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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镇迁移并融入城镇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涉及居住的乡-城转换，关乎人类基本生存的居住问题对农业迁移人口显得尤为重要。而由于中国的住房制度呈现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后将面临完全不同的住房制度，因而，研究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忽视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人的城镇化”是中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而现行带有福利色彩和社会保障性质的农村住房制度亟待变革。如果农村住房制度进行类似城镇的市场化改革，将对人口城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促进还是阻碍农村潜在迁移人口做出乡-城迁移决策？是否有利于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合或市民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理论方面，本书较早研究农村住房财产权对农民迁移的影响，将拓展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视野。本书属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范畴。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ur Migration，NELM）在考察不完全市场、融资约束和各种交易成本等因素的情况下，重构了家庭最优资源配置问题（Stark等，1985）。相较于主要考察城乡工资差别的传统人口迁移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在研究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的国外文献中，关注土地产权与人口迁移关系的研究较少，研究土地转让权变迁对人口迁移影响的更少，而研究农民住房财产权对人口迁移影响的文献几乎找不到。尽管不少国内文献探讨了承包地和宅基地流转与人口迁移的关系，然而目前尚未检索到研究农村住房流转与人口迁移关系的文献，本书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另外，本书丰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理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涉及的人口之多、情况之复杂，在世界城镇化历史中都是比较罕见的（李强等，2012）。特别是中国施行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使得西方城镇化理论的中国化充满挑战。人口城镇化率较高水平下，住房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镇化质量提升之间关系的命题，就非常有中国特色。本书从人口迁移和城市融入角度，探讨农村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就属于此领域的一种探索，将有益于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建设。
实践方面，本书对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首先，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破解城镇化中的诸多问题离不开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建设用地利用粗放低效、“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等，一些问题长期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比如“小产权房”“城中村”和“空心村”等。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是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户籍管理、土地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正全面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涉及承包地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征地制度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等方面，然而，直接针对农村住房流转方面的改革却未启动。鉴于住房对于农民家庭的重要性，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与生产要素城乡双向流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其次，农村住房市场发展有助于实现农民财产性权利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民增收关键取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赋予农民财产性权利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农民住房财产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住房市场。因而，引导和培育农村住房市场成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必由之路。
再次，激活农村住房的资产属性事关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住房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然而，我国农村住房的资产属性始终受到抑制。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日益凸显。农村住房市场化将激活农村住房的资产属性，有利于放松农民创业的资金约束，从而激发农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此外，农村住房市场化还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进而扩大农村内需。这都将助力我国在新常态下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