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研究背景

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众多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也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产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见证了这一过程。较之西方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特有的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现象，随之也产生了城镇化问题和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

2.1.1　社会分工细化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也就是在一定资源禀赋下，让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通过缩短社会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能够提供优质高效劳动产品的人才可能获取高利润和实现高价值。

社会分工是社会范围的生产分工，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经济体，是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总称。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社会大分工：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畜牧业和农业分离为基础，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增加劳动产品数量丰富了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种类；在剩余产品与交换行为的基础上出现了私有制生产方式，奴隶制社会取代氏族部落，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为标志，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应运而生；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商人阶层走上历史舞台，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三次社会大分工见证了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分化，城市经济产生于手工业者和商人活动的集中地，而传统农民聚集地则以乡村经济为主。随着社会分工细化、生产力进步和剩余产品增加，劳动力市场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脱离体力劳动，转而从事相对安逸的监督、管理等活动，促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彻底分化。社会分工一方面将复杂劳动分解为劳动者易掌握的简单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使劳动者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专注于某一类劳动，在稀缺的资源禀赋下通过掌握劳动规律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以上两方面的结合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越发达，分工越细化，所要求的劳动力职业化水平越高。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极大促进生产力提高，由此推断，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是使不同岗位的劳动者走向职业化的必要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立就业能力，生产效率也将大大提高。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适当的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较理想的人职匹配。在社会分工细化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职业化有效提高劳动力水平，促进劳动力知识和能力的增长。表2-1显示，在分工细化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范围较广。

2.1.2　科技飞速发展

经济增长以产出不断增加为标志，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产出。虽然通过不断增加投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如果将经济增长按照资本和劳动的贡献进行分解，除了要素投入外，还存在索洛残差。索洛残差的出现伴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进而带来生产力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就国民生产总值来讲，20世纪初科技进步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所占比重仅为5%～20%；而到七八十年代，比例却超过了60%（丁栋虹，2000） 。显而易见，知识已经超越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同时人力资本也取代了物质资本，一跃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能完全依靠物质资本投入谋求发展，而应该更加注重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积累。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熟练技工和技术专家在科技突破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只有把科技与人力资本相结合并且转化为新资源优势，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所谓产业革命，必须以非常重大的技术突破为前提，它会使整个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得到前所未有的飞跃。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历次产业革命进行描述。如果从人口角度来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每一次产业革命应当实现的是，使前一个产业阶段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人口“趋零化”。所谓“趋零化”，就是指由于劳动技术生产率的提升，使得上一个产业阶段出现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并向其他生产领域转移，直到该领域所用劳动力占比从最初的70%，甚至接近100%，降低到2%～5%。

表2-2表明，2005—2015年，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与21世纪初相比没有变化，劳动贡献与20世纪相比变化不大，资本贡献与20世纪相比比例有所提高。

与此同时，对于就业而言，科技进步可能有着多重意义。一方面，科技进步能够促进和扩大就业是一个远景。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并提高了生产力，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增强，同时取得了剩余价值、增加了资本积累，国家更有财力，提升了国民福利。另一方面，社会分工的细化是建立在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基础上，而技术创新必将催生出新的生产部门和职业门类。因为要解决复杂的科技问题，许多专业化的技能逐渐独立出来，成为生产中的新要素，也成为许多劳动者借以取得收入的新机会 。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既能节省大量劳动力，又能创造出新的计算机工业群体，并且在计算机使用过程中，还需要大量的程序设计人员、系统分析员、纸带打洞员、磁带管理员、设备调控员、机器检修员等。围绕先进机器、设备和生产工艺的使用、维护和改良而产生的许多专业化技能和知识，相互依赖和促进，拓宽了劳动者的就业领域。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现代生产的一个重要群体和技术工人人力资本的主要载体，其素质的提高毫无疑问会带动经济质量的提升。以提高就业质量为核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就是开启中国新人口红利的钥匙。厉以宁（2012）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传统的以出卖体力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廉价农民工劳动力也将成为过去时，取而代之的是技工时代的开启 。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技工时代还会过渡到高级技工时代和专业人才时代，而农民工也将完成从低级体力劳动力到高级人力资本的过渡，职业化赋予了这一群体进步的资格和条件。农民工职业技能缺乏和职业水平低下导致现有产业结构与新兴产业发展不协调，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环境构建的需要。

