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1915年的夏天，在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二十一条”纷纷回国之际，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而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 也回到了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参加1913年反袁失败的“二次革命”，随后他协助章士钊编辑著名的《甲寅杂志》 ，然而，在1915年由于袁世凯的压力，杂志被迫停办。从1913年开始，袁世凯一直压制反对他的报章杂志，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对他的声望有利的报刊。在谈判结束以后，许多反对帝制的报纸杂志便都被查禁了。

陈独秀创办杂志时，社会环境颇为不利。出版自由受到许多严苛的法律限制。名义上，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 ² 这项条款是参考日本宪法（第二十九条）而定的，因此，《临时约法》也在另一条内规定，如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人民的权利就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 ³ 由于这种变通条款可以做各种广泛的解释，而且当时总统和他一手操纵的国会可以任意通过并颁布法令，所以在1912年到1914年间，北洋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命令，以限制人民的权利，包括《戒严法》 ⁴ 、《治安警察条例》 ⁵ 、《预备戒严条例》 ⁶ 、《报纸条例》 ⁷ 和《出版法》。 ^[1] 根据这些法律和条例，总统或地方的军事领袖可以宣布“戒严”；可以干涉公民的人身自由，以及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信、迁徙、财产等自由权利；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其他出版物；可以禁止女子参加政治团体或出席任何涉及讨论政治的集会；此外，如鼓励工人“同盟解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或“妨害善良风俗”等都在被禁之列；还有缺乏明确定义的“破坏社会道德”“妨害地方利益”等行为，也都被定为罪行；所有出版物一定要向警察局备案，缴纳保证金，必须获得同意才能发行。若是触犯了以上这些规定，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所有以上这些法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以及“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段里都是有效的。由于政府的高压，中国的出版业在1915年以后便不幸地大幅萎缩。实际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使中国出版业一度极速发展。当时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了。1912年之后的两年之中，全国报纸发行总数也由4200万份降到了3900万份。 ⁹

这就是《新青年》开始出版时的背景。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是热心的反袁分子，但他由“二次革命”的失败经验中总结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他认为，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后来，他和汪孟邹（即他的侄儿汪原放）商讨这件事，汪氏是陈独秀的旧友，是上海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 ¹⁰ 在这位出版家和其他人士的资助之下，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出版了《青年杂志》，这个月刊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法文名为 La Jeunesse 。 陈独秀是唯一的编辑。《新青年》的许多早期撰稿人，如李大钊、高一涵，都曾为当时被查禁的《甲寅杂志》供稿。

《新青年》的创办时间恰逢现代第一份中文杂志诞生的100周年 ^[2] 。由于当时严苛的政治环境，陈独秀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他宣称，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在第1号的“通信”中，一位署名“王庸工”的读者建议，杂志应当警惕民众、反抗帝制运动，陈独秀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事实上，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却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三个栏目中。

依当时陈独秀和胡适的观点，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要比一般人平常所想的深刻得多。胡适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而陈独秀却强调推翻腐朽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因为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是在青年们的身上。《新青年》第1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由陈独秀执笔，他在文章开篇提到：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¹³

陈继续说，中国需要的，是要青年能够“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 ¹⁴ 他建议，要处理这个问题，应该不妥协、不犹疑，要像“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又提出六项青年行动的大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页2—6）。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攻击守旧主义，并提倡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他在第二项末尾，用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写道：

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 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页3）

陈独秀做打倒传统偶像的努力时，也清楚地陈述了他的理由。他认为，由于帝制运动与其他守旧集团利用传统的教条，尤其是儒家理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以如果仅只批评他们政治认识的浅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摧毁他们的根基，因为不通过破坏的阶段，在这个社会和经济制度已腐化了数百年的中国，绝不可能有积极的建设。《新青年》的读者常乃德，后来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之一，曾询问陈独秀，为什么他不干脆鼓励中国人实行西方的小家庭制度，而只鼓吹传统大家庭制度的崩溃？陈的回答是，由于大家庭制是基于儒家的伦理观念，因此只要儒家的教条不被推翻，小家庭的观念根本不可能生根。儒家的教条认为，若是儿子离开父母自组小家庭，那他就是不孝、不德。 ¹⁵ 陈独秀所要攻击的，是许多基于这些传统伦理观念的中国社会制度和风俗；家庭制度和帝制运动只不过是传统伦理影响下的两个例子罢了。

这项旨在批评传统、唤醒青年的庞大计划在1917年之前，都是由陈独秀和几位撰稿人来推动。1915年到1916年年底之间，陈独秀的活动中心在上海，当时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也没有什么组织，这群人包括国内外的吴稚晖、胡适、李大钊、高一涵和刘复。但到了1917年年初，文学革命就逐渐成形了。1916年12月26日，继任袁世凯成为大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元培 ^[3] 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¹⁷ 蔡可说是新式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自由主义者之一。在蔡元培的鼓励和庇护之下，新式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于是云集北京大学，而改革运动也因此能大有进展。 jifxeceLQTKbEes20onTzIPFUKnEqEWoLsBIsJPamV5VdfHOBvKdaBmQZFzGKE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