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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文献中出现了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市民化、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等诸多概念，本书认为有必要对其关系进行探讨。
（1）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空间城镇化
尽管对城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其概念的认识却并未达成一致。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都有各自界定，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对城镇化的概念界定均有差别。另外，各国国情不同、所处历史时期不同等也导致了对城镇化理解的差异。综合来看，这些概念都强调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某些方面由农村向城镇的转变，都认为城镇化是一种改善和进步。例如，从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向城市集聚、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化。由于城镇化的内涵本身包含了人口的乡-城迁移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因此，人口城镇化并未被单独关注。
对人口城镇化的特别关注始于对城镇化速度是否过快的反思，陆大道等（2007）较早指出我国城镇化过于“冒进”，“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此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命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吕萍等（2008）较早对“土地城市化”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土地城市化是土地利用属性由农用向建设用地的转变过程，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表征，并以建成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作为衡量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卢海燕（2005）认为，空间城镇化是城镇化的载体，是地域和景观由乡向城的转变。陶然等（2008）认为，空间城镇化是城市建成区和工业发展区大规模扩展。
本书认为，城镇化意味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乡-城转移。城镇化进程是个系统工程，人口城镇化是其核心，土地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也是其重要内容（如图2-6所示）。而土地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是极为相近的概念，两者都基于城市实物建设，只是侧重点略有差异，土地城镇化更强调城市建设对农用地的占用。也有学者认为，空间城镇化也可以用建成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来衡量（卢海燕，2005）。
图2-6 城镇化相关概念的关系
（2）人口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市民化、转移人口城市融入
《人口辞典》中将人口城市化界定为：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Pressat等，1985）。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随后，“人的城镇化”被使用得越来越多。对于市民化的理解，从现有研究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市民化”强调形式上的市民化，指流动人口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市民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王桂新等，2008）。广义“市民化”强调实质意义上的市民化，不仅强调权利和社会地位的市民待遇，还更强调流动人口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等多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刘传江等，2008）。李伟（2014）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指农民工流入城市后，通过适应与调整，逐渐被城市人接纳，同时建立自身的身份认同，享受市民化待遇的过程。有学者认为，“人口市民化”“城市融入”“城市融合”和“社会融合”等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指代范畴基本相同，其内涵差别不大（韩俊强等，2013a）。
综上，本书认为，人口城镇化是人口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表现为农村居民的聚居地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业人口的就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农民的行为与生活方式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同土地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其他方面城镇化共同构成城镇化的内容。人口城镇化包括农村人口的乡-城迁移与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两大过程。仅有农村人口的乡-城迁移，不一定实现完全的人口城镇化，因为迁移人口流入城市并不一定会在城镇永久居住。只有两个过程均得以实现，才是真正的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方面指农业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表现为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城镇化率作为衡量指标。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快速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率的迅速提高。“质”的方面指迁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城市融入。市民化主要指农业迁移人口在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获得市民待遇，享受公共服务，可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城市融入主要指农业迁移人口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由农民向市民转化。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的“人的城镇化”，主要强调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既包括市民化，也包括城市融入。本书所研究的农村住房市场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将包括“质”和“量”两方面，分别考察农村住房市场化对农民乡-城迁移决策（“量”）和农业迁移人口城市融入（“质”）两方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