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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镇化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但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专门界定的文献却很少。从文献检索看，中国学者对人口城镇化的研究始于1983年，2010年以后呈爆发式增长。从中国知网检索情况看，最早在学术论文题目中使用“人口城镇化”一词的是顾纪瑞等（1983），认为城市人口增加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并没有对人口城镇化做专门界定。以“人口城镇化”为主题词检索，2016年共有392篇论文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人口城镇化的模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人口城镇化的水平测算等问题，很少有文献专门探讨人口城镇化的内涵。韩兆洲等（2005）认为，城镇化应该包括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是区域城镇化的核心，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化和人口向工业区聚集。专门探讨人口城镇化的文献较少，可能是因为已有文献将人口城镇化等同于城镇化，既然已经对城镇化的概念有充分讨论，没有必要专门界定人口城镇化。
发展经济学认为，城镇化实质上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并逐渐融入城市的过程（张培刚等，2009）。因此，关于同人口城镇化相关的研究，此处主要综述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农业迁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两个方面的文献。
（1）农村劳动力迁移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迁移（转移）的影响因素和产生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由于本书主要考察农村劳动力迁移受到农村住房市场化的影响，因此，主要综述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
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较复杂，可分为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方面，早期文献重点研究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后续研究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就业等因素。非经济因素包括个人和家庭特征、迁入迁出地的区域特征、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等。Rabe等（2012）认为，迁移决策取决于迁移者在迁移后的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而该期望效用是终身收入、就业机会、住房价格等方面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差异以及迁移成本等因素的函数。
经济因素方面，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是早期研究关注的重点。蔡昉（1995）认为，改革开放引起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追加动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均出现扩大趋势（Zhao，1999），而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变化趋势与此基本一致（蔡昉等，2003）。针对收入更低的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迁移规模却远低于中东部地区的现实，蔡昉等（2002）采用斯塔克（Stark等，1991）的相对贫困假说进行了解释，认为家庭收入差异导致迁移成本支付能力不同。范晓非等（2013）采用CHNS（中国健康营养调查）的微观数据分析发现，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最为显著。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省内人口迁移的重要“推-拉”因素之一（张苏北等，2013），区域经济差异对人口迁移有正向影响（杨风，2014），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人均GDP对于人口迁移的影响明显（刘生龙，2014）。关于产业发展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学者发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大，人口迁移越多（张苏北等，2013），农业条件的改善反而会使农民留在农村耕种（朱芸等，2014），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效率随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高（关海玲等，2015），第一、第三产业技术进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长期显著相关关系（佟光霁等，2014），程名望等（2006）却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是工业技术进步。关于就业因素的影响，存在分歧，有研究认为失业率对人口迁入影响较小（龙奋杰等，2006；徐宏伟等，2015；原新等，2011），但也有研究认为城乡就业差距会对农村居民的人口迁移形成反向影响（朱芸等，2014）。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对其非农就业稳定影响（罗明忠等，2015b）。
非经济因素方面，学者认为，个体属性因素深刻地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决策（赵春雨，2014）。男性比女性更有迁移倾向（Ayers等，2012；Kaushal等，2015；Vadean，2015；雷光和等，2013），教育对劳动力迁移有显著影响（范晓非等，2013），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和年轻人更倾向迁移（Ackah等，2012；Kaushal等，2015；Vadean，2015）。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规模对于个体的迁移行为是正向的刺激作用（朱芸等，2014），但对家庭的迁移则是负向作用（周皓，2006），有迁移者的家庭更加容易迁移（Ackah等，2012；雷光和等，2013；原新等，2011）。动力转移决策受家庭构成与劳动力负担率显著影响（郝立丽等，2014）。迁入迁出地区域因素方面，通信越落后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迁移（Zhao，1999），气候对人口迁移有直接影响（Upadhyay等，2015），受教育人较多、医疗福利高、水资源和卫生条件更好的地区对迁移人吸引力更大（Ackah等，2012），迁入地人口规模越大迁入人口也越多（Kaushal等，2015；王桂新等，2012）。文化因素方面，迁移人口倾向于选择与迁出地文化习俗相似或者同乡、亲戚较多的地区（Epstein，2015；Vadean，2015；雷光和等，2013）。农村家庭关系网络对成员外出就业影响为正（程名望等，2014；张建华，2015）。
较多文献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制度因素进行了研究。我国长期存在的城市导向的制度惯性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傅伯仁等，2010）。已有研究考察了户籍、就业、住房、土地、社会保障和财政等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要求（蔡昉，2005；林毅夫，2003）。李建平等（2012）利用一个家庭迁移决策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率与收入差距和户籍制度等因素存在显著关联。户籍制度是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最主要障碍（薛蒙林，2013），户籍改革将降低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朱江丽，2016）。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面临着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整体排斥（陈丰，2007）。户籍与社会保障制度缺陷导致农村劳动力公民权缺失，迫使农村转移劳动力选择非正规就业（刘雪梅，2014）。农民工在职业获得、行业进入和所有制部门进入三个维度上都遭受了明显的户籍歧视（章莉等，2016）。然而，孙文凯等（2011）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在促进农民工流动方面作用有限。厉以宁（2010b）认为，相对户籍制度，土地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单向城乡一体化的更为关键的因素。当前我国过高的住房销售价格抑制了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董昕，2016），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排斥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阻力（傅伯仁等，2010），构建城乡统一的住房保障体系将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迁移（吕萍等，2010）。黄忠华等（2014）认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宅基地和耕地对农民工存在“黏附效应”。社会保障方面，贾男等（2015）发现，新农合的非携带特征限制了参保农民的自由流动，谭华清等（2016）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研究表明，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家庭外出的概率要高2%左右。财政政策方面，李菁等（2013）的研究表明，增加财政农业支出总量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吕炜等（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机具购置补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其他财政支农支出却产生阻碍作用。以上综述表明，学者已经对各项制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考察，但对住房制度的分析主要针对住房保障制度，对农村住房制度的研究似乎有待加强。
