900年，他到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后来（1905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里任教。1909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江浙派兴起后，他于1913年辞职离开。后来在“五四”时期，他出任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所创办的正志中学的教务长。该校严禁学生参与学生运动。晚清期间，林纾提倡过许多社会、政治、文学方面的改革，在1898年的时候就用平白语言写诗，但是他与多数人一样，没有跟上时代快速前进的步伐。他翻译的文字是流利而古雅的文言，为他口译的助手包括王子仁、魏易、王庆通、陈家麟等。林纾翻译的速度一天可以达到6000—8000字。（他每小时可以翻译1500—2000字，但他自己创作一篇短小的古文有时却要花上几个月。以胡适做比较，据他自己说，他一小时能写900字原创作品，翻译却只能达到400字。）林纾所翻译的180种书籍中，有17种没有出版过。这些翻译中，105种译自英国作家，33种译自法国作家，20种译自美国作家，7种译自俄国作家，2种译自瑞典作家，还有7种译自不知名的作者，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希腊、日本作家各有1种。此外，他还翻译了15个短篇，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中文散文、小说和诗歌。他最受欢迎的译作是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Alexandre Dumas，fils， La Dame aux Camelias ，1852，今译为《茶花女》）—这是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完成于1893年，以及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今译为《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Walter Scott， Ivanhoe ，今译为《艾凡赫》）、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 ，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欧文的《附掌录》（Washington Irving， The Sketch Book ，今译为《见闻札记》）。他部分早期的译作在文学革命后被新的译作取代了。然而，林纾仍旧是中国最多产的翻译家，在译作数量上难以被超越，其中部分杰出的作品已经成为翻译界的经典；尽管有些令人遗憾，除了40种巨作小说，许多他翻译的原文仅是二流作品，因为林纾的助手中少有文学修养极佳的，而他只有依赖助手们的选择。 ⁴⁸

[14] 东汉的孔融（153—208）恰巧是孔子第20代后人，他是受曹操部下路粹诬告的牺牲者，被曹操所杀害。 ⁵⁷ 吴虞在《说孝》一文中，曾引用孔融的话来支持他反对孝道的论点，但这时他还未到北大任教。

[15]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体育之研究》，用文言写成，刊登在1917年4月1日那期（第3卷第2号）里，笔名的由来是：他的名字“毛澤東”三个字总共的笔画数是28。这篇文章登出后不久，1917年夏，毛泽东寄出许多封信给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嘤鸣求友”，并“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他还在长沙的一份报纸上以这封信作为广告。这封信所署的笔名与《新青年》上那篇文章相同。根据毛的回忆，这封信得到“三个半答复”。那“半”个答复来自一位名叫李立三的青年，后来他与毛泽东会面，倾听他的观点，但却不曾被他说服。他们一直没有建立友谊关系。李立三后来有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并且是“立三路线”的创始人。这封征友信登出后不久，毛泽东联合了他周围的一群学生同志，形成了新民学会的主力。毛泽东自己以及他的传记作者，和他的同志们后来都很少提及这篇刊登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个斯巴达式的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 ⁶⁴ 长沙的第一师范学校在20世纪30年代更名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后又改为长沙高级中学，一师则迁往别处，但长高继承了原有活跃的学风。

[16] 根据留法工读学生的一份报告记载，湖南省的学生数量最大。 ⁶⁶

[17] 1914—1919年，国民党以“中华革命党”之名为人熟知。其总部，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前，还设在东京，1916年迁到上海。1919年10月10日，党名改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年初，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总部由上海迁到广州。“五四”时期，国民党是唯一试图推翻北京政府的有实力的政党。党中有些较为温和的党员仍留在北京，担任国会议员。 ⁶⁸

[18] 进步党是由清末戊戌百日维新的改革家们创办的君主立宪派发展而来的。1912年10月，即辛亥革命后一年，君主立宪派人士组织了民主党。1913年5月29日，在袁世凯的促成之下，民主党的领袖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等把该党与共和党以及小规模的统一党合并重组为进步党。该党成为当时国会中的多数党，形成与国民党抗衡的势力。袁世凯死后，进步党逐渐分裂。1916年8月之后，进步党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该派系大致上来说支持段祺瑞，并在段的内阁中出任职位。但在1917年11月段氏下台以后，研究系在安福系控制下的国会中，只保留很少的席位。1918年以后，该党许多思想领袖，例如梁启超和张东荪，都开始放弃实际的政治工作，从事文化与思想的改革。当年冬天，研究系在北京的宣传机构之一《国民公报》登出一系列的文章，讨论并支持《新青年》中提倡的一些新观念。1919年年初，胡适、周作人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与《国民公报》的编辑蓝知非（名公武）往来好几封长信，讨论贞操、语言、改革者的态度等问题。其他的出版机构，例如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英文常称为 The China Times ），加上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也都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属于研究系，是该系的领袖和北京政府内政总长汤化龙的四位秘书之一。汤出生于1874年，于1918年9月12日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所派的刺客王昌击毙。 ⁶⁹

[19] 在“五四”事件以前已经有不少事例，学生由于受到《新青年》的激发，在学校里创办杂志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学，但却面临学校当局极大的压迫。试举一例，1919年春天，武昌的中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曾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杂志。 ⁷⁰

