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的批驳和答辩

在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形成期间，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反对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一些保守派的教授、研究员和学生。清朝末年，北大的文学院教授团包括为数颇多的桐城派文人，而另一部分则属于“文选”派。 （而法学院里的大部分教职都由留日学生担任，一般说来，他们比留法和留美的学生都要保守些。）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江苏、浙江两省的学者（因此被称作“江浙派”）继桐城派而起，成为北大文学院的一大势力。江浙派学者大多是章炳麟（太炎）的门生和朋友，而林纾可以说是与桐城派有关。在校内，江浙派的教授们便形成新式知识分子的主要反对势力。 ⁴⁴

这群旧文学的提倡者以刘师培为领袖，以黄侃（季刚）、林损、辜鸿铭、马叙伦和国史馆中的一批较为年长的学者为后盾 ^[11] 。他们通过《国故》

杂志向公众宣传，提倡文言文、儒家和旧伦理。这些学者受到大学里保守派学生以及文人的拥护。 ⁴⁵

然而，这个保守的反对集团在思想方面的宣传效果并不明显。他们的出版物，缺乏可读性，有时甚至不合逻辑，因此对大部分中国青年没有多大吸引力。他们的文章经常堆满难解的古文生僻字，即便是功底极佳的学者也不一定都懂。最终，他们的《国故》杂志只出了4期便早夭了。 ⁴⁶ 至于军阀政府的出版物，由于通常只包括官方的言论，在这场论战中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新式知识分子领袖的写作能力与保守集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大多是卓越的散文作家：陈独秀热情有力的论说文，一直吸引着年轻人；胡适清晰流利的文体，当时可说是无与伦比；鲁迅的讽刺短文和小说，仿佛一把双锋的利刃，尖锐而致命；周作人常写生动的散文，使读者感觉在与家人娓娓对谈。其他推动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教授和学生领袖也大多数是文笔流畅有力的作家，例如钱玄同、刘复、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和朱自清等。此外还有在这次运动中崛起的其他一大群光芒四射的青年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这些新知识领袖们不仅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凌驾于旧学者之上（严复和辜鸿铭等少数兼通中西者是例外），而且在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上有时也超越了他们。许多新知识领袖不但能写流利的白话文，还能写畅美的古文，而旧学者要么只精通古文，要么过于高傲而不屑于使用白话文，而白话文当时已成为更有效的写作媒介了。

在大学圈子之外，还有两位颇负盛名的文学界领袖支持保守派，即翻译家严复和林纾。此时的严复已转为保守，反对学生运动及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尽管在此前20年他曾支持“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许多改革。他认为，只有回归古代的中国伦理和文化，只有排斥西方的影响，才能救中国。这恰与他在1890—1900年间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还提出，古文比白话文更富暗示性，更典雅，并且在自然淘汰的原则下，由于新文学运动的不合理性，它不久就会自然地销声匿迹。因此他认为积极的反对是多余且没有必要的 ^[12] 。于是，只剩下林纾一人是大学圈子外唯一具有影响力而支持保守派的发言人了。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林纾是最受欢迎的欧美小说翻译家，尽管他并不通晓任何外国文字。 ^[13] 由16位以上精通西方语言的助手协助，他把180种小说及其他作品译成281册文言文，共2000万字。他的助手先把外文原著口译为白话，林纾再把白话转译为文言。他对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推崇备至。在北大时他一直是反对江浙国学派的重要人物，江浙派主要研究文字学、声韵学和考证学，他们瞧不起桐城派的古文，觉得桐城派肤浅，不够水准。林纾却认为经学派的崛起，尤其是在1911年以后取代北大桐城派的学术地位，实是中国文学走下坡路的象征。可是面临新文学运动的兴起，除了少数例外，这两派的旧学者和旧文人多半选择捐弃前嫌，携手反抗新文学的共同威胁。

然而，这些保守派的反抗相当消极，林纾加入他们的阵营也有些姗姗来迟。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出面支持胡适的文学改革建议，并且攻击林纾。 ⁴⁹ 林纾当时只是间接而缓和地答复他，简单地说不应当废弃古文文学，而应当好好保存它，效法西方之保存拉丁文。 ⁵⁰ 其他反对新文学、新道德的文人和学者，也都在论战里采取消极的态度。因此，当《新青年》编辑想用论战来引起读者兴趣的时候，他们只好登出一封由编辑钱玄同以假名用文言书写的读者投书。这封信登在1918年3月15日的那一期里，署名“王敬轩”；信中用种种荒唐可笑的理由控诉《新青年》。随后，由杂志的另一位编辑刘复对这封信做了长篇而流畅的答辩。虽然钱玄同的来信是捏造的，但在文体上和大部分旧文人对儒家、旧伦理和对文学的见解上，都模仿得相当巧妙。 ⁵¹ 这个插曲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同时也引起旧派学者的愤怒。

不久之后，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反感逐渐增强。1919年2月和3月，他在上海著名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讥讽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们。在这些小说里，他用一些假名字来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并用侮蔑的言语来描绘他们。这些小说大致上是“伟丈夫”惩处异端的主题。现在把他的小说《荆生》摘录如下：

