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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熊召政和他的《大金王朝》 安波舜
初识熊召政先生是2005年的时候。原以为出生在湖北英山的熊先生，是儒雅的南方作家和诗人，一见面却认定他是一个地道的北方汉子。国字脸，大眼睛，相貌堂堂，走路带风，说话带笑，豪气干爽！酒酣耳热之际，他挽起自己的裤子，露出伤痕累累的腿说：“这是在黑龙江阿城考察时爬山、蹬古城石砬子的时候，划破的伤。”
这种体验式写作，费时耗力，是作家中的异类。于是，我问他，还要走多久，多远。
熊召政说，不知道。为了写《大金王朝》这部小说，他已经走了几万公里了。
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其他的网红作家要么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去推断戏说，要么盘踞书房从字缝里找灵感，在文坛也混得风生水起，赚得盘满砵满。
熊召政说，他和别人不一样。他在找“感觉”。为了写好大金王朝西路军四万铁骑偷渡黄河的细节，他在零下38度的寒夜，来到风陵渡，从河的南岸走到北岸，伸出手指感受寒风的凌冽和刺骨，推想当年守南岸的宋军为什么龟缩在屋里，没有发现北岸渡河的金军。是风声掩埋了蹄声，还是蹄声掩埋了风声？北岸的金军为什么在这么寒冷的夜晚偷渡黄河，他们的马匹和人是怎样的御寒？过了河之后，人马和辎重集结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让四万的人马和辎重囤积起来，还能不露丝毫的风声？
后来呢？一桌人好奇地问。
“狗血！”熊召政哈哈大笑说。渡河之前，金军将狗血泼在米饭里，给马吃给人吃，人和马燥热无比。而宋军龟缩在屋里烤火，将值班的战鼓，用吊起来的活羊后腿来代替，紧一阵，慢一阵，杂乱无章，被金军识破。至于为什么要在寒冬里渡河而不是在枯水期的春秋季节，熊召政用人类社会学的分析发现，大金十万人马的渡船，仅是造船的铁钉，北方的生产能力就达不到。
我立马被感动。也许《大金王朝》是继《狼图腾》之后，我编辑出版的另一部“旷世奇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历史。是小说就要写故事、写人物、写人物的灵魂。历史小说的宏大民族叙事，不容虚构。但是，作为刻划人物和烘托氛围的情节和细节，尤其是特殊情景下的特殊心理，乃至于重要历史时刻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人性脆弱和灵魂转换，同样不容“违背科学理性”去胡（戏）说八道，必须符合“逻辑”和“法则”，如此，才能不辱没读者的“智商”，满足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具有审美价值的经典性。这就要求历史小说的叙事者，不仅有文学叙事的本领，还要有极高的史学和哲学的修养。更重要的是，作家还要有到事件发生地去“验真”，实地体会古人的行为模式和意义，方才能够将读者的阅读体验带入“历史场景”。这样的作者，可遇而不可求。能够遇到熊召政这样的“验真”的作家，是编辑的缘分，是这个时代赐予的福分。于是，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不断地沟通，达成了创作共识：《大金王朝》必须跳出传统历史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的窠臼，以现代经典历史小说的叙事手法和语言，直抵人物的灵魂和精神世界。真实地呈现大三国时期，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的民族气质和性格，凸显娱乐至死和实干兴邦，剖析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制度选择、政情、风情和爱情……
谁知道，熊召政这一写，就是整整十四年，行程六万里。
“妈拉个巴子，都21世纪了，新中国都成立这么多年了，这些电视剧和小说还把北方少数民族当敌人、当侵略者！”