可见，学界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为本书研究奠定了基础。农村住房市场发展可能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也可能通过影响已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产生间接影响。另外，考察农村住房市场化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时，应考虑其他主要因素的影响。
（2）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经历了由早期的“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到“农民工”，再到“进城务工人员”，直到目前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过程（孙友然等，2016）。这里从概念界定、水平测度、影响因素、对策建议和最新进展等几个方面，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的概念。现有文献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秦立建等，2014），另一类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陈昭玖等，2016）。韩俊强等（2013a）认为，“人口市民化”“城市融入”“城市融合”和“社会融合”等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指代范畴基本相同，其内涵差别不大。比较文献后发现，两类研究在时间上呈一定的递进关系（前者相对较早），但研究内容基本一致，即探讨流向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如何享受市民化待遇、被城市社会接纳和认同、融入城市（李伟，2014；魏后凯等，2013）。关于“市民化”的内涵，根据对过程和结果的侧重不同，主要有三种观点：“过程观”（王桂新等，2008；郑杭生，2005）、“结果观”（赵立新，2006）和“综合观”（简新华等，2007）。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的水平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处阶段的定性判别是早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形成“半城市化阶段”（王春光，2006）、“虚城市化阶段”（陈丰，2007）和“后市民化阶段”（钟水映等，2007）三种代表观点。随后，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测度，学者们不仅从理论上分析测度原理（卢国显，2006；张延平等，2005），也设计出指标体系并利用数据进行测度（张斐，2011）。已有研究通常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来解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每个维度又包含若干可量化指标，学者的主要分歧在于量化指标的设计上（韩俊强等，2013b；卢海阳等，2016a）。有学者认为，经济融入是社会融入的起点与基础（田艳平，2014）。还有文献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测度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排斥”水平（龚晶等，2015）。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可以按照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两个标准进行分类，一类研究关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如社会融入（郑思齐等，2009）、经济融入（张庆武等，2015）、心理融入、融入意愿（陈昭玖等，2016）、融入能力等，另一类关注不同的解释变量，包括城乡二元制度（黄锟，2011）、户籍制度（朱新华，2014）、土地制度（傅晨等，2014）、家庭因素（张华，2013）、就业机会、居住状况（胡书芝等，2012）、迁移模式（洪小良，2007）、员工帮助（张宏如等，2015）、人力资本（陈昭玖等，2016）、社会资本（孔祥利等，2016）、心理资本（滕瀚等，2014）、医疗保险制度（秦立建，2014）、文化因素（杨素青，2015）等。
关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的对策与路径。学者基于对影响因素的研究给出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建议，除了应加快户籍等制度全方面改革以外（张静，2015），还可以通过加强农民工培训、建立员工帮助计划（张宏如等，2015）、“回流式”市民化（潘华，2013）、“赋权”（邓玮，2016）、人地挂钩（鲍家伟，2015）等措施，促进市民化进程，同时还应借鉴韩国、日本等国的有益经验，如重视社会保障、产业发展（董向荣，2014）。
关于一些新的研究进展。针对农业转移人口不同群体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学者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工厂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庭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李伟，2014），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问题成为最近的研究热点（卢海阳等，2016b；赵宁，2016）。农民工市民化与消费的关系成为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视角，卢海阳等（2016b）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既可以提高其家庭消费水平，又能改善消费结构。郑欣等（2016）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式融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消费对农民工群体身份和不平等社会地位进行着隐性抗争。城市空间隔离问题也受到关注，景晓芬（2015）发现，空间隔离对农业迁移人口的市民化有显著抑制作用，因此应尽快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城市空间分配体系。有研究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孙友然等（2015）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流动动因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彭华涛等（2015）发现，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关系中，城市生活满意度起到调节作用。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成本测量和分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李俭国等，2015）。
通过以上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的研究梳理发现，已有研究紧扣改革脉搏，针对中国城镇化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了一些理论共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市民化）的研究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对城市融入水平的定量测度更为重要，二是对影响城市融入因素的全面化研究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就前者而言，受认识水平和数据所限，定量测度仍存分析，是研究难点。就后者而言，已有文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对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具体涉及制度政策、资金、环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方面（孙友然等，2016）。然而就制度层面来看，已有研究尽管分析了户籍制度、农地制度等制度对城市融入的制约作用，也有学者对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尚未检索到有文献专门研究农村住房市场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本书希望在此方面做些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