辛亥国变将兆，京城达官迁徙垂空。京师陶然亭游客绝稀。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与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亭当同光间，京僚恒置酒延凉于是，以乱故，寂然无复游客。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 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二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即至，窥荆生室，颇轻蔑，以为武夫不知风雅，漠然不置念。呼僧扫榻，温酒陈肴，坐而笑语，与荆生居处，但隔一窗。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均碎。

一伟丈夫趫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孔子何以为时之圣？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子之需父母，少乳哺，长教育耳。乳汝而成人，教汝而识字，汝今能嗥吠，非二亲之力胡及此！譬如受人之财，或己命为人所拯，有心者尚且衔恩，汝非二亲不举，今乃为伤天害理之言。余四海无家，二亲见背，思之痛绝。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三人相顾而（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 ⁵²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处，林纾认为田其美这些人“禽兽自语，于人胡涉？”原可置之不理，荆生惩罚他们，实亦“多事可笑”。他又叹道：“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在另一篇小说《妖梦》中，林纾又用类似的描述。故事里有一个门人梦游阴曹，发现那儿有个“白话学堂”。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任教务长，胡适任副教务长。后来看见他们都被佛经里说的曾吞食过太阳和月亮的大王罗睺罗阿修罗活吃了。 ⁵³ 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赞同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尤其是徐树铮，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极崇拜林纾，林纾希望政府可以干预北大行政。 ⁵⁴ 后来为了回应别人的指责，林纾在《新申报》上道歉，对故事中的侮辱词句表示悔意，他的道歉赢得了陈独秀的称赞。

然而，林纾更严肃的反对则表现在1919年3月18日他写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信里，其中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等罪名控诉北大。在这封信的开篇，林纾认为当前“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希望蔡元培“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而尤其告诫他：“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霄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蔽，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接着，他陈述了一系列反对新思潮和白话文学的理由。现摘要列举如下：

一、过去的改革并无成效可言：“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

二、而民国的新改革家“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这就是说，中国今日的贫弱，不应迫究既往及伦常。

三、并且外国人也遵守伦常：“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廿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四、文学革命是不必要的，因古文读者会越来越少。“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

五、古文并不妨碍科学与学术，且亦不能被消灭。“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六、常道不可因一时的方便而变更，而且孔子也是会适应时代需要的。“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

七、强权不必成功，且中国弱败亦不能归罪于孔子。“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

八、孔子学说注重人与人相处之道，连庄子也没有完全反对他。“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九、只会说土语的人并不就有真学术。“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十、过去优秀的白话作家，也曾向古文学习，且曾采用古文。“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十一、白话可用来译解古书，但不能取代古书。“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土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文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鴃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 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十二、新派说，父母自因情欲而生育，对子女无恩。这是禽兽的话。“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瞾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本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最后，林纾忠告蔡元培：“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麦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⁵⁵

针对这些严厉的控诉，蔡元培在3月18日回复了一封分析的长信， ⁵⁶ 这封信后来受到广泛的转载和征引，极大地促进了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的传播。蔡元培开篇对林纾澄清，外间对北大的谣言，并非事实。接着便说：“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基于此，他分别替北大辩护：

有关“覆孔孟，铲伦常”的答复：

一、北京大学教员不曾以“覆孔孟”教授学生。“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适〕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二、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孔子以反对革新之不合时言论，并非与孔子为敌。“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然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耶？”

三、大学不但未提倡铲除伦常，且教诫甚严。“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四、教员在校外也没有发表铲除伦常的言论。“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有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身价。而路粹则何如者 ^[14] ，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瞾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有关“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答复：

一、北大的课卷皆仍用文言，讲义也绝大多数是文言。“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二、讲解古书必赖白话。“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其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许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三、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博学而长于文言。“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之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最后，蔡元培提到他在北大办学的“两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并附抄自己在1918年12月10日所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所提倡的三点意见。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 ，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 ，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 。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这些信件的往来，表明了保守势力对新运动的总攻击。蔡元培的答复虽然坚定而严肃，在某些论点上仍显露出避重就轻的痕迹，他否认或弱化了新运动教授们所提倡的种种事项。蔡元培处在当时情况之下，既受到落后军阀政府的统治，还受到群集的保守势力的猛攻，他回信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北大的自由，使其不受政府干涉，因此他不可能全力宣扬新思想。然而，即使受到这些限制，他仍为新思潮做了很好的辩护。

从一开始，保守派的反对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努力争取的只是政府的干预，而很少求取公众的支持。他们企图游说安福系控制下的国会，去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并且他们还要求教育总长解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自由派进步派的教授。弹劾的议案曾在国会被提出，但没有通过，因为政府担心学生和舆论的强烈反对。然而到1919年春天，政府要干预的说法开始甚嚣尘上，3月，陈独秀被逼辞去教务长的职位。 ⁵⁸ 如若“五四”事件没有发生，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极可能会被军阀政府镇压下去。 ⁵⁹ 江苏省省长齐耀林就曾以保存“国粹”为借口，下令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严禁购买或阅读任何批评旧文学和传统伦理的报章书籍。 ⁶⁰ bZVngLPTHAWNPEPNZdEN4JdQHmZkWyBYoqMSGwh2ES28DygyliODVzgL73JSQR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