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二十一条”事件过后不久，中国的政治局势愈发沉重的那段时期，五四运动前期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的转变也渐渐开始了。从1915年的冬天到1917年的夏天，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都骚动不安起来：旧式官僚们忙着准备复辟即位事宜；旧士绅们还不免牵强附会地传播过去官方宣扬的正统儒家教条，替帝制运动建立惯有的理论根据；在没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民众当中，到处散布着“真命天子就要重出”的谣言。因此，新建立的民国不但对外遭遇国耻，同时在国内，也因为军阀、旧式官僚和士绅的阴谋计划而险象环生。面对这个混乱的局面，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忧虑重重地开始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法。

此时，数量众多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新的观念。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那年秋天他创办了《青年杂志》，这标志着一次根本性改革运动的起点。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国，并自1917年起着手北京大学的改组，这两者大大增强了这次改革运动的实力。1917年夏天，胡适、蒋梦麟也从美国回国，加入了这群新式知识分子的领袖集团。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与旧士绅和旧文人集团的论战，只遭到微弱而消极的抵抗。尽管如此，由于军政方面的权贵固守传统的伦理教条和制度，新式知识分子们仍然深受军阀政府的压制。

1916年冬天，日本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政策，企图通过收买中国政府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由于当时北京政府意图用武力统一并控制全国，日本的活动恰好和他们的需要相契合。但民间的反日情绪依然持续高涨，而日本和新兴的中国工商业之间的经济冲突，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而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政府与中国的段祺瑞政府之间，最初发生了财政联系，后来又建立了军事方面的密切关系，这自然很快就引起一般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疑惧。因此，当知识分子逐渐开始运用这些外交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利器时，他们所倡导的新改革运动也就得到正在高涨的反日情绪的鼓舞和支持，该运动成为年轻爱国分子全力以赴的焦点。 KZk7lmDP3QVjcdiMShPhSNZFatAG2N8w1Tg3VY/3LfBXDc8cKUQPG2SPHvbDgg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