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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新中国的成立，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篇章。她开始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长期执政的党，担负起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历史重任。
新的环境、新的任务，也让党的队伍面临新的挑战、新的考验。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不断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为了防止腐败问题，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据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2月27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它的主要内容是：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增产节约，准备国家大规模建设；平衡收支，继续稳定物价。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为了继续坚持抗美援朝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所有企业、部队、机关、团体，“在编制上、工作上、人事上、作风上都要检查，能精简节约的都要精简节约，不必要的财政开支一定要减少，一切物资器材要查清。这样，才能把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到最适当、最需要的地方”。
全国各地的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展开后，揭露出大量令人震惊的贪污和违法乱纪现象。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列举沈阳市部分单位揭发出有贪污行为人员的事例，认为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11月20日，毛泽东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转东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在“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2月1日，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再次强调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他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从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接连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12月8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上致祝词，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月4日，中共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运动的指示，推动“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地进入高潮。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先后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在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对革命有功，但进城后堕落为大贪污犯。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公款，盘剥民工，贪污挪用专区地方粮、宝坻县救济粮、干部家属补助粮，任意挥霍，犯下了严重罪行。据统计，两人贪污盗窃的总数达到155亿元旧币。时任天津地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的苏玉振回忆说：“当时天津地委那儿的同志们听了都惊讶，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们都参加了，以功臣身份参加的，不到两年，就变了，成罪犯了，这里头有这样的教训，功臣思想。”确如他所言，刘青山就曾很不在意地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刘、张二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有人提出给刘、张二人宽大处理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做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11月30日，毛泽东批转了华北局关于刘、张贪污罪行报告。同一天，他还致电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毛泽东直接督促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严肃处理，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蔓延滋长，决不会做李自成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是对广大干部进行的一次廉洁奉公教育，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据统计，整个“三反”运动期间，毛泽东夜以继日地批阅各地报告，代中央起草决议、指示、批语、电报、信件等文件就达233件之多。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个条例对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作出规定，使有关的处理工作进入法庭审判程序。毛泽东要求法庭审判、追赃定案工作，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必须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指出：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据范长江回忆：当中央国家机关准备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审判大贪污犯的大会时，农业部有一个被定为大贪污犯的人证据不实，有人主张杀，周恩来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来审查案情，把它纠正了。
1952年10月，“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贪污千元以上者计10.8万人，为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2.8%。其中，以中小贪污人员为绝大多数，受行政处分的占20.8%，免受处分的占75.56%；贪污万元以上受到刑事处理的大贪污分子占3.64%，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立即执行的42人，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根据“三反”中发现的问题，中央总结和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主要是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以防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重新生长。
“三反”运动的胜利，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教育了大多数的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国家机关，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防止贪污腐败、铲除官僚主义作风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以这种高度的革命警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从而有效防止了干部队伍的腐化堕落，保持了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和党的肌体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