2.1.3　传统人口红利消失

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所谓“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人口条件 。现代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问题，是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统一。人口数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和地域内的人口总数，即在一定时点和地域范围内构成整个社会群体的个人总和，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资源的基本指标（邱红，2011） 。在人口数量方面，人口增长、人口密度与人口结构从不同方面影响着现代化进程。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中国人口数接近13.5亿，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资源有限性来讲，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从技术进步和刺激有效需求来讲，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蔡昉等，2009） 。由于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增长停滞，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人口密度加大和资源短缺之间的困境。按照胡焕庸（1935）提出的爱辉—腾冲线 ，我国东南地区36%的国土面积上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而西北地区64%的国土面积上的居住人口仅占4%。人口密度过高导致资本稀释，负向影响经济增长，人均GDP不容乐观，客观上桎梏了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从国外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变动规律来看，“边富边老”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和比例降低以及非劳动力人口数量和比例增加带来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则体现为劳动力供给的缩减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劳动力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效能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甚至出现经济停滞和衰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有其正面效果，潜藏着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机制。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妥善处置和利用人口老龄化，持续调整和优化经济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除了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经济行为，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不同。一切大的经济发展过程，对劳动力的需求都主要靠劳动力的流动、转移或移民来满足，而不是靠自己生产劳动力。英国工业革命通过圈地运动从本国农村提取劳动力；工业革命后，欧洲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刺激了大量不人道的奴隶贸易；美洲的发展不仅伴随着奴隶贸易，而且以吸引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移民为长期政策。

另一个问题则是以劳动力素质为核心的人口质量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劳动年龄人口的高比重，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充分和人口抚养比较低。根据统计，抚养比下降对改革时期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7%（张晔林，2008） 。随着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仅依靠出售廉价劳动力来谋求发展不可能成就真正的世界强国，因为廉价劳动力无法提供创新性能力、新产品研发和足够丰富的智力资源，而这些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缺乏的主要因素；另外，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消失，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却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逐渐减少，以“民工荒”为表象体现出传统“人口红利”正面临空前挑战。面对以上人口困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需要通过职业化培养新“人口红利”，把廉价劳动力逐渐发展为技工、高级技工和专业人才，提高全民素质，培植科技竞争力，实现现代化。

从图2-1中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乃至整体劳动力供给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在人口年龄结构不理想的状态下，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弱，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想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需要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集中投入到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当中。近年来，外出务工的农业劳动力虽然大幅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0.5%～5.3%的农业人口比例相比，我国48.73%的农业人口比例显然过于庞大。根据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亿人，而在这2.6亿“流动人口”中，农村户籍人员就接近2.3亿人。按照中等收入国家农村人口比重平均为23%的水平，在现有基础上仍然存在1.17亿农业人口有待转移。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顺利转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问题，主要在于非熟练劳动力大量过剩和熟练劳动力短缺。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产业大军的主体，农民工对工资水平和劳动权益保护的要求及预期会快速提升，如何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消化增加的劳动成本，以及如何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大大落后于城市技术工人的客观现实，政策着力点除了摒弃制度与政策障碍外，农民工职业化也是一项重要事业，不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助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2.1.4　现代化的需要

不可否认，教育和劳动力的生产从国家宏观层面上来说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但从微观层面上，劳动力的生产，只是家庭和个人自己的事情，建立在家庭和个人对自己未来福利考虑的基础上，与微观经济过程关系甚微。从根本上来说，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富裕，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而要实现这一点，持续不断地提升劳动技术生产率是最核心的途径，但也不可能离开现代化的支撑，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人力资源，都依仗宏观环境而存在发展。所谓“提升劳动技术生产率”，就是要让同样的工作用更少的劳动力来做。尤其是在当前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成熟的时代，大幅减少原来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已经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认为更多劳动力是人口红利的看法，需要小心新出现的重大技术革命因素。

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人口城市化是21世纪的人口发展方向，带来了人口的集聚与离散的双重变化，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再分布运动，同时带来了文化、资金、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流动，但也挑战了人口变动与资源环境的互动关系 。按照传统经济学观点，劳动力会从生产效率低的领域向生产效率高的领域转移。这种观点如果以“第三产业理论”的角度看就会存在问题。某个领域之所以出现剩余劳动力，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劳动生产率提升，不需要原来那么多人，才出现剩余的。与第二、第三产业不同，农业除了以上原因，还受到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农业收入不高等因素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很多服务业其实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从工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转移的劳动力是“被迫的”。很难想象，现在绝大多数低技术的服务业，相比大工业生产会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力，它们也无任何革命性的技术突破。这些产业工作事实上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不完全的工业化所遗留下来的、不能进行大机器生产的部分工作内容。

根据国际经验，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到5%以下、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比重下降到30%以下、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重大转型时期的到来。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在2010年已经下降到10%以下，2017年下降到7.9%左右；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的比重在2010年已经下降到38%以下，2017年下降到18%左右；在人口的城乡构成中，2010年城镇常住人口比重达到48%左右，2012年已经超过50%的结构转换临界点，2017年已经达到58.52%左右。这些指标表明，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城市化将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推动我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处于经济增长阶段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转换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越发重要。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问题，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人力资源的人口的问题不容小觑。面对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现代化建设的“新四化”，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较之以前的“四化”，“新四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城镇化”这个现代化建设载体。按照户籍所在地，中国总人口可以分为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当着不同角色来完成统一的现代化任务 。

由图2-2可以看出，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职业农民工的过渡和职业农民工向技术工人的转变，只有实现这一群体的职业化，才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最终顺利实现国家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