熊召政经常愤愤不平地说。我也有同感。问题是，这些电视剧和网络小说，还大有市场。早在19世纪的国难时期，以傅斯年、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发出“中国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呼声，也赋予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内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但是，由于汉文化尤其是农耕文化的基因中，“皇权”叙事依然是根深蒂固，而文化艺术界也以假大空的道统为圭臬，迎合底层社会的审美趣味，肆意渲染汉文化的奢靡浮华。这与进入21世纪的中国当下，极不相称！时代呼唤英雄励志，文化却醉心奢靡。但是，《大金王朝》能够打破这千年的叙事传统，给读者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世界观”吗？熊召政先生能做到吗？其实，我一直怀疑。
文学作品中的“世界观”不同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世界观”。它们有相同的地方，比如价值观的终极观照。但是，也有绝大的不同：文学作品的世界观，是作家通过自己的个体努力，用语言文字构建的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作家将真善美的必然和或然性，传达给读者，以期达到自己的美学目的：扩展自己独特的、多元的世界观。对历史小说来说，除了真善美的情感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个世界嬗变的规律性，也即历史嬗变的必然和或然性。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对中国作家来说，太难了！
尤其是，当你站在平等、客观的大中华的立场，回望千年的时候。
这样的牢骚、愤懑和不平，熊先生和我断断续续地发了十年。期间，不断传出熊先生介入影视，给写了部话剧《司马迁》大火的消息。但是，我们约好的《大金王朝》却迟迟没有完稿。打听他身边的人，一会说他开车去了宁夏的山沟，险情连连；一会儿说在锦州的葫芦岛古战场，诗意大发。每每打电话催问，熊先生都在电话里激情澎湃地朗诵一段台词般的对话，说我已经写到哪儿哪儿了。让我心怀敬意，又怅然若失。忍不住落寞地想，也许还要等上十年。因为，太难了……
谁知道就在我几乎要忘却熊召政的《大金王朝》的时候，2015年早春的一个夜晚，熊先生忽然来电话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金王朝.北方的王者》写完了，发到了我的信箱。我像一个急于揭底的赌徒，急忙将文档打开，彻夜拜读。当我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以大金军的元帅阿骨打为小说开头的时候，心里落下了一块石头。
我知道，“坏人”是不可以当小说的第一叙事视角的。也就是说，故事不能从“坏人”讲起。因为我们读者这些“好人”，很难进入“坏人”的情感动机和行为模式中。没有那个善良的读者，愿意在坏人的罪恶世界里被无辜煎熬。熊先生既然选择了阿骨打，选择了大金，那就意味着他要把同情、怜悯和爱，至少是理解和同情，赋予给这个苦寒之地的民族，这个在苦难中成长的“北方的王者”。通过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是非好恶，他们苦难和辉煌，去对比映照另外两个朝廷的悲欢离合：宋朝和大辽。这个故事结构，显然预示着一个大的史诗般的布局：
如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汉文化政权的内部争斗，而大宋、大金和辽国漫卷的却是民族洪涛的融合。这场融合，涉及的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战争也异常残酷。它所提供给后世的不仅有战争的样式、文化的优劣、制度的选择，也提供了密集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形态样本。作家不仅以文学的表达，更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客观公正地书写了北方民族对汉文化的吸收和整合……
