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爱国分子的国耻感（“二十一条”的刺激）

清末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重大责任不外乎是“富国强兵”，对帝国主义根本上的种种危险茫然无知，然而，“五四”期间的中国人与之不同，他们明白当前的急务是把中国从列强的辖制下解救出来，他们团结群众的口号是“救国”。这个口号，最初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到了“五四”期间就更是广泛流行了。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世界里挣扎求生存所遇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察觉。日本的“二十一条”所带来的耻辱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大大加速了觉醒的进程。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冷凄凉的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Hioki Eki）一反正常外交途径，在一次私人的会晤中，向民国总统袁世凯呈递了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这便是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公使在向袁世凯呈递这些要求前，警告中国政府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 ¹ 在开始谈判时，日方也显得极其神秘。日本采用这些特别水印的纸，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对文件内容和意图的一个威胁性暗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民自尊心的损害之大，是真正的坚船利炮也从来未能做到的。

通过这些要求，日本实际上想控制中国东北、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区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假若中国答应了这些要求，上述所列的这些地方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行政也都要受到日本的操纵。其中的第五项要求，日本更是意图在事实上完全剥夺中国政府对内的控制权。所以这项要求的内容，日本最初并不想让其他列强知道。根据这项要求，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必须雇用有决定性影响的日籍顾问；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有权建立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重要城市的警察必须由中日合作组织和管理；中国所需军器的半数或以上要购买日本的产品，或准许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类似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 ²

紧接着条件提出而举行的中日谈判，持续了将近四个月。最后，在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第一、二、三、四项内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 ³ 第五项内其他比较苛刻的项目都已删掉。面对这个威胁，又考虑到要求提出以后已经开入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袁世凯政府不等国会通过—根据宪法，这类事务必须经国会通过，可是当时国会已经被袁解散—在5月9日下午1时便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中的所有要求，并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策略，利用中外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⁴ 虽然日本要求对条约内容严格保密，但还是逐渐被中国的官员泄露给新闻界了。当中国的报章杂志与公共舆论一致抗议日本的要求时，政府却放松传统政策，没有加以管控和压制。谈判进入第二阶段时，日本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男爵（Baron Katō Takaaki）要求中国政府对新闻加以审查管制。 ⁵ 第三次会议时，日置益向中国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1871—1949）抗议中国政府一反传统习惯，不仅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更利用这些言论来帮助中国谈判。面对这个抗议，陆徵祥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 ⁶ 陆的答辩当然似是而非，在袁世凯的政权下哪里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袁世凯对这次谈判的政策无疑只是想短时间内争取群众对他个人的支持。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采取这种政策 ^[1] ，再者，在答复日本要求共同拥有汉冶萍煤铁公司时，袁世凯就借口该公司是私人企业，中国政府无权干预。 ⁹

在当时政治混乱、社会落后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这次事件可说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新式知识分子的声音，代表了国民对国耻的感受，响彻全国。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时候，中国各地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章杂志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新闻说“国内各地都表现出爱国忧国的情绪”便感到十分高兴。十九省的都督向中央呼吁，切勿向日本的要求屈服。据说每天总统府“潮水般涌进”无数的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 ¹⁰

当北洋政府因为最后通牒而接受日本的要求后，中国民众的愤慨达到了顶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在全国随处可见，或是涂写在墙壁上，或是附在商品的商标上，或是印在信纸信封上。 ¹¹ 5月7日和5月9日立刻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 ¹² ，蒙受国耻的经过也被写进了教科书。 ¹³

中国的官员和民众两大群体对“二十一条”有着不同的反应。就官方而言，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以后，有许多官员立刻提出了一个救国计划， ¹⁴ 并且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可。但是不久之后这计划便被抛诸脑后。 ¹⁵ 就民众方面而言，这项条约有两个必须注意的重要后果：第一，新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不少人觉悟到中国人如要生存，便必须抵抗外国的侵略。这个感受从日后“外争国权”，后来改成“外抗强权”的口号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也是五四运动中最流行的两个口号之一。不少西方的观察者都注意到“二十一条”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譬如，其中有报道：“中国的青年眼见他们的祖国要被吞并。日本透过‘二十一条’所表现出的态度，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有采取强烈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 ¹⁶

