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民族地区具有优良的自然禀赋，各省区的特色资源开发潜力极大，这些可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然而，与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和地区相比，民族地区过去离资本输出国和国际市场都比较遥远，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市场组织与经济体制的演进程度也都比较低，开放程度不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程度也较低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劣势。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且发展很不平衡。

伴随着改革开放，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起步并不断发展，但其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呈现出阶段性。

一、民族地区FDI仍处在发展阶段

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历程呈现出阶段性，且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如图1-1所示。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至2001年，为初步阶段。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八个民族省区实际利用额长期较低，合计金额不足1亿美元到12.5亿美元之间，如表1-1所示。最少的西藏都没有统计数据，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广西，实际利用金额最多，长期占到约60%以上。在这一阶段，广西每年的实际额从零达到8亿多美元。如表1-2所示，1991—1995年间，广西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合计为25.8亿美元，为民族地区合计的64.8%；1996—2000年间，广西共吸收35.9亿美元，占民族地区合计的66.8%。

第二阶段，2002年至至今，为发展阶段。尽管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提出“西部大开发”，并于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地处西部的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就从2002年启动加速发展，由2001年同比下降22.4%，一跃变为2002年同比提高43.4%。从此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才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内蒙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迅速提高，该区实际利用额由2001年的1.0876亿美元，同比下降3.2%，提高为2002年的2.28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2005年更是由2004年的6.27亿美元提高到11.86亿美元，几乎翻了一倍。如表1-2所示，内蒙古在2001—2005年期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5.18亿美元，占民族地区合计的37.8%，远超过同期的广西（为19.32亿美元，占29%）。2006—2010年间，内蒙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29.1亿美元，占民族地区合计的53.6%，超过一半。2011—2015年期间有所下降，共吸收197.7亿美元，在民族地区合计中占比为46.7%。2013年内蒙古吸收FDI实际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的46.45亿美元，之后两年有所下降，2015年为33.7亿美元。

2011年以来，另一个增长较快的民族地区为云南，其由2006年的3.02亿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13.29亿美元，到2015年达到29.9亿美元。2011—2015年，云南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合计为105.37亿美元，占同期民族地区的23.9%。同期，广西合计为51.86亿美元，占比为12.2%，不足云南的一半。

2016年，民族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同比大幅下降了21.2%，这与国际经济形势及服务业投资上升而制造业投资大幅下滑有直接关系。且各省区排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除了内蒙古仍处在第一位外，贵州上升为第二位，云南降为第四位。

2016年之后，经过前一时期的发展，即为新的发展阶段。可以预见，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民族地区由开放的大后方走到了前沿地带。地理区位的改变，互联互通的建设，各项相关政策的配套，将极大地提升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从而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推动产业优化，进一步提升吸引外资的水平。因此，可以说未来民族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个民族地区都将加快吸收外资的量与质。

二、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占比很低

表1-3列出了1990—2016年八个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和同期全国的数据，图1-2给出了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民族地区的对比示意图。从表和图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虽然总体上是持续提高的，从1990年的不足1亿美元发展到2015年的96.35亿美元，但在全国的比重仅从1990年的不足1%提高到2015年的7.63%，最高年份的2013年也仅为7.86%。从图1-2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尽管2002年以来民族地区实际吸收额加速增长，但在全国的比重仍然很低。通过图1-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地区在全国实际利用额中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