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K.Axarloglou、W.Casey和H.L.Han（2002）对美国各州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后，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当地的就业和工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的结论。尽管如此，这种影响在各州也不尽相同，这是由于各州的产业结构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在印刷出版业、运输设备和器械行业对就业和工资有正的影响，而在服装、皮革和石黏土/玻璃酒杯等行业有负效果。产业间不同的影响结果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在不同产业间存在劳动偏差。
K.Schoors和B.van der Tol（2002）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怎样影响匈牙利本地的厂商的劳动生产率。他们发现外国公司的绩效要优于当地的厂商。外国公司的出现对同一部门的当地厂商的劳动生产率有正溢出效应，特别是在较开放的制造部门。部门间的溢出效应被发现与部门内的溢出效应相比较是相对更重要的。在消费部门的外国投资对当地的供应商有正的溢出效应，而相反的情况也适用于供给部门的外国投资。吸收能力和开放程度在这些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Grimth、S.Redding和H.Simpson（2004）检验了外国所有权和生产率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在服务部门的作用、跨国公司进行的研发活动的重要作用，发现跨国公司在服务部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外资控制的跨国公司对英国的研发会产生显著正效应。
许多国家通过提供更多的优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通过调整政策以期获得外国子公司产生的知识外溢效应。B.S.Javorck（2004）研究了立陶宛企业层面的数据试图解释这一问题。实证结果支持直接投资通过外国子公司和当地上游部门的供应商的接触有生产率溢出效应，但对同一产业却没有考察到这样的效应。数据表明，当地企业同时从本地区和该国其他地区的外国子公司的运营中受益，国内市场型的外国公司而非面向出口的外国公司有更大的效果。而外商的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影响却没有差别。
B.Merlevede和K.Sehoors（2005）研究发现，以往的实证研究存在下列问题：只考虑了同行业的溢出，没有考虑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没有考虑非线性；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溢出需要的相关条件。研究表明，跨行业的溢出比行业内的溢出大得多，非线性溢出起着重要作用，而溢出的方向和大小依赖于吸收能力、出口导向、进口竞争和行业内的竞争。
Riehard Kneller和Mauro Pisu（2005）使用一组英国制造公司的数据集研究外国的跨国公司对国内的厂商的出口溢出的假设。他们不仅考虑了水平（即产业内）和区域外在性的可能，还考虑了垂直的（即产业间前向和后向）外在性。研究结果表明，出口的决策是与在同样的产业和区域存在的外国公司正相关的；出口导向外国子公司看来是更强的出口溢出的来源。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可以说，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丰富和完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实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经济不仅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魏后凯（2002）的研究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异的大约90%是由外商投资的差异引起的。
谢建国（2003）研究了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与FDI的关系，认为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外商直接投资是打破这种特征的重要原因。包群、赖明勇（2003）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了我国国内部门的产出增长，外资企业技术外溢因子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内部门的产出相应增加0.199个百分点。冼国明等（2003）通过定量分析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
蔡佳文（2006）针对珠三角FDI集群的风险及防范对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各地都在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形成本地的产业集群，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创造了区域集群，产业集群的累积因果效应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最先流入我国珠三角的FDI已经形成了集群度很高的典型制造业集群，但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东移和其他条件的变化，这种势头正被长三角迎头赶上，外商直接投资集群有转移和分散的趋势，同时其集群内部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因素也不可忽视。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推进集群战略以发展本地经济的浪潮中，识别外商直接投资集群发展过程中有哪些风险，怎样发展已形成的外商直接投资集群，对增强集群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为当前民族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形成集群以发展本地经济提供经验教训，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总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的考虑。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