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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造成的后果（而且不仅仅是后果）往往出乎肇始者的本意——这一事实构成以赛亚·伯林著作持续不断的主题，这并非因为观念付诸实践时往往会遭修正——对于这一主题，我们相当熟悉。在“观念如何被理解”这一点上的种种分歧，以及人之利益及动机的错综交织，都意味着任何观念一旦实施，必会被人掺假或扭曲。正如伊曼纽尔·康德所说（也是伯林最爱引用的至理）：“用扭曲的人性之材打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
不论伯林是否正确地阐释了康德，其所传达的信息毫不含糊：观念与其实践的差距恰是人类不完美的尺度。
伯林著作烛照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事实。一旦观念进入世界，必定焕然一改；一旦复现，本质已然变异，不复初衷。大卫·休谟声称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与其说是理性的推断，不如说是习惯的产物。这一观念进而成为其怀疑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后来却被用于服务宗教，实令这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始料不及。如果他真能预见这一前景，他会吓坏的。然而，他未曾预见的恰恰成为事实：虔诚教徒J. G.哈曼就是利用了休谟的观念辩护神迹的真实性。休谟利用起因怀疑论争辩我们不可能知道神迹发生，哈曼亦用同样怀疑论争辩神迹确已发生。于休谟，怀疑是哲学追问的终结，于哈曼，怀疑却是跃向信仰的起点。
正如伯林所澄清的那样，哈曼是浪漫主义发展的关键先生：“在我看来，有一个人给予启蒙运动最沉重的打击，启动了浪漫主义进程……哈曼由休谟开始谈起。他说休谟是正确的。如果你要问如何认识宇宙，那答案会是认识它靠的不是智慧，而是信仰。”
作为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哈曼给反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库里填入了某种悖论式的东西。当我们想起伯林的观点：哈曼反对所有启蒙思想家共同认可的理念，这种悖论就愈发突出。
彼此争吵的思想群组，最后统统归入“启蒙运动”，质疑它们是否共有一些智性追求蔚然成风，而伯林从未相信它们会有什么共同追求。当然，启蒙运动完全不是一场齐一运动。尽管如此，“这些思想家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德最终在于知识；只有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从哪里获得所需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最佳手段达到目的，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有德行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满意的生活”。
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颇多至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深不可弭，启蒙思想家都会接受三个基本假设：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性的。并非只是启蒙思想家，甚至也不只是西方相信这些假设——“这些正是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不管这传统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
他们表达了一种持久不衰的哲学，盛行于漫长世代和多种文化之中，而伯林列出的那些假设则支撑起西方主流传统，并且他写道：“它……也是浪漫主义萌蘖之处。”
浪漫主义并不单单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击，而是“迄今为止西方意识最重大的变革”。
此说堪称高见远识，极有可能夸张。但我们无须接受伯林关于“浪漫主义在现代思想体系中一锤定音”的断言，才能发现他对浪漫派教益的描述。如他所示，正是浪漫派将原创性引入艺术。他意欲表明艺术家作为创造者这一理念正是一种浪漫主义遗产。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蓬勃发展之时，创新本身才被视为是艺术作品中一种富有价值的特质；只有那时我们才开始相信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新意。除了原创性的理念，一些浪漫派还秉持另一种概念，即艺术家几乎是上帝一般的人物，可以任意重塑这个世界。原真性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人类应只追随他们自己创造的价值观或某种程度造就了他们自我的价值观——这一理念本身成为一种价值观，也许远比其他价值观重要，最终发展成一种理念，也即文化，或理想状态的文化应该是整体简单，自身纯粹，未受外来影响异化。正是从这一点浪漫主义开始溢出艺术，影响延及伦理学与政治。
在1965年华盛顿特区系列演讲中，一开始，伯林先做了具有导言性质的评论，描述了浪漫主义这种范围更大的影响，而《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正是由演讲辑录而成。编辑亨利·哈代记录了伯林讲座笔记的一个观点：“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这段话突显出伯林的思考：浪漫主义的影响非常矛盾。按照自由主义的标准理解：浪漫主义的政治影响几乎完全负面。在许多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卡尔·波普尔、雅各布·托曼等人看来，浪漫派是现代非理性主义政治的鼻祖，这种非理性主义政治犹如度数很高的啤酒，不仅解了民族主义者费希特的渴，而且使得那些与欧洲法西斯关联密切的危险思想家上瘾，如极右反动派查尔斯·莫拉斯。