[20] “菊分根”这个名词的典故出于胜田的一首题菊花图诗中的一行。后来他用这个词句作标题写过一篇未完稿的回忆录，为“西原借款”做辩护。该回忆录曾由龚德柏译为中文，书名为《西原借款真相》，由太平洋书店出版。 ⁷²

[21] 林权助提议协助段祺瑞的政策，但却不赞成“西原借款”，因为他认为该贷款会妨害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并引起它们的嫉妒。后来他还控诉寺内正毅支持段的动机和目的并非是为了积极协助中国的统一，而是适得其反。 ⁷³ 该贷款因日方经办人是西原龟三（Nishihara Kamezo）而得名。贷款总额高达1.45亿日元。

[22]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1885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1889年，赴德国学习炮兵科。1895年，协助袁世凯，于小站训练新军，并于1900年镇压了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期间，他任清军第二军军统、湖广总督，但1912年年初，却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通电，迫使清帝退位。革命之后，他在袁世凯的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1913年5月到7月间，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到1917年间实任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1918年，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重新出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在此之前，段氏曾于1917年3月25日组织了中和俱乐部（“中和”一词大概本于《周礼·大司乐》《荀子·劝学篇》及《礼记·中庸》），实际上是安福俱乐部的前身。1918年春，当时担任关内奉天军副总司令的徐树铮（1880—1925），接到了财政部转来的1000万圆，这笔钱名义上是奉天军的军费，但据说用在操纵新国会的议员选举上。这年秋天，选举结果揭晓，当选的430名议员中，有330余人曾接受过徐的金钱。这些议员以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为首领，他们经常在安福胡同聚会，因此称作安福俱乐部。据说只要任何一个国会议员登记为该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就每个月付他300—800圆。至少在名义上，任何党派的议员都可申请入会。段祺瑞是这个集团的实际领袖，但在表面上，他却装作和该俱乐部毫无瓜葛。整个组织由精明能干的年轻将领、著名的“小徐”徐树铮，直接控制。通过曹汝霖及其至友，该俱乐部和日本人维持着密切关系。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和他周围的一些军人开始对这个颇具实力的组织感到不安。（据说徐世昌得到美国和英国公使的支持。）安福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包括：参议院议长李盛铎、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曹汝霖和次长曾毓隽、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警察总监吴炳湘、监务署督办及国务院侨工事务局局长张弧、众议院副议长田应璜、国会两院秘书长，以及许多军事将领。1920年8月3日，在曹锟和张作霖势力击败了段的军队之后，安福俱乐部解散。 ⁷⁴

[23] 协定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部公布。1921年1月27日，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同时宣布该协定无效。1919年3月14日，经中日双方政府的同意，曾把部分有关军事的条款交出版界发表。 ⁷⁶

[24] 在这几星期之中，有些学生在日本组织了“诛汉奸会”。有亲日嫌疑的中国人都受到了警告和威胁。郭沫若当时已与一名日本女子结婚一年半，他后来回忆，那时他被当作“汉奸”。1915年，他曾加入“回国”运动，但这次他的态度却很消极。一年以后，由于受到“五四”事件的影响，他才参加反日的活动。 ⁷⁸ 关于留日学生数次集体回国之事，参见第二章。

[25] 曾琦（1892—1951），字慕韩，四川隆昌人。初就读于成都的四川法政学堂。1912年，担任参议院议员。后来在成都和重庆从事报业。1914年左右，在上海震旦学院学习，与左舜生、李璜同学。1916年，赴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政。1918年回国。1919年到1924年间，赴法国和德国，并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和同志们创办少年中国党（后来改名为中国青年党）。1945年冬，以该党领袖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代表当时右倾的国家主义派组织。1948年10月，赴美国。1950年，在欧洲旅行了两个月之后又回到美国。1951年5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逝世。 ⁸¹

[26] 直到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才正式创立和扩张。有记载显示，李大钊随后不久加入。 ⁸³ 关于该会的其他历史发展，见本书第九章。

[27] 据《教育杂志》的报道，有4所学校参加了这次请愿，见第10卷第6号，页44—45。学者华岗认为，至少有10所学校参加，除了那4所大学，还有国立北京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中国大学等。 ⁸⁶

[28] 学生们在上午9点集合于新华门总统办公室的会客室前，要求面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王志襄、步兵统领李阶平、警察局长吴镜潭和宪兵司令马觐门等代表接见，劝说学生回学校去，但他们没有成功。最终，总统亲自接见13位学生代表，包括段锡朋、雷国能、许德珩、王政、易克嶷、方豪（以上6人均来自北京大学，此方豪并非天主教学人方豪）、熊梦飞（师范学校）、鲁士毅、邓翔海、夏秀峰（以上3人均来自工业学校）。他们由李阶平在居仁堂介绍接见。这群学生中不少后来成为“五四”事件的领袖，并成为中国后来政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 ⁸⁷

[29]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曾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同情。据说，袁曾派顾维钧到美国争取支持，而且确实曾获得一些援助。日本是第一个反对袁氏称帝的国家。 ⁹¹ VV3mFU8nIw1eCxNhf51341kf+FGjAoxUkNH693IJyw3Hd8V2AfDFcvK+TtpWWH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