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最新章节_周策纵著

青年对新思潮的响应

尽管当时危机四伏，但这次新思潮并不像反对派那样缺少群众，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激起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这不但应归功于这份杂志中所提倡的许多大胆新颖的观念，也应归功于其中极有感染力的文体和写作技巧。除此以外，从许多角度看来，《新青年》中“通信”一栏是中国杂志中第一个真正有效而自由表达公意的平台，很多重要的问题和观点都曾在此得到严肃的讨论和发展。《新青年》可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有一位读者回忆：“它的出现像是一声雷鸣，把我们由骚扰不宁的梦中震醒了。” ⁶¹ 杂志的出版者之一汪孟邹说，最初每一期大约只印1000份；1917年以后，“五四”时期，销量骤增到1.6万份—就当时中国出版业的情况而论，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⁶² 由于读者的大量需求，许多期都曾重印了好几次。

中国青年对这一杂志的热烈反应在读者投书里表现非常明显，这些投书大多是由觉悟的青年执笔。后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现代中国政界和思想界里成为出众的人物。这些年轻的读者，当他们在努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遭受挫折之时，看到了《新青年》的出现，对他们说来，正如其中有一位所说的，它就是“青年界之明星”。他还说：“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又说：“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须知仆已问过数次，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悟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 ⁶³

《新青年》中有不少类似上文所引的投书，它们反映了当时的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唤醒，觉察到需要有组织地活动。由于他们所接触的是许多混淆不清、未成系统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对新潮流的反应也并不一致。1917年以后，许多思想温和的，或具有进步的自由主义观念的青年，以及激进派的青年，纷纷成立不同的组织。虽然他们当时没有特别的影响力，但有些会员后来却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新民学会是这些社团中的一个，它是由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于1918年4月18日在长沙创办的。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在该城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这所学校设在著名的城南书院旧址之上，南宋初年张栻（号南轩，1133—1180）曾在该书院讲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1913年后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任校长，许多提倡自由主义思想的教员，例如杨昌济（又名怀中）、徐特立和方维夏等，都应聘加入该校，因此这所学校成为微缩的北京大学。而该校的学生也经常是湖南省学生运动的活跃领袖，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改革运动的出色人物。毛泽东很快就成为《新青年》的热心支持者。1917年春，他采用一个奇怪的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给《新青年》 ^[15] 。这篇文章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这件事却显示了他对该杂志的浓厚兴趣。在《新青年》的激发感染下，他不久便组织了新民学会。该社团的会员规模在70人到80人之间，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一部分人在1927年后的内战中阵亡，其他人则加入了国民党或其他组织。 ⁶⁵ 1918年，新民学会协助募集并组织湖南省的学生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赴法国留学。这与中国留法工读学生运动中激进因素的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16] 。

1918年年初，毛泽东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同年9月，与约20位参加工读的学生同赴北京。他在师范学校时的老师杨昌济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李大钊。（罗家伦有一次告诉我，毛泽东去见李大钊是他介绍的。我想他只是引见人罢。）杨昌济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这时他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的女儿杨开慧后来与毛泽东结婚。毛泽东被李大钊聘用为图书馆助理员，月薪8圆。那时候毛泽东深受北大正提倡的新思潮的影响。虽然他职位低，但为了能在北大旁听，他加入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因此他结识了一群胸怀大志的青年，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还有些成为文学界的领袖，例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康白情、罗家伦和段锡朋。他也曾与陈独秀和胡适会过面，却不曾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这种环境的培养之下，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日增，而他的看法也日趋激烈。那时由于受到一位学生朋友区声白的影响，毛泽东接纳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直到1919年年初他才离开北京到上海和长沙去。

类似于新民学会的团体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都各自独立地成立起来。1936年夏，毛泽东曾评论这些社团：

这些社团大部分是受了陈独秀的著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组成的。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时就开始读这个杂志，对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非常钦佩。有一段时期他们成为我的模范，代替了我以前曾崇拜过但当时已经放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那时候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有趣的混合物。对于“十九世纪的民主制度”、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我多少是有模糊的热诚，并且我已明显地是一个反军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 ⁶⁷

有一点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有趣的混合物”并非当时某一个学生的特殊心境，实际上它代表了五四运动之中活跃与扰动不安的青年们的思想主流。

即使在“五四”事件以前，新运动不但已经吸引了青年知识分子，并且还获得各政党中自由主义分子和激进分子的同情。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领袖，例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钱玄同、蒋梦麟等，都是国民党党员，或其前身同盟会的会员。虽然国民党在这个运动的初期不曾表明任何态度，但有些会员却早以个人身份加入了活动 ^[17] 。这段期间中国各政党的党员大多可以自由行动。此外，新知识潮流还受到温和的保守派研究系的热心支持，研究系是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两者都接受著名作家和改革家梁启超的领导 ^[18] 。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新改革家们实际上已赢得了几个主要政党的同情（倾向政府的集团除外）和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支持。北大和其他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实质上已成为运动的领导中心，同时新观念和新精神也已开始在全国各城市的学校中对青年知识分子发挥了作用 ^[19] 。

直到这时候，新改革运动的积极分子主要还是北京的教授和学生。新式知识分子和新兴商人、工业家之间，还没有建立密切的关系；此外，军阀政府和士绅文人联合而成的反对派与商人、工业家之间也还没有发生争端。事实上，在1915年到1917年间，新式知识分子和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观念上的，而非行动上的冲突。然而1917年，当段祺瑞揽权的中国政府与寺内正毅的日本政府之间关系转为亲密之后，这个局势开始转变了。中国保守集团的亲日态度导致新式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合，因为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其后日本军人政府的种种活动，已使民众的爱国心高涨起来。这种爱国情绪在联合的“救国”运动声中逐渐转化为行动。到1918年，这种行动便已发展得更加积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