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四面八方，不要四面出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胜利。当时，除西藏、台湾和若干海岛外，其余国土均已解放，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开始好转。

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

在6月6日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他强调，要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这个胜利，必须创造三个条件：一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二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指出，要创造这三个条件，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完成八项工作：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工商业；人民解放军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的条件下，复员一部分军队人员，对行政系统进行整编；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全党整风。

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同志提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在即将开始的推翻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我们现在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中都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我们。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作“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将“四面八方”政策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四面八方”政策契合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构成特点，有利于解决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力。当然，要做到“四面八方”也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及其带来的暂时困难，使一些资本家怀疑共产党要实行社会主义，因而消极经营，有的解散职工，关歇商店，有的弃厂潜逃，以示对人民政府的不满，公私关系一时显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一些工人和小手工业者，由于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一时间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也表示不满。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1950年4月，他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在给上海市委书记陈毅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也明确地指出：“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为了便于“不要四面出击”方针的落实，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非常具体地指出，我们要使工厂开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并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但是不要过于性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主动地去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放手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不要怕别人讲话。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针对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评，强调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明确了打击的对象和团结、依靠的力量，为落实“四面八方”政策创造了良好条件。比如，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实现了一视同仁，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后，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获得的利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

“要四面八方，不要四面出击”，目的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当时，在全国范围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就中共中央起草的准备提交政协全国委员会审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说明。他指出：中央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在革命转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确定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和政策，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于保证我国革命在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顺利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 EBsoebK8aLL6sVkVVpnKtJY3L6ZtT631ZF32IZAnCIau63fv+MJhZCoVV8YvBg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