应该说，这样的视角和格局，基本上是一个闭环的、逻辑自洽的“世界观”。剩下的就是作家怎么具体完成了。遗憾的是，由于作家使用的是现代小说叙事的方法，故事的代入感极强，三十五章读者一口气能够读完，在主人公张觉是否叛变的高潮处，小说戛然而止！等小说出版之后，几乎所有评论家和朋友们，小说真好。但是，没完啊……
我很沮丧。口碑不错，但图书的销量一般。因为“没完”。
我们只能等。这一等，等到了我辞去了编辑岗位，专事写作。
从出版转型到创作，我与熊先生的联系不仅没有断，还更加的频繁。在长长的电话中，我们从尼采、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权利意志，到康德的自由就是自律；从生物本能到生命本能，从激情到恐惧，我们成了“灵魂挚友”。
看得出，自从《大金王朝》第一部《北方的王者》出版之后，熊召政显然加快了创作的进度。但是，随着“大三国”激烈的冲撞和“演义”，一些历史的必然和或然，就要求作家做出回答，而且这些问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谁都知道大宋的GDP世界第一，谁都知道大宋是娱乐至死，但为什么知道了还前仆后继？辽，也曾是北方的枭雄，游牧的精英，为什么定居之后就不堪一击？如果说，体制内的臣子是惧怕皇权的黑暗无常，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么，为什么已经进入权力的顶峰宋钦宗赵恒兵临城下的时候，不谋军事请“神兵”？他惧怕的是什么？他的心理为什么脆弱？如果说，古人的心理不好揣测，那为什么现代乃至于当代的官场，屡屡爆出此类“不问马列问鬼神”的“荒诞”？
一句“人性的脆弱”太宽泛。
一句“制度的腐败”太概念。
能够穿透历史迷雾的不是思想。而是产生思想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传。尤其是重大历史时刻重要历史人物的灵魂转变。熊先生的写作进入了“无人区”：金、宋、辽三国领导人的性格细节和心理结构。写不出这些东西，枉称作家，也覆盖不了今天的读者智商。比如宋徽宗的性格，在保卫国家的关键时刻，把乱摊子交给自己的儿子。在拱卫帝都的关键时刻，自己带人先跑了。这与他的权利意志和才气智商不太相称。当我们谈论到这里的时候，熊先生常常慨叹，其实现在的西方的贵族学校就是花钱让孩子吃苦。只有吃得苦，关键时刻心理才能强大，只有身体强健意志才能坚强。苦寒之地的阿骨打们，饥一顿饱一顿，揣几个窝窝头就出发打仗了。他们的生存意志极强，反倒是睾丸素分泌旺盛，用刀剑与肝胆对话；而锦衣玉食的宋徽宗，是一个文艺青年，追求内心世界的精神自由，沉醉于书画艺术，多愁善感。你不能说他是坏人，但是当皇帝实在是太脆弱了。熊先生笑说，如果将来拍电视剧，一定让冯远征演宋徽宗。他们都长了一张文艺青年的瘦长脸。
于是，熊召政先生甩开了两支笔，书写着北方和南方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
一支笔写尽南方宋朝的繁华和奢靡。但奢靡的背后却是腐败的制度，以及这个制度造成的君臣恐惧和懦弱；这支笔，诗词歌赋，庭辩檄文，功力深厚；
一支笔刻划着北方王者的苦难和崛起。但苦难的背后是兄弟连心的平等和信任。他们不屑于勾心斗角和妥协转圜，一根肠子通到底。这支笔，写白话俚语，萨满歌谣，气势磅礴。
这样的写作几乎就是在消耗作家的精气神。因此，在熊先生写完第二部向第三部挺进的时候，我忧心忡忡地建议他“悠着点”，不然，身体吃不消。每一笔，都要消耗心血和脑汁，都是和自己的心在战斗！我说，我和铁凝合作《无雨之城》的时候，她写完稿子，枕头上落下一把一把的头发。和张抗抗合作《爱情画廊》，她交了稿子，就住进了医院。贾平凹和我合作了《土门》之后，我一直没有再期待他的新书。因为我最欣赏他的古典浪漫主义，需要他的身体强壮，才能憋出水汪汪的文字。如今的他，唉……
熊先生笑着说没事，身体好着哪，偶尔晚上还要喝一点。
