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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首次外出打工时间为标准，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可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农民工在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活生产要素的延续，“新生代农民工”特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农民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把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务农机会较少、外出动机与期望与第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的农民工群体”。相对于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土地依赖性弱、文化程度较高、生活条件较优越、维权意识较强等特点（韩长斌，2007）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目庞大，占农民工总人数的60%左右。他们基本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或者在农村老家就读，或者随父母外出，在父母打工地完成基础学业，然后进城或留城打工。相对来讲，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对农业、农村，还是对土地、农民都比较陌生，大部分人完全没有接触过农业，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淡薄，纯粹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社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秉持着“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相对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工作的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改变，使得这个群体在文化、经历、行为观念、外出动机、职业期望、教育背景、身份认同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农民工群体代际差异不断增大。对体面劳动与尊严的渴望与追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他们对城镇化的需求不再仅仅停留于经济城镇化层面，而更强调社会城镇化层面和心理城镇化层面的高度融合。
表1-3表明，2016年，我国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3.9%，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比2015年提高1.2个百分点，更加凸显了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新生代农民工日益重要的地位。
表1-3 农民工年龄构成 （%）
数据来源：《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本研究认为，在全球经济减速、人口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引擎的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年龄介于16～40周岁，在完全脱离农村的动机驱使下，愿意且有能力通过自身劳动以固有的土地福利置换城市福利，从低效产业转移到高效产业，通过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主动参与到城镇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户籍人口。
农民工是一个人力资本比较欠缺的群体，其职业分布多集中于体力劳动，如建筑业和制造业。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行业接纳了这一群体，农民工的身份也得到了确认。2015年底的城镇工作会议指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并且有机配置城市内部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资源，以求创建和谐有效的城市。相比于数量巨大的低技能劳动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似乎更青睐高技能人力资本。从图1-2中可以看出，2016年，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仍以体力劳动为主。2016年，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2.9%，比上年下降2.2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0.5%，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9.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6.7%，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1%，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图1-2 我国农民工职业分布
资料来源：《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相比较传统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业基本类似，但结构有所差异，更多集中于第三产业。这可能源于这一群体“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其在城市就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存需求，还为了谋求职业发展，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利益诉求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一是追求融入城镇化进程，他们几乎摒弃了返乡务农的意愿，因此也毫无意识去积累务农技能；二是追求融入工业化进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对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对传统农业；三是追求融入现代化进程，希望能够真正融入并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希冀在城市享有一系列保障并且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及生活品质提高。虽然这一群体对城市产业的熟悉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他们囿于自身人力资本的欠缺，面临着难以就业和难以稳定就业的问题。其所从事行业仍与第一代农民工类似，即使有机会从事第三产业，也主要集中于体力劳动，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淀，进而影响到他们与资方博弈的能力，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因此，就业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系列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之本，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条件。这就更加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切实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笔者认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培育新型农民工，即具有职业素养的职业农民工。如何培育职业农民工，如何推进各方面相关改革、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职业化的前提是必须存在相关职业，农民工职业的存在为农民工职业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农民工职业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又使对农民工职业化的分析有别于其他职业，因为农民工职业内的从业人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从事的多为在社会上受歧视的职业，如建筑工人、保姆、一线生产工人等。农民工职业化是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经过市场竞争，具备一定的从业技能和职业资格，与出身和地位无关，完全从职业道德角度来投入到现代化建设，真正使这一群体成为有知识、有技能、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工的过程。其特征主要有三个：第一，新型农民工已经完全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化进程之中，成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得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第二，新型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他们掌握一定技术，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第三，充分进入市场，并擅长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能适应和推动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最大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化既不可避免，又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从本质上看，农民工职业化与农民职业化同属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相关研究也都从农民职业化这个角度入手。对农民职业化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农民职业化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培育新型农民的最重要出路之一。农民职业化的前提和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有研究表明，农民职业化的进程也就是转移出去的农民工的职业化过程，只有顺利完成农民工的职业化，才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他们在“候鸟”式就业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完成彻底转移，而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加大教育和培训投资力度，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
“民工荒”现象引发了更多对农民工职业化的关注。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工荒”的本质、出现原因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民工荒”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学界学者倾向于对劳动力梯度转移的分析，社会学界学者则更看重农民工价值观念的改变及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影响。不管其研究侧重点有何不同，有一点是众多学者公认的因素，那就是农民工自身原因，即农民工自身的知识技能无法满足企业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全国累计有25278万名农民工，其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仅为29.1%，参加过培训的只有35.6%。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29、2.19和1.89。因而需要企业和政府加大培训力度，让农民工成为名副其实的技术工人。
但是职业技能的提升并不是农民工职业化的全部内容。农民工职业化不仅需要农民工自身技能的提升、素质的提高，还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和资源的平等分享，因此有必要从市场化的视角来看待职业农民工和定义农民工职业化，然后从制度经济学中寻求农民工职业化的实现路径。
对正处于新时代改革期的中国，城市化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大问题。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必要步骤。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是适用于一国内部不同职业之间和不同工种之间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斯密的分工理论无疑为农民职业化发展和农民工职业化发展同时指明了方向。所谓农民的分工分业，就是把现在的兼业农民分解，进行职业上的划分，实现农民身份的多种转变，即由单一的农民转变为农业生产和经营者、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者，也就是转变为职业农民和职业农民工。
农民工职业化的目的是培育出专业化的产业工人，进行专业化的劳动，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贡献，进而加快工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职业化农民工作为当前的产业大军，富有改革和开拓精神，充满积极向上的激情与活力，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拥有较高的劳动素质和能力，愿意为中国产业化发展进行有益尝试。通过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掌握更多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将得到提高，使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持有更多的话语权，进而更好地实现其职业化，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发展。
如果说“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那么现如今在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状况下如何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便是一个重大问题。已经和正在形成的人才红利、改革红利将是支撑我国战略机遇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最好的红利则集中在人才红利。作为人口红利的接续，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利益。通过主体要素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农民工职业化会造就一批高素质劳动力队伍，使我国传统劳动力结构发生质的飞跃，一旦得到有效利用，将产生巨大收益，并且可以显著而持久地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业化率远远高于城镇化率，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我国的城镇化率也逐渐提高，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基本适应。但是我国的城镇化更多侧重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发展相对缓慢。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城镇化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职业化农民工的培育必须提上日程。农民工职业化可以从根本上加快和促进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