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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成果的“民族地区”是指地处西部的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和新疆五个民族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共八个省区，不包括其他省份的民族自治州或县等区域。此外，本课题所涉及的其他基本概念的辨析如下：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被称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依照东道国的有关规定，在东道国单独出资或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形成经营性资产，并按照东道国有关法规和与其他投资者签订的有关协议，获取该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收益或承担经营亏损的行为或过程。其中，资本输出国称为投资国；投资输入国称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有三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投资者在东道国境内单独出资或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投资创建新的企业；投资者增加资本，扩展自己在国外的原有企业；投资者收购或兼并东道国的现存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资本国际流动弥补和缓解了东道国的投资缺口，还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等的提高，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
当代国际间资本的运动日趋频繁、不断扩大，超过了商品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资本在国际间的移动形成了国际资本。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于19世纪末，之后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本移动中国际直接投资占主导地位，这与“二战”前形成鲜明的对照。如1914年，国际资本移动中90%是以国际间接投资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移动的75%左右是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惊人，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如1973—1979年，发达国家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2%，而同期的国际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18%。20世纪80年代这一特征表现更为突出。1985—1988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81%，其中最高年份1987年达30.5%。同期发达国家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仅6%左右。与此同时，投资规模逐年增大，进入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达到1240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43.2%。进入21世纪后持续发展，2007年国际直接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2.1万亿美元，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该数字下降16%之后，2009年的跌幅更是高达37%，全年总投资额仅为1.1万亿美元。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对比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23%，达1.43万亿美元，并预测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出现小幅增长。
“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1994年，波拉尼（Polanyi）在《大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
。波拉尼区分了经济活动的三种方式：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互惠是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特征。再分配意味着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机构收集和分配物品。交换是把经济结合到价格制定市场中的手段。波拉尼对经济活动三种形式的划分，对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人们还在采用他的分析框架研究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过渡。
1985年，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发表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把嵌入性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扩展和丰富了嵌入性的概念，建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嵌入性”一词得以普遍应用。据统计，这篇文章已经被引用了超过5000次，成为《美国社会学杂志》历史上引用最多的文章。“嵌入性”概念的提出对后来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要理解市场问题、克服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约束就必须深入研究人和组织所处的社会关系。
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观点与波拉尼有所不同。波拉尼强调，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存在嵌入式的，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而格兰诺维特认为，所有社会都具有嵌入式，但可能弱于波拉尼所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复活了源自波拉尼的嵌入性概念，并将其重新解释，确立了嵌入性理论基础；二是建立经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假定，即处于社会网络之中的自利行动者；三是提出了把网络分析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格兰诺维特的嵌入式理论提出了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行为的可能性，在社会关系和“市场过程”之间有可能存在丰富的因果关系。这为社会学家分析经济行为开辟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
西方的“嵌入性”理论研究是伴随着产业集聚过程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而逐步深入的。纵观目前国际上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在定义方面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与产业集聚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关。一般来说，产业集聚（Industrial Complexes）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产生于19世纪末，马歇尔在1890年就开始关注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马歇尔之后，产业集聚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流派。比较有影响的有：韦伯的区位集聚论、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E.M．胡佛的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波特的企业竞争优势与钻石模型等。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产业集聚的结果，它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可以称为网络组织，其兼有企业和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在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实现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或社会网络，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不仅包括相同产业的众多企业的集聚，而且还向上、下延伸包括相关产业的企业，并包括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咨询公司、研究机构和政府等，各单位通过“扎堆”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
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用产业集群一词对集群现象的分析
。区域的竞争力对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波特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产业集群是特定的企业集聚现象。特定企业的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任何企业集聚都能发展成为一个产业集群。企业集聚是因为某产业的有关企业集聚于某一经济区域，而形成的一种聚集效应，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这些企业之间发生某些有目的的合作时，则产生联合行动效应。当政府有意识地参与其间时，就会出现制度效应。而这三种效应都是产业集群的效应。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的最大差别是：企业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广泛存在的，未形成长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网络，这些产业在该地区是不稳定的、易移动的，是一种松散型产业；而产业集群内文化特征的根植性可以促进产业的加速黏合，加深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获得更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的基本属性及本质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企业、专业机构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这是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第二，集聚在一起的是围绕同一产品的同行企业和相关机构；第三，聚集在一起的企业之间存在分工协作关系和同行竞争关系，这是决定集群效率和本质的主要特征；第四，企业间分工，集群企业内部一体化程度很低；第五，复杂稠密的社会网络，频繁的互动和知识交流。
