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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就十分落后，经过资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破坏，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三年多国民党反人民战争更使它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投机商人兴风作浪，恶性的通货膨胀长期存在。据统计，“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5月全国解放前夕的十二年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1400多亿倍，所辖地区物价上涨了85 000多亿倍。旧中国通货膨胀延续时间之长、货币贬值速度之快、物价上涨幅度之大，都是世界上所罕见的”。如果用市场的实例来说，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以买两头黄牛的话，那么到1947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到1949年5月，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仅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又掀起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风潮。物价的飞涨，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造成人心惶惶。对于新生的新中国政权来说，能否收拾这只“拦路虎”，直接关系到能否取得人民信任，站稳自己的脚跟。当时的美国政府、蒋介石集团，甚至大批资本家都声称，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一百分，统战上八十分，经济上是零分”。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素有理财之能的陈云。1949年7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他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在调查研究中，陈云发现，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所以，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后，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本来已被命令停业，但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聚集几千人在那里投机交易。时为上海华昌钢筋厂经理的郭秀珍回忆说：“国民党的那个币制已经不顶用了，发工资就要发那个大头、小头”，“就是银元，大头就是袁世凯的头，小头就是孙中山的头，所以要到街上去换那个银元”，“我就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没什么大意思，但是也没办法”。银元投机商公开叫嚷：“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这使上海市场的本位币实际上仍是银元，人民币反倒成了辅币。物价暴涨时，还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尽管人民政府再三警告，金融投机商仍置若罔闻。
为了制止银元投机，稳定金融市场，上海市财委尝试了一次“以银元制服银元”的经济手法，即集中大量银元到黑市上抛售，借此把银元价格打压下来。然而，即便是在1949年6月5日一天内抛出10万银元，银元价格却一点也没有回落。究其原因，在于银元投机商的胃口太大，不够吃。银元投机风潮严重冲击金融市场，是引起物价波动的根源，必须采取果断措施。6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最大的银元投机分子并没收其财产。商店也与人民政府合作，拒收银元。6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了正在进行非法交易的投机巨头及银贩238人。6月11日，上海中国银行受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委托开始收兑银元。
由于政策正确，计划周密，上海市的银元黑市在短时间内迅即消失。此后，武汉、广州等地也采取相应行动，对金银、外币投机活动进行严厉的取缔和打击。“银元之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投机活动，对于割断金银与市场的联系，控制金融市场，稳定物价，掌握市场的主动权起了关键作用。
经过“银元之战”，人民币的地位在上海得到巩固。但是，市场上物资紧缺的状况没有改变，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很大，投机资本还在蠢蠢欲动。他们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钻营投机生意，引发了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1.8倍。投机者狂妄地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11月中旬，上海物价已经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已经到了，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半月前希望把物价稳定在九月底的水平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八千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两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此，向各地下达了十二条指令，具体部署调运粮棉、紧缩银根的事项，并在第十二条明确提出：“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就这样，在投机资本继续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放工资而且不准关厂。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后来，薛暮桥在回忆录中写道：“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几天之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这一次，国家不仅能够主动地对付物价波动，而且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预定的要求。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平息在预计的水平上，这是极大的成功。”
经过十天的连续抛售，全国物价下降了30%——40%。到12月10日，“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各地市场趋向稳定，物价风潮告一段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经过重拳出击，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终于得到根本改变。如将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设为100，当年12月便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饱受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和社会动荡之苦的中国人民，已经多年没有过上这样安定的生活了，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大大地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信赖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