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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重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其中，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席卷大西南，特别是解放重庆这一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已经日暮途穷。但不甘失败的蒋介石，还妄想凭借西南天险，组织所谓“川湘鄂防线”负隅顽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重温抗战时期以重庆作“战时首都”、以西南为“复兴”基地的旧梦。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解放西南地区早有准备。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明确指出：“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一野以一部“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以截断胡宗南及川康诸敌南逃的退路。
为了迅速彻底地歼灭残敌，避免将敌驱赶到不利于行军作战的云贵高原、个别海岛或逃往境外，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又指示全军，在歼灭西南诸敌的作战中，必须实行完全不理会敌人的防线而远远超过它，迂回并占领它的后方，截断敌人退路，完成包围，迫使其不得不与解放军作战并一举歼灭它的作战方针。
1949年7月，第二野战军在南京召开高干会议，制定了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正式下达《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为了保证“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围”方针的实施，二野前委命令活动于陕南、鄂西的第19军佯动引敌，同时命令二野指挥机关由南京绕道郑州，做出解放军要取道陕南、川北的态势。当敌军主力调往陕南、川北一带时，解放军即从鄂西、川东一带向重庆、四川及西南进军。
10月中旬，二野前委在湖南常德组建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拉开了进军西南、解放重庆的序幕。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陆军大学校长的徐永昌，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就无奈地写道：“余以为如照常理，重庆可保一个月，最长亦不过两个月。敌如先解决沿海以迄滇黔取包围手段，渝地或能延长。总之，国际或敌人内部无变化，我大陆最多亦不过保持半年左右。”
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1月1日，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南守敌发起强大攻势，一举突破宋希濂的两翼，拦腰截断敌人的“川湘鄂防线”，十天之内相继解放了作为川东南门户的秀山、酉阳和黔江三县，旋即突破重兵防守的乌江天险，于11月24日解放南川。至此，重庆已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向所属各部发出了“速歼长江南岸之敌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二野兵分三路，向重庆迂回前进，穷追猛打。北路经涪陵沿江而上，中路由南川向西挺进，南路由綦江向北包抄，并于11月27日、28日，相继攻克重庆国民党守军外围据点江津县、渔洞镇、南泉镇，向重庆城区进逼。
11月29日，解放军进抵重庆市郊，歼敌5000余人。驻守重庆的国民党军队与党政要员，望风而逃。虽然陈纳德的“民运航空队”出动了所有的飞机，整日整夜地来往于重庆与成都之间，但逃命唯恐落后的官员在机场上演出了紧张的争夺战。路透社11月29日报道说，九龙坡机场最后一架飞机出逃时，约有30名乘客丢弃了行李，争先恐后地登机，但另外有27名乘客没有挤上飞机。在陆上，成渝公路上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内江附近渡口待渡的车辆达数百辆。
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从林园官邸乘车往白市驿机场，匆忙逃往成都。时任重庆市市长、卫戍总司令杨森，也率残部乘汽车从川北逃往成都。当天下午，二野第11军、第12军、第47军先头部队五个营，顺利渡过长江，进入重庆市区。12月1日，人民解放军在市中区举行入城式，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锡联为重庆市市长。
重庆的解放，标志着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大陆最后的老巢，使其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阴谋彻底破灭。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截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近一年的艰苦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收编改造了170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达到807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