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自然很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他提出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解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它们。我们看到工资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舒适的住房，并且养活整个家庭。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他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他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生活便利品上，这些便利品可以看成是奢侈品；并且，在特殊的场合，他甚至会为了虚荣和荣誉捐赠一些东西。”
在这里，斯密延续了《国富论》中对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的区分。斯密的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生存状态：自然生存状态和社会性生存状态。
斯密的回答触及了人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这种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
在自然经济形态下，没有交换或是很少交换，人的生活自给自足，不能否认，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基本来源是劳动。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状态下，人类社会超越了自给自足的时代，进入交换经济时代。如果说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的劳动的目的是直接满足自身、家庭或家族的需要的话，那么，在交换经济时代，劳动的目的是自身财富的增长。
从经济史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在交换经济时代开始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是很难滋生大规模交换的。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极度低下，人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甚至谈不上自给自足。而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封建自然经济时代，吃饱穿暖就是绝大多数劳动者最重要的终身诉求。我们习惯于用“男耕女织”来形容自然经济的运作状态，而耕和织，正是衣食的基本来源。致力于衣食温饱的自然经济时代的劳动者，物质财富匮乏，也没有太多剩余的产品以供交换，在总体上自给自足的同时，只有极少数的生活必需品，比如盐和铁，需要以交换和市场的方式获取。
商品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并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得支配地位，是在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萌芽到繁盛，进而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生成，生产财富的方式改变了、手段提升了，社会物质财富才真正丰富起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大规模的商业交换提供可能，真正的普遍化的商品经济时代来临了，而市场经济不过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在从事生产，从事劳作，但劳作的目的已经不是直接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是明确地指向交换市场：为交换而生产，出售商品，赚取货币。
市场经济时代，商品交换早已超越物物交换的低级状态，货币就是一般等价物，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代表。因此，货币拥有量也就成了衡量一个人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掌控程度的重要指标。
可以这样说，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的生存超越了自然生存状态，进入真正的社会化生存模式之中。
在自然生存状态下，人要维持的是自然的生命，无论是原始自然经济时代的刀耕火种，还是封建自然经济时代的自给自足，都体现出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种的繁衍的努力。这是真正的自然需求。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地产生，自然而然地持续，较多地体现着人的自然属性。因此，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所拥有的社会物质财富主要是生活必需品。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对自己的生存方式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客观经济环境没有给他们提供选择的可能。
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社会财富从生产到消费都远远超越了维持生存的需要。或者说，发达市场经济时代的人的生存需要，早已不是生命延续层面上的生存，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存，而是社会环境，主要是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塑造出来的生存境遇。
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指出，“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把价值授予某些东西。但除非别人掌握有购买这些价值的手段，便不会有人鉴赏，有人出价购买这些价值。上述手段由什么东西组成呢？由其他价值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果实的其他产品组成。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所谓“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事实上就是供给创造需求，这是萨伊定律的基本内涵。供给创造需求，是对人类经济生活过程的真理性揭示。供给由生产决定，人类社会历来就是生产什么，就供给什么，从而就需求什么。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会按照“社会需求什么就生产和供给什么”的逻辑来运行，另一方面仍然会按照“生产什么，就供给什么，社会就消费什么”的经济逻辑来运转。比如鸦片，假如人类社会始终就没有发明鸦片这一物品，那么鸦片就不会出现在一些人的消费清单中。鸦片，毒品，这是对人类社会有副作用的物品，因为有供给，所以就有了需求。对于人类社会有正面作用的物品，比如汽车，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汽车的发明创造，也就不会有对汽车的消费。汽车的出现，便利了人的出行，扩大了人的生活空间，也拉大了城市的框架。汽车制造需要钢铁，汽车出行需要公路，所以汽车的出现也带动了钢铁、水泥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汽车固然是方便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物品，它的出现确实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汽车不是人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活便利品。也就是说，没有汽车人类也可以生存。那么，汽车从什么时候起成了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了呢？那是在汽车时代已然生成以后。城市不断扩大，工作地和居住地逐渐遥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汽车，汽车时代的时间和空间逻辑对人的日常生产生活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导致一个人如果没有汽车就很难应对工作和生活需要。此时，汽车就成为一些人（在某些国家或某些地域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了。汽车如此，电脑、手机等物品更是如此。当只有个别人使用电脑和手机的时候，它们就是可有可无的物品，而当好多人都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生活必需品。比如，在大家都没有手机的年代，单位开会需要提前约定好时间和地点，所以往往会选择开例会，因为通知不便，时间地点不会随意变更，一般也不会召开临时会议。但是，手机的出现，特别是手机群发短信功能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成为被牵引的风筝，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用手机或手机短信，就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人的生存境遇，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客观经济环境改变了，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也会发生改变，会把曾经的生活便利品变成生活必需品。严格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是指维持人的自然生存和生命延续所必需的物品，如最基本的食物、衣服、房屋等物品。而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是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本身所预设出来的。
以上分析主要是针对人的物质需求和物质生活变迁而言的。而物质生活的变化，也会影响并改变人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
如斯密所言，即使是最低级的劳动者，他的工资收入也可以满足食物、衣服、住房的需求，甚至可以养活整个家庭，但是，即使经济地位低下，他也不会把钱仅仅花在维持生存所需的真正的生活必需品上，他还是会把钱花在堪称奢侈品的生活便利品上，甚至会为了虚荣和荣誉而捐赠钱财或物品。这就是一个社会认同和价值选择的问题。
斯密追问：“为什么在上层生活中受过教育的那些人，会把被迫跟他
