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知识分子的改革观点

尽管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在性质上有分歧，然而1917年到1918年期间，他们也曾切实地把精力专注在思想文化改革方面。陈独秀在就任文科学长之前，已经与易白沙、吴虞形成了他们反孔教的看法，并与胡适合作发展了文学革命的观点。这些人都是《新青年》杂志的供稿者。所以在他就职北大的时候，就曾经宣称：

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 ³⁶

他这项计划同时着重于社会伦理的改革和文学的改革。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新式知识分子不但尝试介绍西方思想和制度，而且也力图重估并批判中国的传统。这个方针并非由某一人策划而成，也不是受某一人的督导。事实上，这个方针代表了一群意见分歧的人们的共同立场。

这些新观念的详细探讨将留在本书下编的几章中，这里先列出“五四”事件以前《新青年》中所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大致上按照刊登的先后安排，以显示五四运动第一阶段里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趋势。总的说来，《新青年》反对各种旧的思想和习惯形态，提倡新学；反对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少数人物享有政治特权，提倡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后来还重视社会主义；反对传统的伦理，例如对政权掌握者尽忠、对父母尽孝以及对男子女子适用两种不同的贞节尺度，提倡社会里人人平等；反对传统的大家庭制度（父母与成婚的子女及后代生活在一起，组成家庭单位），提倡西方的小家庭制度，提倡女性的平等和独立，以及恋爱和婚姻自由自主，不受父母的安排。在随后的几期里，《新青年》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鼓励语文改革，讨论国语罗马字化和推行世界语的问题，并且介绍标点符号的用法；反对旧迷信和旧宗教，提倡科学、技术和不可知论；反对极少受到质疑的传统儒家哲学，提倡重估所有的经典；反对只顾及教育者的权威，提倡教育应当鼓励发展人性。《新青年》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改革，以达成思想界领导力量的大联合，以反抗军阀的统治。

这些新思想领袖所主张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两项，依照他们所加的绰号，分别是“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和“赛因斯先生”（科学）。1919年1月，陈独秀为庆祝《新青年》创刊三周年而发文，对上述两项原则做了扼要的概述，并且驳斥了一些对《新青年》的非难。他写道：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³⁷

由于受到教授们和《新青年》的激发，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学生获得了对新思潮更明确的了解，并且在新思想运动中变得更加活跃。新潮社的会员都是先锋分子，他们把运动当作是“思想革命”或“社会革命”，并且鼓励读者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世界的“新思潮”。他们指出这次运动的精神应当是批判精神，应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警语，就是“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values）。更重要的是，他们“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前代人物道德思想上的“感化”。傅斯年起草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除了要唤起中国学术思想在世界思潮中的地位之自觉外，便强调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仁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

……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仁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

……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惑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³⁸

新潮社领袖人物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观念显然部分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新潮》的创刊号里，罗家伦论及当代世界的潮流，他说，在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几乎都有它阻挡不住的潮流。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大潮，宗教改革是欧洲16—17世纪的大潮；18世纪的大潮是把民主精神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国大革命；而19世纪的大潮则是1848年革命，其结果是打击了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封建君主贵族体制。根据罗家伦的看法，20世纪的世界新潮流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 ³⁹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性的，然而自此以后的革命都会是俄国革命的类型，即会发生许多社会革命，在这些革命里，民主会战胜君主，平民会战胜军阀，劳动者会战胜资本家。 ⁴⁰ 同期杂志中，后来像罗家伦一样转变为激烈反共分子的傅斯年，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俄国将会兼并全世界，不是在领土方面，也不是在国权方面，而是在思想上。 ⁴¹ 在以后出版的一期《新潮》中，一位读者提出，此后的革命会效法“美国革命”的形态，但这个见解受到编辑们的反驳。就大体而论，这些学生们的意见似乎要比陈独秀、胡适甚至是李大钊等教授的意见还要激进。

然而，若是断言这些学生领袖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不正确的。他们的主张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二者的模糊混合体。罗家伦在上述一文中说：“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关的，而不是对立的，而且“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来发展个性。” ⁴² 他相信这即是新潮流的真正意义。罗家伦对这些政治观点的研讨受到两本书的较大影响，一本是沃尔特·爱德华·韦尔（Walter Edward Weyl）的《新民主主义》（ The New Democracy ，1912），其副标题是“有关美国若干政治经济趋势的论说”（An Essay on Certa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nd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另一本是斯蒂芬·巴特勒·里柯克（Stephen Butler Leacock）的《政治学原理》（ Ele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1906）。罗家伦反对通过暴力来达到改革的目的，他更强调全体人类与平民的利益，他说：“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士麦，不如崇拜佛兰克林。与其崇拜雷朅奴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思的经济。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狄生的发明。” ⁴³ 这段话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学生如何偏好笼统的概括说法。但是他们对学习的渴望和传播他们观念的热情却给改革运动提供了新动力。他们宣称，要想阻止潮流，或逆流而行，会带有极大的危险性，只有顺着潮流而进才能确保安全。“现在世界的新潮来了，我们何妨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 A998fJq21tKEvmLPFYfycHSwAOQAdQBVsBrL/Thzn5Yxhb78iQh5Qf1woEJEsh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