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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释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理论之后，依据相关经济学家的理论，本节阐释中国民族地区作为后进地区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及其利弊分析。
有关经济发展后进地区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有关经济学家对此有所论述。资金短缺、技术落后是后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是后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障碍，也是导致其陷入经济贫困循环的主要原因
。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促进其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在后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加速国内资本形成，克服国内资本稀缺的瓶颈，促进经济发展，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极为重视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大多数后进国家或地区已经采取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
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Nurkse）认为，为了解决后进国家或地区资本稀缺与大规模投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应该借助吸引外国资本来加速后进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形成。1966年，钱纳里（H.B.Chenery）和斯特罗特（A.M.Strout）
提出了后进国家或地区利用FDI的著名的两缺口模型（Two-gap Model）。
两缺口模型的基本思想如下：在开放经济下，与外国的经济往来对一国的总供给、总需求都会产生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国民经济总供给（Ys）=消费（C）＋储蓄（S）＋政府税收（T）＋进口（M）
国民经济总需求（Ya）=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出口（X）
一国达到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是Ys=Yd，即C＋S＋T＋M=C＋I＋G＋X
假设该国政府部门收支平衡即T=G，则：C＋S＋M=C＋I＋X
S＋M=I＋X移项得： I - S = M - X
上斜体字公式中的左侧为投资与储蓄之差，若I>S即为“储蓄缺口”；右侧为进口与出口之差，若M>X，即为“外汇缺口”。从均衡的观点看，左右两式必须相等，即两个缺口必须平衡。
两缺口模型中的储蓄、投资、出口、进口等四个因素是独立变化的，因此投资超过储蓄的数额，不一定恰恰等于进口超过出口的数额。这样，就需要对两缺口进行适当的调整，促成其平衡。方法有两种：
这种方法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当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时，即I-S>M-X时，可以通过减少国内投资或增加国内储蓄来实现等式两端的平衡。若减少国内投资显然会降低经济的增长率；若增加国内储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短时间内也很难达到。二是当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时，即M-X>I-S时，可以通过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来实现等式两端的平衡。若减少进口同样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若增加出口，对发展中国家短期内也很难做到。因此，这种自我调整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会起到延缓的作用。
即从缺口之外开辟财源来进行调整。若I-S>M-X，利用外资既可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不消减国内投资而填平储蓄缺口，又可以不必依靠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来填平外汇缺口；如果I-S<M-X，利用外资也具有同样效果，既可以不必依靠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而填平外汇缺口，也可以避免减少国内投资或寻求国内储蓄的增加而直接填平储蓄缺口。此外，即使I-S=M-X，但当I-S>0，M-X>0，即缺口仍然存在时，利用外资既可以同时平衡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维系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外均衡，又可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增长。
有些学者经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三缺口”理论
，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除了储蓄和外汇两个缺口外，还存在着第三个缺口，即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精神的缺口。而且按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国内资源来看，目前还只能依赖FDI来弥补这个缺口。
在“三缺口”理论的基础上，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如托达罗（Todaro）等人又提出了“四缺口”理论
。对“三缺口”理论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增加了第四个缺口，即税收缺口。税收缺口是指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支出与税收之间的缺口。
在后进国家或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的形成等，而这些正是以政府的支出为支撑的。于是，政府支出快速增长与税收收入缓慢增长的缺口，就形成了税收缺口。这正是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起到重要影响的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对税收缺口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积极方面，表现在后进国家或地区通过向外商投资企业征税来增加税收；另一个是消极方面，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资，必须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及人力资本开发力度，由此又增加了政府支出。
外商直接投资对税收缺口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这两方面的作用强弱。从长期、动态的角度，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促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其税收能力，并填补税收缺口。于是，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在填补前三个缺口的同时，又填补了税收缺口。
“四缺口模型”将问题从弥补宏观缺口发展到弥补微观层次的结构性功能缺位，更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它虽然强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在弥补生产要素缺口上具有特殊作用，但它与“两缺口模型”理论所持观点仍大同小异。我们可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的理论，试图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通过制定政策来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是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克斯（Nurkse）于1953年在其著作《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纳克斯认为“一国穷是因为它穷”，即他认为后进国家或地区长期贫困的原因，并非国内资源不足，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纳克斯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循环来论述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从供给方面看，资本形成有一个恶性循环。后进国家或地区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低收入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而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低；低储蓄能力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导致市场规模难以扩大，市场效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形成了“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从需求方面来看，资本形成同样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后进国家或地区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这就意味着较低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使得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水平。这样，形成了“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效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显然，落后地区不可能在某个环节通过如购买技术、利用外国间接资本等方式打破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只有外商直接投资这种特殊的创造性资本在技术、资本、人才等多个环节上的整体突破，民族地区才有可能超越“贫困恶性循环”，获得良性、健康的经济发展
