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工作这个概念，与劳动有着天然的联系。

劳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形式。人类社会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就需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二者都和劳动有关。

劳动是一个可以具体也可以抽象的概念。它既可以指现实生活中个人和群体的具体的劳作活动，也可以指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和工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来说，劳动的概念更为宽泛和抽象。我们可以在中英文双重的语言背景中清晰地透视这一点。比如，earn one’s living by manual labour，意为“靠双手劳动来谋生”。这里的“one’s”，是指不确定的任何人；这里的“labour”，就是指抽象的人的劳动，不能换成work或者job。但有时候，labour也可以译为工作，比如，a labour that calls for exertion and precision，意为“一件既要花力气又要精确的工作”。以上的分析既说明了劳动概念的抽象性和宽泛性，又揭示了劳动概念和工作概念的互通性和内在关联性。“Work”作为名词的时候，既可以译为工作、劳动（比如，be hard at work，“正在努力工作”），又可以译为职业、业务（比如，be in regular work，“有固定工作”，look for work，“找工作，求职”）。 “Job”作为名词的时候，往往译为工作、职责、职业和职位。这说明，相对于劳动，工作是一个更为具体的概念，往往在较为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还说明，工作和职业有密切的联系。

今天，我们审视“职业”这个概念的时候，首先会感觉到职业是如此多样。职业的多样化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事实上，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简单的劳动分工决定了职业并没有明确的分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早期的分工“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 “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造就了畜牧业从社会生产中的分离。

社会大分工这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近乎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属性。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其著作《鲁滨逊漂流记》中讲道，流落荒岛的鲁滨逊自然而然地发现并采取了一个对他有极大利好的营生之道：把猎到的活山羊圈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于是，荒岛上的牧场被建立起来了。假如鲁滨逊不是一个人而是和若干同伴一起被困荒岛，就可能会有人来专门负责畜牧。笛福的作品向我们透露了社会分工的秘密：只要条件具备，社会分工便会发生。这一点也印证了恩格斯的判断：“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

分工引起职业劳动的分化，“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造就的手工业的独立，对职业的分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手工业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在手工业内部，又可以分为很多行当，比如，制衣、制帽、器皿加工等，都属于手工业，但它们显然是不同的职业。分工的发展又引起新的分工，满足需要的手段又产生新的需要，分工一旦规模化，就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把分工推向更细更深的领域。

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意味着更多的物质财富被创造出来，产品越来越丰富，生产者越发不可能自我消费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就越发频繁地发生，于是，为交换而生产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 当交换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了，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商人阶层出现了。同手工业一样，商业内部也有非常细致的分化，人类社会的职业变得更加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职业的分化也逐渐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不同领域的劳动者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以至于人们普遍地认同“隔行如隔山”这一判断。

程社明教授把职业定义为：“职业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获得合理报酬，满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工作。” 这个定义讲到了分工，讲到了工作，讲到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也讲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这个定义充分地阐明了职业的内涵。社会分工本来指的就是劳动分工，即各种社会劳动的分化和独立化。职业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讲，也通常被理解为人们从事的工作。而工作（work、job）和劳动（labour）是内在统一的，区别无非是前者较为具体，后者较为抽象。

因此任何职业都必然意味着以分工的方式参与社会劳动，职业必然与劳动关联在一起。正因为职业和劳动的关联性，职业劳动才成为一个专门的概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工作，实质上就是职业化的劳动，是以分工的方式参与社会劳动。“工作”两个字拆开来看，“工”可以理解为分工，“作”可以理解为劳作。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分工越来越细，职业越来越分化和独立，几乎所有的社会劳动都以职业劳动的方式进行，就连家务劳动也不例外。家政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的职业、一种常见的工作类别，甚至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主妇也有了“全职太太”的称谓。

如果说，劳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形式，那么，在职业劳动普遍化的当今时代，工作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行动类型，是人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

同时，人是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存在物，人有思想和情感、人的社会行动受价值观的支配。工作作为社会行动的一种基本类型，也必然受工作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

