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出后，海外留学生看到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纷纷表达报效国家的意愿，希望早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比如，1950年3月25日，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在致全国学联的信中说：“我们得知祖国已经迈上建设之途……使我们深深感到留日同学们的责任之重大以及祖国对我们所期待之盛。由是，已从大学、专科学校毕业的同学与侨胞联合起来共同成立了留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并着手组织归国促进委员会，以期将取集团行动，突破一切障碍与困难，归回祖国怀抱。”8月10日，奥地利中国学生会在给全国学联的信中也说：“我们一方面为灿烂的祖国前途欢欣鼓舞，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地在把握时间，充实自己，提早回国为人民服务。”
一大批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冲破艰难险阻，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令人难以忘怀。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得知新中国成立，立即决定放弃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1950年年初，华罗庚带着家人乘船离开美国，并顺利于2月到达香港。在香港，他发表了一封字里行间充满激情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他们为国家民族早日归来：“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3月11日，这封信经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在海外游子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回国后，华罗庚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等职，是我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以及复变函数等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还把数学方法运用在生产实践上，创造了“优选法”和“统筹法”并做出了重大贡献。
华罗庚回国不久，“娃娃博士”邓稼先也迫不及待地回来了，带着最新的科学知识，还有一颗赤子之心。1950年8月，年仅26岁的邓稼先，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九天后，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事业。为了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邓稼先隐姓埋名二十八年，在大漠戈壁中忘我工作，连妻子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在做什么。1985年7月，邓稼先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手术后，他在国庆节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去看看天安门。住院期间，国防科工委的同志探视他时，问他：“我们国防科工委的同志们都很敬重你，想听听你的人生箴言。”邓稼先稍加思索说道：“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当时，回家的路常常被帝国主义者设置障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终身教授钱学森的归国之旅，就非常坎坷。1939年，年仅28岁的钱学森与导师冯 · 卡门合作，完成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建立了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他还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军用远程火箭，被冯 · 卡门称赞为“美国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1950年6月，获知钱学森要离美回国时，美国国防部海军副部长金贝尔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抵得上三到五个师的兵力！”此后五年的时间里，钱学森被监视居住，失去了人身自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千方百计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非法入境。
1955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开始大使级会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方代表王炳南就美国阻挠钱学森回国问题，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临行前，钱学森对记者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回国后，钱学森很快就向中央提交《建立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开始了“中国航天之父”的生涯。对此，周恩来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张劲夫也指出：“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懂得搞导弹关键靠推进器，于是科学院下决心搞新的推进器，靠两条腿走路，很快就搞出来了。没有两条腿，苏联毁约停援，我们就抓瞎了。”
英国政府也对中国学生的回国进行阻挠和刁难，还命令香港当局在签证问题上使绊子，以致在香港办签证竟要花两三个月时间。但是，留学生报效祖国的热情终究是无法阻止的。1949年年底，地质学家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从英国取道瑞典、意大利秘密回国，于1950年5月回到北京。他的夫人许淑彬回忆道：“到了北京，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仲揆，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曾考虑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仲揆回国后再开。谁知一直等了五个月还不见仲揆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仲揆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动，就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李四光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周恩来到住处去看他，一见面就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后来，李四光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地质部部长等职，领导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对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年底，有近400名中国留美学生、200多名中国留英学生，放弃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到20世纪50年代末，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和优秀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2500名。他们为新中国科教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做出了永载史册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