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种改革之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他实践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尽管蔡自己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最早会员之一，但在他选聘教职员的时候，却从不让自己受到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影响。1912年孙中山政府任命他为教育总长时，他曾说明他对教育的看法。他理想的教育制度是“超轶政治之教育”，而不是“隶属于政治之教育”。有关教育的目的，他提出五项原则：（一）实施“军国民主义”，以避免军国主义者独控军队势力；（二）以“实利主义”来改良民生；（三）实施基于互助原则的“德育主义”；（四）用“世界观教育”来提升一种宇宙观；（五）最后，以康德哲学的“美感教育”，通过美感的鉴赏，把人民由现象世界带领到实体世界的领域。这项基本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以美学来代替宗教。在论及世界观的教育时，蔡元培强调：“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 ²⁹

随后他到北京大学任职，又重申思想自由的立场，坚持凡在理性基础上自成一家的理论，在大学里都应有传播的完全自由。因此，北大的教授团便包括了许多意见极为分歧的人物，从著名的保皇党、守旧派与复古论者，到自由主义者、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纷纷加入。有位中国作家曾大胆地说：“于是很自然地，所有最富于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找不到前例。” ³⁰

这种教育方面的自由政策，使北京大学成为旧派保守学者和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公开论战场所，而且新式知识分子也因此得到了联合的机会。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职校长的时候，他任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 ^[7] 。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新思想人物也都应邀加入北大教授团。

其中有文字学家兼声韵学家钱玄同 、语言学家兼诗人刘复 、诗人兼书法家沈尹默—他们都是白话诗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人物。这年夏天，刚由美国回国的胡适也在文学院担任教授，他所负责的是中国哲学史课程，教授的观点与传统的见解大不相同。新散文和新诗作家周作人于1917年4月16日开始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9月4日改任文学院本科教授，仍兼原职。反对儒家的学者吴虞自1916年年底就与陈独秀有联系，1919年开始受聘北大任教。鲁迅虽然到1920年才加入北大教授团，但自从1912年教育部由蔡元培主持之后，他就一直在该部工作，这期间与不少北大的自由主义派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8] 。1918年2月，李大钊在北大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推荐下，接任图书馆主任，后来也兼任历史、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方面的教授 ^[9] 。（同年10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其他教授还包括：政治学家高一涵、社会学家陶履恭（即陶孟和）、心理学先驱及逻辑学者陈大齐、经济学家马寅初，以及最先在中国研究科学方法的学者之一王星拱。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冬天，北京有一群才能卓越的学生，因为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热烈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便合作创办了《新潮》杂志，英文名称是 The Renaissance 。该杂志最初由北大学生傅斯年、顾颉刚和徐彦之创议，后来罗家伦、潘家洵和康白情等也加入了筹备，他们大多数是对历史和文学感兴趣的学生。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帮助，他们从北大获得了出版该月刊的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支援。胡适担任他们的顾问，并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一起，鼓励支持新杂志的形成和发展。学生们提出了他们出版物应坚持的三种“原素”—“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自然而然地，他们支援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所提倡的种种改革。这个杂志的第1期出版于1919年1月1日，很快地受到全国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

出版该月刊的新潮社是个非常小型的组织。当它在1918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的时候，只有21名会员，他们全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登记入会的会员似乎从不曾超过41名。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五四”事件时的学生领袖，并且从那时起，在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10] 。现在简单列举其中一部分人的成就如下：

傅斯年：极有影响的史学家和言论家；193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9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罗家伦：史学家、教育家及言论家；1928年，出任北京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担任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顾颉刚：著名的中国古史学家及民俗学家。

康白情：浪漫派抒情诗人。

毛准（字子水）：教育家及国学家。

江绍原：教育家及宗教历史学家。

汪敬熙：短篇小说家，生理学及心理学教授。

吴康：哲学家。

何思源（字仙槎）：教育家；1944年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任北平市市长。

李荣第（字小峰）：出版家（他的北新书局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新文学作品）。

俞平伯（原名铭衡，俞樾曾孙）：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和《红楼梦》研究专家。

郭希汾（字绍虞）：作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

孙伏园（原名福源）：《晨报》副刊知名编辑，作家。

张崧年（字申府，笔名张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精通罗素哲学、数理逻辑，有一段时期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诠释者。

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中国文学教授，作家，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刘秉麟（字南陔）：经济学教授。

孟寿椿：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

朱自清：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

在《新青年》集团和北大发生了联系以后，新式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高度的推崇和广泛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北大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有日趋壮大的学生支持。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此番新式知识分子在北大的联合只是暂时的，那些领袖人物的见解和兴趣本就不同，陈独秀和胡适二人便是很好的例子。尽管陈独秀当时认同在改造政治之前必先破坏旧式传统观念，但他的兴趣仍主要偏重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然而，胡适和大学里的其他教授则对文学与教育改革抱有更大的兴趣。1917年，当他们因提倡新思潮、反抗旧文人旧士绅集团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之间达成了笼统的相互谅解，即他们的改革运动将着重于各种非政治性的活动。这次联合，实际上是基于一般性的、不曾精确界定的观念，例如“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科学”等。后来，当陈独秀对段祺瑞政府的种种活动渐觉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便不由自主地批评起政府来了；1918年以后，他变得更加激烈，并且开始倾向于群众运动。他之所以创办《每周评论》，并将其作为短小却尖锐的抨击政治的利器，实际上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相反地，其他自由主义者则逐渐趋于保守或缓和，并且避免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然而，这次联合直到“五四”事件以后才告分裂。1932年，胡适对这次事态的发展做了如下的回忆：

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民国六年第二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 ³⁵ KZk7lmDP3QVjcdiMShPhSNZFatAG2N8w1Tg3VY/3LfBXDc8cKUQPG2SPHvbDgg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