价值是属于意义世界的一个概念，是人赋予的。

德国思想家李凯尔特指出：“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 李凯尔特所讲的事实上就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他强调说：“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意义性，而不在于它的实际事实性。”

李凯尔特把价值和意义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为深入理解价值的本质内涵提供了途径。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指出：“世界的意义必然位于世界之外。在世界之内，一切都是其事实上所是的那样，一切都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发生着；在其内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存在着一种具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然位于一切发生过程和如此-是之外。” 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分为事实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在事实的世界里，“世界中的一切事实都排列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之中，在那里起作用的是铁一般严格的逻辑法则。事实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感情而存在、变化的。” 比如，这个世界遵循万有引力定律，一个人从高楼上掉下来，如果没有任何防护的话，结果一定是粉身碎骨；这个世界遵循能量守恒定律，一个正常人，三天不吃饭就要倒下了，十天不吃饭就要死掉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起作用的是严酷的冷冰冰的自然法则（即逻辑法则），而意义在哪里呢？意义确实是没有的。但是，“人的意志和感情却能赋予事实世界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也就是说，意义是人赋予的，价值也是人赋予的。

既然价值是人赋予的，那么如何赋予价值、赋予什么样的价值，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价值即意义或作用，某事物对人有意义，有作用，就是有价值；意义、作用的大小也就是价值的大小。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某种事物对人的作用、意义、价值的观点、看法和态度。” 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就意味着，笼罩和包围着人的，不仅有头顶的天空和周遭的人群，还有无处不在的意义之网。意义之网构成人的意义世界，这是人的价值理性能力和价值赋予能力的重要体现。意义之网的形成，会受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毫无疑问，每个人的意义之网都由自己亲手造就。意义之网和意义世界，是人的价值观的底色，有什么样的意义之网和意义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相近的价值取向，会让人与人之间意气相投、志同道合；而相互抵触的价值取向，会让人与人之间势同水火、形同陌路。“价值观决定了‘好’与‘坏’的标准，因而与一定历史时期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关系密切。它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人的活动取向、导向问题。价值观不是和‘做什么’、‘怎么做’相并列，而是渗透于人的活动及其成果之中，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做什么’和‘怎么做’。人的活动及其成果，说到底，不过是人的价值观的外在表现。”

至此，我们可以把工作和价值观结合起来考量。所谓工作价值观，就是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工作过程、工作效果和工作成就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工作价值观作为一种主观能量渗透在工作活动和工作过程的方方面面。由于对人类社会来说，工作总是一种社会行动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孤立行动，工作过程和工作后果总会不可避免地牵连和影响到他人和社会，因此对工作价值观的考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探究过程，其中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美学等诸多领域。

如上所述，价值观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人的活动的取向、导向问题，工作价值观也不例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市场经济领域中，人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人出于利己的目的而努力工作，为了自身利益的增进而努力向他人和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可以被看作经济人。斯密所揭示的是一种经济人工作价值观。斯密乐观地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斯密的这一假设被归结为“私心到达公益”的市场经济逻辑。

经济人工作价值观从利己心出发，以个人的财富增长和福利增加为唯一价值目标，他人和社会仅仅是工具和手段。即使追逐私利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利益得到增进，但这也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经济人工作价值观的缺陷是明显的。第一，经济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现实的人是复杂的，具有多种品格、多种追求的社会人。社会人有追求经济利益的需要，但同时也有情感需要和道义担当，纯粹经济人的价值取向是反人道的。第二，经济人工作价值观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成为纯粹的经济人，但是，仅仅是经济人的价值取向，也足以产生巨大的负效应。现实生活中，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及他人利益甚至肆意践踏他人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三，法律约束仅仅构成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法律惩治不足以消除市场经济领域的损人利己现象。进一步说，仅仅依靠法律来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成本极高、事倍功半。从价值观领域消解经济人工作价值观的消极影响才是根本的举措。