2019年的春天的时候，熊先生写完了《大金王朝》的第三卷，开始往第四卷《崩塌的帝国》冲刺。短短的十几年，大金军六万人，击败大辽三十万，再败大宋八十万，所有的历史必然与或然，所有的思想与情怀，都要在《帝国的崩塌》里开花结果。第四卷不仅在让读者期待，也引起高层关注，熊先生一激动握着首长的手说，2019年年底前一定要完成。具体到出版实体书的日子，其实留给他创作的时间不足六个月。
我替先生犯难。要知道，熊先生打磨构思了十年才开笔写出第一卷，此后的创作节奏是一年一卷。有了前三卷的铺垫和起势，第四卷是爆发的高潮。需要作家充沛的体力和饱满的激情，在自己虚拟的“大金王朝”里，写出手起刀落，投鞭断水的气势！既要写出“我们替天行道，让狗犊子舔干自己的血……”这样的硬词，也要写出“为爱飞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这样的软文。六个月，时间太短了！
熊先生说他行。
熊先生提起笔，把第四卷所有的情节，在脑海里演绎了一遍，觉得不过瘾。再试一试，头有些晕。再试，血压和血糖都上去了。这些健康指标对一个65岁的人来讲，非常的正常。但是，对熊先生来讲，他不能容忍自己的身体机能像一台老式的发动机，预热一阵子，喘息半天，才能输出激情和能量。他本来是自律的，但是，熊先生写作有一个“游牧”习惯。写到那里，就住到那里，考察行走在那里。第四卷的写作基本是中国西北部，内蒙古和山西。大金的西路军的进军路线和彪炳千古的“太原保卫战”。一路上，内蒙和山西的朋友接待豪爽，喜欢听熊老师讲古。自然少不了草原的奶茶和烈酒。别人吃了喝了，随熊老师的故事消化了。但熊先生不好拒绝，吃的喝的，都消化了在长自己的身上，体重不知不觉就超标了。
交稿的时间和出版的时间定了，自己的大脑却供氧不足，出现了效率问题。熊先生到底是汉子，一发狠，决定减肥回春！说发狠，是因为别人减肥都是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熊先生没有那个时间和耐心，他减肥的法子非常的激进：每天只喝菜汤不吃饭，直到体重减到标准为止！菜汤也不是顿顿都喝，汤里的内容也不是珠玉膏肥，只喝一顿，真的清汤寡水，左以坚果数颗。初始，家人和朋友不以为然，轻松笑纳。但一天天下去，熊先生真的不吃，而且半个多月了不见松懈！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期间，熊先生每天还增加运动量，从一万步增加到两万步！更加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熊先生的体重居然一斤没有减下来。到了二十一天的时候，还是一斤没有减下来。家人和助理急了，找到医生和朋友劝说：毕竟不是小姑娘小伙子减肥啊，你这样要出大问题的啊！适当地吃一点或者运动量减一点都可以。熊先生不听。到了二十五天的时候，熊先生早晨一上称，忽然发现减了一斤，他欣喜若狂，更加有了不吃的理由。此后，几乎每天都减一斤！从158斤减到128斤，两个月减了三十斤。再次见到熊先生的时候，只见他肚腹平平，健步如飞。虽说脖颈上有些减肥后留下了皱褶，但两眼炯炯有神，话语里有男子汉翁翁的底气。他告诉我，减肥后的记忆力和想象力恢复到从前。第四卷最后的结尾，三天三夜未眠，一直坚持到写完最后一个字，才缓缓起身。我急忙看第四卷的手稿，赫然发现最后一节的题目叫“你看苍天放过谁？”隐隐有黄钟大吕的回荡之声，令人唏嘘感叹！
发出“你看苍天放过谁”的天问的，是一个叫陈尔拭的汉族随军参事。经历了大金灭辽灭北宋的全过程。此人纯属虚构，是故事中的结构人物，更是作者的代言人。《大金王朝》到了第四部《崩塌的帝国》，作者熊召政一直像陈尔拭一样，仅仅是客观叙事，忍而不发。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陈尔拭这个隐匿在大金王朝的汉族士子，看望了囚禁中的帝国皇帝还一心想着自己保命，不禁发出“你看苍天放过谁”的慨叹。这也是作家的慨叹，暴露出熊先生的潜意识里，对汉文化的眷恋和同情。尽管在理智上他用他的笔，宣判了帝国“娱乐至死”的死刑……
《大金王朝》全四卷出版了，虽说我不能参与其中贡献微薄，但是，我见证了熊先生的创作经历。见证了他的“气”是怎样从第一卷贯到第四卷，将每个情节和细节，锻造得钢铁一般，发出回荡千古的嗡嗡响声。仅作此记，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