第二，被视为侵略者的外国势力使得中国全国起码在那一段时期有了团结一致的精神，很多政治派系都联合起来支持袁世凯。当时最大的反对党是国民党，它在1914年已在东京改组成为地下革命组织，此时也宣布支持北京政府。一个国民党的领袖说：“让我们停止内部斗争，团结一致，面对共同的敌人。” ¹⁷ 同时袁世凯正如上文所述，既不干涉当时新闻界的反日行动，又极力对其他革命领袖表示妥协，想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当时的新闻报道称，在中日谈判期间，袁世凯政府特赦了孙中山、黄兴和许多其他革命领袖，并且许诺只要他们愿意回国并宣布效忠政府，便给予他们高级职位。 ¹⁸ 最后，由于每一次紧急局势都会为野心独裁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崛起时机，袁世凯受到当时舆论和政敌对他的自发性支持的鼓舞，也自信地认为他当皇帝的美梦已经得到人民支持。 ¹⁹ 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阴谋，是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一个警告：要救中国必须铲除所有的军阀和卖国者。这个观念逐渐加强，后来便产生五四运动期间另一个最流行的口号“内除国贼。”

虽然民族主义和反军阀的情绪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因“二十一条”激发出来的，反军阀的情绪却一直到几年之后才变得较明显。在当时，民族主义的热情是群众反日运动最主要的动力。公众在1915年1月26日发现日本所提的要求，便召集了许多群众大会。2月19日，上海成立了“市民爱国会”，专门反对“二十一条”要求。2月底，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商人致电广州的南方军政府，建议抵制日货，但广州方面当时为了避免使政府在与日方谈判时为难，没有接纳这个意见。然而就在同时，“国民对日同志会”已经在上海组织起来了。1915年3月18日，同志会在公共租界召开民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到十数万，坚决发起抵制日货行动。抵制行动很快便传播到其他城市，甚至专卖日货的商人也参加了。这次行动立刻震惊了日本政府。在日方压力下，袁世凯在3月25日下令禁止抵制日货运动。 ²⁰ 然而，中国人的愤怒已经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抵制运动在4月里开始传播到长江各口岸和北方各城市。汉口的商人在听闻当局已允许日租界举行提灯游行以庆祝日方谈判胜利的消息之后，便于5月13日开始示威游行并抵制日货。所有商店都罢市，有三家日本店铺被抢掠，两名日本人受了伤。在中国军队一团奉命开入汉口但尚未到达之前，英俄的军队已经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把聚集的中国人驱散了。日本驻军也下令开出军队，但不久后撤退。 ²¹

抵制日货的运动很快就遍及中国南方。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甚至在海外的旧金山，中国人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特别组织。 ²² 东京方面为此大感不安。6月中旬，日本正式向中国抗议中国境内的反日运动。 ²³ 6月29日，袁世凯再度命令各省政府禁止抵制行动。 ²⁴ 结果，商人放弃了“抵制”这个名词，可是却提出“振兴国货”的口号，继续不用日货，并且成立了“劝用国货会”。抵制运动从1915年3月一直继续到同年年底，其中最有效的时段大概是从4月到8月间的5个月。这次抵制日货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五次抵制外货运动，却是第一次感受到该手段在参与人数众多时所产生的威力。在最严厉的抵制期间，日本对华贸易遭受了空前的损失。

这次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时机，正值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失调的刺激而迅速发展，因此也成为促进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5月间，上海成立“知耻社”的同时，另一个名为“救国储金团”的组织也成立了，它的目的是募集5000万元资金帮助发展本国工业。据新闻报道称，捐款人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从最富到至贫的都有。 ²⁵ 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以后，中国多种轻工业的生产都显著增加。 ²⁶ 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后不久，一位美国通讯记者便注意到“二十一条”所激起的中国人团结一致的决心和中国经济与商业上的潜力。他相信此番中国努力发展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可能会“维持久远”，因此对日本的主要贸易将会给予“致命的”影响。他在新闻稿里写道：“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了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得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且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定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 ²⁷

这可能对当时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乐观。虽然中国人的确开始觉悟到救国的必要，可是他们对建设经济的努力还只是初步的。而且类似于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去救中国这一类具体问题，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都很少去直面思考，至于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了。当前的危机并没有使中国人立刻彻底改变他们习惯上对政治、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位日本作家当时在一篇题为《中国民族性和社会组织》的文章里，就指出这一事实。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作家们，如陈独秀等人的痛切感慨。 ²⁸

可是少数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回国或仍在国外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基本问题却变得比从前更了解和关心了。他们开始思索，究竟中国传统文明是否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Y7341+KzevcL876qoOFe5LZzYZn0tl4rIKg71z0yt03zb3kBdCoLhE2kCrLJZz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