事实上，斯密的学说中不仅有经济人，还有道德人。在《国富论》问世之前，亚当·斯密还出版了同样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在这本比《国富论》早得多的著作里，斯密用大量的篇幅揭示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辩证关系以及美德、正义和责任的重要性，强调利己与利他的和谐统一。

马克斯·韦伯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结合的层面上，阐释了把工作与信仰统一起来的必要与可能。韦伯从新教伦理入手，指出基于基督新教的“预定论”和“天职”观的宗教教义而引申出的社会行动类型，是勤勉踏实的入世工作。而这种基于宗教信仰的工作，是典型的“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工作成果可能是财富的增加和事业的成功，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证实自身的上帝“选民”资格，以自身的成功彰显上帝的荣耀。

韦伯所揭示的基于“天职”的工作价值观，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把价值和信仰因素纳入工作活动，无论是对工作者本人还是对社会，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价值观强调了理性化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乃至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这种工作价值观也存在重大的缺陷。在这种工作价值观支配下，人的工作是面向上帝的，缺乏世间关怀。工作成为敬奉上帝的手段，工作成果不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满足人的需要、增加人的福祉，而是为了颂扬上帝的恩德和荣耀。人是上帝卑微的奴仆，人的工作、人的终生辛劳，只不过是面向上帝的一种表演，人的地位和尊严被忽视和抹杀。

劳动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体现人的本质的“生命活动”。他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由于把劳动界定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因此劳动就绝不仅仅是满足物质资料需求的手段，它还是人的精神需要，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依据这个标准对现实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学说，以及《资本论》中详细剖析的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主要是针对生产性劳动而言的，但马克思从人的类特性和类本质的层面上所讲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可以涵盖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各个领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如果说揭示异化劳动概念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那么《哥达纲领批判》则是马克思晚年时期的伟大著作。这是一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该书中，马克思不仅讲到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还讲到了劳动是文化的源泉。财富本身包含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共同创造的结果。比如故宫这样的伟大建筑，作为古代的物质财富存留下来，我们绝不能说故宫的建造仅仅是体力劳动的过程；再如伟大的作品《红楼梦》，曹雪芹批阅十载，呕心沥血方有此书，谁又能说《红楼梦》的写作过程仅仅是脑力劳动的过程呢？而文化是一个比财富更为宽泛的概念，马克思指认劳动是一切文化的源泉，之后又提出“有益的劳动”这一概念，事实上是对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在内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和各个环节的人类劳动的价值认同。

工作和劳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工作是职业化、专业化和具体化的劳动形态，任何工作必然意味着以分工的方式参与社会劳动。马克思讲到了工人劳动，也讲到了农民劳动，他的研究视野已经进入了职业劳动的领域。总体来说，马克思的研究兴趣不在于职业化的劳动本身，而在于剖析劳动的社会组织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结构，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观的研究也很少上升到工作价值观的层面上，但是，他在揭示自由劳动和异化劳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从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层面上来思考问题。

比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 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体现着人的本质，确证着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主体地位。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却说：“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 这里他强调的是，尽管劳动可以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生命活动，但是不人道的劳动环境、不合理的压迫和剥削制度会使劳动者丧失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收获的不是自由和幸福，而是绝望和痛苦。

马克思高度向往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自由劳动，认为自由劳动的实现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最终实现。但是，即便是对自由劳动本身，马克思仍然强调劳动过程中的情感诉求和价值关怀。他说：“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里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马克思强调劳动不应该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劳动可以并且应该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可以娱乐化，可以等同于消遣，因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劳动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意义和尊严，劳动者对待劳动始终应该是严肃的。儒家所讲的“执事敬”（孔子语）在马克思自由劳动的语境中也并没有过时。

在现阶段，以马克思的劳动观为基础，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机统一起来，批判地借鉴亚当·斯密揭示的经济人工作价值观和马克斯·韦伯揭示的基于“天职”的工作价值观，汲取斯密和韦伯学说中优秀的价值元素，在比较研究的视域下吸收中国儒家思想中优秀的价值元素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结合起来，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统一起来，从人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要的高度把工作的物质追求和价值诉求融合起来，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工作价值观，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