吃同样简单的伙食、住同样低矮的房屋、穿同样破旧的衣服——即使无需从事劳动——的生活，看得比死还坏呢？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胃更高级些，还是认为在一所华丽的大厦里比在一座茅舍里能睡得更安稳些呢？情况恰恰相反，而且实际上是显而易见，谁都知道的，尽管没有人说出来过。那么，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
常识告诉我们，高档昂贵的服装穿在身上，不见得比普通的衣服更舒适更实用；住在豪华气派的别墅里，睡眠质量不见得比住在普通民居里更高。但是为什么人们普遍向往华服豪宅，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其趋之若鹜呢？产生斯密所说的“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竞争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斯密认为：“引人瞩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不过，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关心和赞同的对象的基础上。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也是因为他感到，在所有这些由于他的有利地位而很容易产生的令人愉快的情绪之中，人们都倾向于赞美他。想到这里，他的内心仿佛充满了骄傲和自满情绪。而且，由于这个缘故，他更加喜爱自己的财富。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他觉得，贫穷使得人们瞧不起他。……虽然被人忽视和不为人所赞同完全是两码事，但是，正如微贱使我们得不到荣誉和赞许的阳光照耀一样，感到自己不被人所注意必然会抑制非常令人愉快的希望，使得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愿望落空。”
斯密的见解是深刻的，触及了人的价值诉求背后的社会性因素。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价值观的生成却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问题，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假如一个人知道，即使他拥有数不清的钱财，拥有至高的社会地位，住豪华的别墅，开名贵的豪车，即使所有这些都已成为现实，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仍注定了没有人欣赏他、认同他，那么，钱财、地位、名车、豪宅对他还会有吸引力吗？再假如一个人流落荒岛，孤独谋生，那么，他还会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吗？我们知道，《鲁滨逊漂流记》中流落荒岛艰难谋生的主人翁鲁滨逊，就长期过着不修边幅的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所追求的所谓的成功，很多时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衍生出来的价值诉求。人们喜欢住豪宅、开豪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住给别人看的、开给别人看的。在这个过程中，豪宅豪车彰显的是主人作为成功人士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说，社会地位本身也不是目的，通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才是真正的目的。为社会认同而奋斗，这才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之源。正如斯密所说：“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分层级的，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其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属于生存需求，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属于归属需求，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属于高层次的超越性需求。不同层次的需求构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一般来说，当较低层次的需求没有获得满足的时候，人们不会有明确而迫切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一旦低层次需求获得满足，人一定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当温饱没有实现的时候，人会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努力，而温饱目标一旦实现，却似乎很少有人能止步于此。古代不少帝王醉心于长生不老之术。河北的秦皇岛，就是因秦始皇派人由此入海求仙而得名。秦始皇之所以有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虚无缥缈的追求，是因为他已经站在他的那个时代的金字塔的塔顶，现实中的一切似乎都不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于是便渴望长生。我们有理由认为，秦始皇觉得长生不死是可能实现的，如果他认定了这是真真切切的不可能，应该不会再有此举。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心理学层面佐证了斯密对人类社会动力之源的解释。
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人，虽然不会把华府豪宅和荣耀风光当作现实的目标去争取，但是他们会对富足而体面的上层生活充满羡慕和向往。斯密断定：“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便是人们同富者、强者的一切激情发生共鸣的这一倾向。我们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所表现的顺从和尊敬，常常是从对他们的优越境遇的羡慕中，而不是从对他们给予善意的恩赐的任何期待中产生的。他们的恩惠可能只给予少数人；但他们的幸运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人。”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斯密是反对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平均主义的，他认为，自然
生成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差异，对经济和社会进步有益无害。
斯密认为，人作为社会的人，通常都会追求与自己所处时代相符合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因为个人物质生活水平与其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支配权成正比，而且物质生活水平和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支配权，也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准，因此，对社会物质财富的追逐就是商品经济时代人们最基本的感性欲望和最重要的利益诉求。斯密对这一状况的态度是复杂的。他说：“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土地因为人类的这些劳动而加倍地肥沃，维持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骄傲而冷酷的地主眺望自己的大片土地，却并不想到自己同胞们的需要，而只想独自消费从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获物，是徒劳的。眼睛大于肚子，这句朴实而又通俗的谚语，用到他身上最为合适。他的胃容量同无底的欲壑不相适应，而且容纳的东西绝不会超过一个最普通的农民的胃。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消费不了的东西分给用最好的方法来烹制他自己享用的那点东西的那些人；分给建造他要在其中消费自己的那一小部分收成的宫殿的那些人；分给提供和整理显贵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小玩意儿和小摆设的那些人；就这样，所有这些人由于他生活奢华和具有怪癖而分得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们期待他的友善心和公平待人，是不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在任何时候，土地产品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人数。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忽略了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土地产品中所占有的份额。在构成人类生活的真正幸福之中，他们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似乎大大超过他们的那些人逊色。在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几乎处于同一水平，一个在大路旁晒太阳的乞丐也享有国王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种安全。”
斯密的这段论述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在《国富论》中，斯密揭示了“私心到达公益”的市场经济逻辑，他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会是意想不到的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们知道，《道德情操论》是比《国富论》早得多的著作。从斯密的这段论述来看，斯密“私心到达公益”的市场经济逻辑至少在《道德情操论》的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初步成型。斯密从剖析人的私心
出发，但他最后的理论归宿，是社会利益的增进与和谐。斯密对人的私心是有戒备的。他用“冷酷”“贪婪”“贪得无厌”等话语评价地主及富人阶层的贪财和逐利心态，对私欲的无节制张扬造成社会利益的减损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乐于见到“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私心到达公益”的社会经济效果，对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有着沧海桑田般的喜悦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