。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基础方面的原因，也有民族地区自身发展方向和外部政策的因素，民族地区需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经济。在自我积累能力很弱，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大量增加对民族地区投资的情况下，大力引进国外资金，不失为一项可行办法
。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外来资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外资作为外部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199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及国内高储蓄率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民族地区的发展来看，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加快民族地区进程、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民族地区作为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其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大量引进外资可由此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诀窍、管理手段等稀缺资源和知识。这等于将发达国家长期积累、高额投入的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存量转移到本国和本地区，获得所谓“溢出效应”（Wang, J and Blomstrom M，1992）。国际经验表明，吸引更多的FDI将带来新的管理技能、体现在资本设备中的新技术以及流行的国际市场营销方法（World Bank，1997）。
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民族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就意味着利用投资国的剩余资本，为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促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成为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作为技术进步源泉的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收益不变，就会产生长期增长。由于技术模仿成本小于技术发明成本，因而会出现后发国追赶领先国的情形。后发国与领先国的差异越大，后发国的增长率将越高。技术扩散既包括本国厂商对外国已发明产品的模仿，也包括更直接的扩散方式即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来进行。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有效地实施追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主动地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充分利用和享受国际分工和本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好处，使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成为本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成为创造新增就业的主要来源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正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投资地区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因而可以大大节省民族地区获取最新技术的投资成本和时间成本。
这方面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结构重组效应。通过嫁接外商直接投资，可使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原有资产或者由死资产变为活资产，或者由低效益资产变为高效益资产，最终实现由增量资产重组带动存量资产的目的。二是企业重组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介入，可以加速国内市场结构由垄断型向竞争型的转变，在竞争型市场结构下，部分企业处于萎缩状态，失去生存和发展能力，部分企业处于扩张状态，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从而导致各个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得以显著提高。三是产业带动效应。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后向关联、前向关联和旁向关联等，可以迅速提高东道国某一产业群落的整体实力。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应主动利用开放市场来促进和加快民族地区的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效，不但可以直接体现为经济效益，而且还有明显的非经济效益，包括机制转换效应、倒逼改革效应、促进开发效应、观念更新效应、分配激励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吸引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生产和建设，就可能使民族地区从其发展伊始就纳入良性发展轨道，实现经济增长质和量的同时提高。
我们同时也须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民族地区具有正负两方面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并带来各种经营管理方式和理念、相对先进的技术等的同时，民族地区也面临着对本土资金和技术的“挤出效应”、环境压力等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两者的博弈中处于主动的地位，是民族地区急迫解决的一大课题
。
海默曾经指出，跨国公司之类的外国投资者必须具有某种垄断优势。巴克莱等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采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FDI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在公司内部调配资源，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技术秘密，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又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公司的生产能力，形成公司一体化的规模经济，从而独占创新技术的特殊利润。此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还有利于减少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干预，绕开贸易保护的各种壁垒，并可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不同，提高公司总体的获利能力。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民族地区是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力求获取垄断利润为首要目的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并非是它投资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民族地区自身利益的角度，根据衡量本地区利益的各种经济指标，居民收入增长率、就业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等，而不能仅仅看跨国公司本身的效益，即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其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民族地区加剧了该地区资本之间的竞争，使得民族地区的资本闲置不断递增。由于本地企业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低于外资企业，外资进入会挤垮其中的一部分企业，挤走本地资本，造成了本地企业在市场份额方面的绝对损失。外资对内资“挤出效应”的存在，造成了本国经济利益的损失。
外商直接投资在向民族地区扩散技术的同时，还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挤出效应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当地企业的排挤，例如专利技术、优先技术标准、认证制度等。替代效应表现为民族地区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和外资研发机构对民族地区研发机构的排挤，使本地的研发能力降低。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意味着本地企业要与跨国公司分享国内的市场，不仅如此，外国企业要与中国企业一起大量消耗自然和环境资源
。中国人均土地、水、矿产品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些资源不能再生，资源矛盾十分突出并在加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的同时，也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属于大国经济，大量进口能源，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价格产生强大影响，可能由于能源价格上升，导致经济衰退。民族地区是全国的生态源头，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重了对基础设施的压力，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