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全球范围来看，绿色低碳转型是世界趋势，全球绿色发展的机制框架正在形成。许多经济体都在朝着绿色和低碳化的方向发展，都在追求低消耗、低排放，追求生产更多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绿色发展又兼顾民生，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许多经济体不断地调整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实际上就是推动能源转型，以减少对传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依赖，同时促进清洁能源和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随着能源技术革命的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成本迅速降低，能源系统对光伏、风电等不稳定和间歇式能源的消纳能力也在持续提升，清洁低碳、经济高效和安全可靠这三方面已经有可能从矛盾的对立面逐渐转化为矛盾的统一体，能源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将持续增强。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破解能源经济环境的矛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第二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的贺信中指出，发展清洁能源是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生活方式，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推动全球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2018年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要求，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源头防治，调整“四个结构”，做到“四减四增”，特别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要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和清洁能源，将在减少煤炭消费、推进能源革命、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的研究结果，到2050年，我国的煤炭使用量要降低到10亿吨以内，才能留住碧水蓝天，成就“美丽中国”；其次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对不可替代的煤炭实现更高水平的清洁化利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变革的核心是供给侧的绿色电力革命，绿色电力革命的核心是电力系统向低碳绿色电力转型，以带动和推动消费侧的电力化水平和低碳化水平提升。低碳绿色电力的主力军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加快向低碳绿色电力转型将为能源供给侧结构性变革解决后顾之忧，大规模、高比例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将为能源供给侧变革带来长时间的持久推动力。

但是，目前还存在着一系列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我国能源管理与监管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行业发展，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了分别围绕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部门的相对封闭的产业链条和管理体系，管理分散、多头管理、管理越位、监管缺位等现象依然存在。各类电源之间、电源与电网之间仍然有许多需要统筹协调的问题，不仅导致系统整体效率偏低、污染排放普遍偏高，还成为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比重的不断提升，对供给侧和需求侧转型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绿色电力革命正成为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挑战。

今后，中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创新能源管理模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解决政出多门、管理缺位、越位等问题。在加快建立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企业投资和能源电力系统运行的同时，减少政府部门对具体能源电力的项目投资、价格和运行的直接管理，转向更加注重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市场规则、标准规范等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中央与地方协同的宏观综合管理和微观专业监管，建立统筹能源系统转型的综合管理体系和维护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秩序的现代专业监管体系，实现“权力与责任同步下放、调控与监管同步强化”，创造统一、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市场环境，强化具有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治理改革与垄断监管，释放能源企业、用户和广大居民等市场主体在投资建设、生产消费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