产业集群的概念不仅仅包括相关企业及其支撑性机构在地理上的集聚，还意味着一种由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和技术链共同构成的价值链以及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独特现象和运作机制
。
“东西联动”一词是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而产生的，提出了“东西联动——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理念。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于2000年9月6—8日在重庆联合召开“全国党校系统‘西部大开发——东西联动’理论研讨会”，会上诠释了“东西联动”的概念
。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区域协调角度，提倡“东西联动、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其实质是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从战略上，没有西部的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西部不发展，或发展速度很慢，东部以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很难上去。二是从合作角度，提倡“东西联动、共同发展”。这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必须遵循市场原则，从经济合理布局和发挥整体优势出发，寻找和实施新的最佳的东西联动合作模式，从而增强东西联动协调发展的绩效。
但就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实施“东西联动”尚未见到相关论述。本课题的“东西联动”战略，沿用了上述含义而又增加了以我国东西部作为整体又各有优势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力，提高地处西部的八个民族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与绩效的新诠释。具体就是，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实施东西联动战略，可以盘活外商直接投资的全国投资环境网络，同时将会使我们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有有利的谈判地位。在借鉴利用外资取得优异成绩的东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东西联动战略，促进东部优质外商直接投资对民族地区进行耦合性或联动性投资，充分发挥东西部各自生产要素的优势和互补性，建立吸引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对民族地区投资机制，提高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是指内在于产业集群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嵌入性既是产业集群的特征，又能明显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的嵌入性按其形成因素，分为经济嵌入性、体制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
。
经济嵌入性是指在产业集群中某一企业在生产、销售等经营的各个环节中与他企业的联系程度，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
。经济嵌入性有助于产业集群中各经济主体间建立相互协调的关系，提高投入的运营效率，在不减少弹性的同时实现规模经济，缩短信息反馈时间和提升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和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由于其基础性特点，经济嵌入性的研究被视为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主线。早期的区位理论在讨论集群和嵌入相关的问题，如企业选址问题，主要是在有限空间上对包括运输、劳力和材料等供给因素的考虑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主要从规模经济、节约交易成本、企业结构和弹性专业化、竞争与合作、创新能力、产业链的作用等六个角度，研究了经济嵌入性形成的现实因素。
体制嵌入性指的是存在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体制性联系，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体制保证，主要是指企业与当地其他社会机构的联系程度，如企业同产业协会、工会、培训系统、银行体系、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的联系以及政策运用、法律框架、社会风俗、传统规范和社会道德标准等 ④ 。在这些体制嵌入性的因素中，政府和科研机构的作用特别重要。政府既是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又可以根据需要对产业加以扶持和进行公共投资。科研机构在提升产业集群研发能力的同时，围绕当地的产业需求进行培训，其对体制嵌入性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体制嵌入性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体制保障和有效途径，加强了企业间的网络联系，从而促使产业群竞争力的提高。
社会嵌入性是指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这是产业群的社会基础
。诚信的社会交往是经济组织成功的重要基础，而人际关系能在不确定条件下，减少经济交易的阻力与成本。
产业集聚首先是生产要素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以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形成的产业集聚，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外生产业集聚。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产业集聚必然涉及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集聚有着什么样的关联。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可以看出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商直接投资母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二是集聚经济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不仅充当了集聚经济的组成角色，而且通过自身的垄断优势为集聚区域架起了一座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桥梁，成为推动集聚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跨国公司参与产业集聚的现象已非常普遍，无论是在硅谷、纽约金融区，还是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的传统产业集聚，这支力量都应该被纳入产业集聚研究的视野之内。在对产业集聚进行分类时，Hayter（1997）指出，以大企业或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中小企业集聚应该区别于一般的中小企业集聚
。
在分析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对东道国产业集聚的作用时，更多的文献涉及垂直专业化生产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联。按照Hummels（2000）的看法，跨国公司是推动垂直专业化过程的主导力量，垂直专业化意味着延展到许多国家的相互关联的产业链，设在每个国家的子公司以专业化生产方式完成商品的特定阶段
。目前文献中与此相近的称法还包括“价值链切片”“外部资源化”“非一体化生产”“碎片化生产”等，Krugman（1995）、Feenstra、Hanson等都对此给予了关注。这种专业化方式涉及国际产业转移，而这种转移不是简单地购买原材料或中间投入品，而是在寻找一个合作伙伴，进行关系型投资，从而满足大企业或跨国公司的特定需求
。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生产将在东道国引致产业集聚的可能。根据波特（2000）的看法，一个区域之所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可以得到特定的服务设施和熟练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以及大量产业的集中等
。这一看法可以代表目前大部分研究者对集聚与区位相互关系的共识。
我国的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外生性。我国外生性产业集聚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等，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形成产业集聚。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使外商直接投资驻留于某一地区，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开始形成产业集聚，并引致本地与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入，导致产业集群形成。在产业集聚效应的示范与带动下，使东部形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因此，我国的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利用绩效，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