伯林并未否认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浪漫主义具有危险性。在他的第五篇演讲“奔放的浪漫主义”中，他承认浪漫主义思想一开始就蕴藏这种危险。浪漫主义者对于创造力的信仰其实包含着对于因果关系，甚至对于逻辑的拒斥。对他们而言，理性是一种限制，而自由是意志的胜利。他们嘲笑和平的共存和理性的妥协；在他们看来，对深度尊奉的价值观的激情表达，不管其实践起来结果如何，才是唯一的真正人性，值得崇拜。由此生发出原真性膜拜，只有狂热信奉和虔诚践行被当作美德。人类生活就是一个战场，理想与生活方式总是抵牾，不可调和。任何缓和这种抵牾的尝试都是懦弱和自我麻痹之举，因为只有全心献身于自由选择的事业，人类才能成就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正如伯林所总结的，这种浪漫主义呈现出，“两种因素——其一是自由无羁的意志及其否认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其二是破除事物具有稳固结构这一观念的尝试。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因素构成了这场价值非凡、意义重大的运动中最深刻也是最疯狂的一部分”。
浪漫主义助燃反自由的运动。不过，伯林认为它同样滋养并更新了自由主义。“多重价值并存且互不兼容的观念；多元性、无穷性、人的一切答案和决定的非完满性的观点；在艺术或生活中，任何声称完美和真实的单一回答在原则上都不是完美和真实的”
——这一浪漫主义睿识，既启发了许多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又帮助锻造出更为持久的自由主义哲学。除了关注人类行为的非理性之源，浪漫派还有更多贡献。通过坚持人类理想的多样性，他们表达了对宽容的需求（尽管实际上他们可能会拒绝宽容），因为宽容，因为需要“在人类事务中保持并非完美的平衡……因此，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
借由观念史上常见的反转，浪漫派给自己鄙夷的理念和价值观延续了生命力。
会有一些人质疑伯林所捍卫的“人类事务中并非完美的平衡”是否真的来自浪漫主义关于人类价值多元性和不可兼容性的主张——如果确实如此，这种并非完美的平衡是不是和自由主义是同一种东西？是不是又会陷入某种伯林的“相对主义”？一旦追问起来又是漫游无疆，此处不宜纠缠。不过，在伯林的回击中，有些观点值得讨论。
首先，至少值得争辩的是，伯林勾勒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轮廓，这种自由主义并未建立在他所描述的“理性主义是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之上。囿于这种传统思考，许多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认定自由主义必须是一个得到明晰陈述的体系，由普遍性原则构成，比如，关乎人权的原则，而通常被指认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及运动，往往会有历史性变异，假设是否切合变异，则令人怀疑。伯林呼吁自由主义必须基于实践，主要基于宽容和体面实践之上，而非对错原则之上。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并未引起哲学家普遍关注，作为寥寥呼应者之一，阿维赛·马加利特在其卓荦之作《体面社会》（ TheDecent Society , 1996）中表达了相似观点，属于防守性哲学，思想来源清晰可见。无论如何，伯林表达的立场都有一个优点，对于那些对有悖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种种冲突做过深入研究的作者，伯林皆能清楚呈现其态度。部分由于这一原因，它可能会被证明要比现在正统的自由主义更具适应性。论及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力量与脆弱性，我们可能从亚历山大·赫尔岑和伊万·屠格涅夫那里得到更多的了解，而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或约翰·罗尔斯。
伯林找到了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彰显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不论是思想传统抑或将其具身化的人类都不是简单的整体，无法个个封闭起来，互不相干。当浪漫主义者将某种纯粹之物尊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时，他们其实也在设计将为人类的敌人所用的武器。同时，他们视而不见观念付诸实践的后果。任何观念，包括他们自己的观念都有可能变异为对立面。
对于这种现象，伯林进行了解释。他的价值不止于是填补观念史上的一页空白。他揭示出我们所有人都是诸多传统的后代，身上携带的观念都是纠缠一团的矛盾。我们无法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一如我们无法摆脱启蒙运动的影响。我们甚至不应尝试摆脱，因为，正像伯林在最后一场演讲的结语所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后代。”
本书思想激荡，充满悖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伯林见微知著的阅读方式。浪漫主义的信条本来鼓吹自我封闭的文化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它却在伯林笔下变成对相互竞争但优雅平衡的各种价值体系的有力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