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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与贫困的概念紧密联系但不完全相同。有些人并不贫困但脆弱，有些人不脆弱但贫困（Gaiha and Imai，2008）。脆弱性分析对于理解贫困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区分穷困家庭的特点并制定满足他们特殊需求的发展政策，也可以计算出已经贫困的群体和那些处于将来贫困危险的群体（World Bank，2000）。
脆弱性不仅是贫困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是造成贫困和赤贫的原因。有证据表明脆弱性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营养和收入都有持久的影响。脆弱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定义。经济意义上对脆弱性的定义通常是将其看作是一种前瞻性福利损失（forwarding-looking welfare loss），它有可能是由于低消费预期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消费冲击带来的，抑或是两者共同造成的（Ligon，2003）。
Alwang（2000）认为家庭由于不确定事件引起的未来福利损失可以被定义为脆弱性，其程度取决于风险的特点和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Dercon（2001）发展了一个风险与脆弱性分析框架，将脆弱性分为政策诱导的脆弱性和市场诱导的脆弱性，后者可以通过家庭对物品和服务的消费量的变化来度量。脆弱性主要来自于三方面的风险：资产风险、收入风险和福利风险。因此，脆弱性有两面，一是家庭或个人面对的外部风险、冲击和压力，二是这些家庭缺少应对风险的方法（Robert Chambers，1989）。
健康和营养学家将脆弱性定义为营养脆弱性，一般将其定义为缺乏正常生活需要的食品摄入的概率（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或者是忍受营养相关的患病率或死亡率（Davis，1996）。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脆弱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有关粮食安全的概念，它经常被用于衡量个人、家庭、群体对粮食不安全的承受能力或者粮食需求不足的承受力。在粮食安全中，脆弱性的概念主要是由阿玛蒂亚•森在对饥荒的分析时提到的。
森（1981）认为饥荒不仅仅是食物供给缺乏的问题，而且可能是人们对获取食物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他试图分析和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群会在市场有粮食供给的情况下无法获得食物。脆弱性分析就是确认那些无法获得足够食物的人群以及造成这一结果的各种因素（Stephen and Douning，2001）。在这一分析中，分析重点往往是个体和家庭，而不是整个人群。
在一些分析中，特定人群（老人、5岁以下的儿童、失能者以及妇女为户主的家庭）由于自身社会经济条件所限，成为更脆弱的群体。世界银行（1986）从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角度定义脆弱性，所谓的食物安全是指人们在任何时间都能够获得充足而经济的食物以满足丰富和健康生活的日常生活需要，而脆弱性是食物不安全的状态。甚至有的贫困国家整体都是脆弱的。脆弱性并不是简单的划分，有可能是长期的，也有可能是暂时的。人群或地区不能简单地划分为脆弱与否，他们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脆弱，脆弱性不仅仅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
USAID（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5）组织区分了具有脆弱特点的人群（vulnerable demographic group）和脆弱人群（vulnerable people）。前者是指妇女，尤其是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年龄小的孩子以及老年人，这些人被认为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最有可能在家庭中获得的食物不足。相关数据表明，这些群体中的营养不良率也要高于其他社会群体。同样，残疾人以及慢性病患者，也是食物不足的脆弱性群体。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老年人或妇女是更为脆弱的群体，是因为他们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Jaspars and Schoham，1999）。
食物价格对脆弱性的影响主要是市场诱导型的，其表现最直接的就是由于价格上涨引起的消费结构变化所造成的营养脆弱性，此外还有食物安全方面的脆弱性以及收入脆弱性，本书将要关注的主要是由于食物价格波动引起的消费结构变化对营养脆弱性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中目前对脆弱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种是基于预期效用理论；另一种是通过家庭层面的数据库对脆弱性进行衡量和估计，没有明确指定家庭的效用函数。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尝试通过不同的方法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进行测度。从家庭层面微观数据方面，目前的文献中对脆弱性进行衡量，主要通过观察平均消费的下降，消费变动对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以及由于消费变动所引起的贫困人群占观察到的贫困人数的比例以及在未来可能会落入贫困线以下的可能性等方面来实现。
Christiaensen和Richard N．Boisvert（2000）指出食物脆弱性（food vulnerability）家庭不同于当前营养不良的家庭，食物脆弱性是指未来有可能成为营养不良的家庭，并通过马里1997—1998年的调查数据，测度了家庭的食物消费的脆弱性。Rajadel（2002）基于Sharpiro-Wilk的正态分布检验，采用了人均食品消费呈对数正态分布的假设，然后根据家庭的特征估计出食品消费事前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而在此基础上计算贫困脆弱性。
Jericho Burg Lecturer（2008）构建了慢性脆弱指数（Chronic vulnerability Index），通过一系列指标来衡量脆弱性。Mornika Verma（2009）则提出了营养贫困线（nutritional poverty line，NPL）的概念，即每日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在其文献中规定为2122为营养贫困线。其文献只考察了在营养贫困线附近1%的人口，其确认营养贫困家庭的方法是从孟加拉国国家统计局2003年调查中得到NPL以下的人口大约占44.3%，将家庭中权重加总后接近这一比例的挑出来，在每一边加入5%的权重，从而选出最靠近NPL的1%的家庭，以此作为营养脆弱的家庭。其文献计算NPL附近的家庭方法较为特殊，也较为简单粗略，不同于一般的脆弱性分析；而且对于人均热量摄入的测度没有精确到人，无法从年龄、性别和工作强度角度进行标准人日的比较，因此，无法比较家庭结构差异对营养摄入的影响。
Takashi Kurosaki（2010）设定了家庭的效用函数和其预期的消费流，并将造成脆弱性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将政策变动对其的影响进行了量化估计，并以此衡量了巴基斯坦农村的脆弱性。Jose Ramon G．Albert（2010）测度了脆弱性和家庭规模之间的关系，认为脆弱家庭里的平均家庭规模要比那些非脆弱家庭大。受到危机冲击时，规模较大的家庭成为贫困家庭的可能性越大。Jean-Yves Duclos等（2006）通过一种新方法将贫困分为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同时纠正了短期数据估计脆弱性和暂时性贫困重要性的偏误，并利用大规模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的暂时性贫困和脆弱性进行了分析。
Katsushi S．Imai（2009）则分析了税收对农村贫困和事前脆弱性家庭的影响。
此外，我国学者还通过设计农户生计资产量化研究法（李小云，2007）等对农户脆弱性进行了定量分析。万广华，章元（2009，2011）利用来自中国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的贫困脆弱性衡量方法预测结果的精确性及其决定因素。
Gaiha和Imai（2008）归纳了脆弱性测量的三种方法：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EP）、低期望效用脆弱性（VEU）和风险暴露脆弱性（VER），黄承伟、王小林（2010）对这三种方法进行了系统介绍，并建议在新的减贫战略中建立风险、脆弱性预警机制，将脆弱性纳入贫困监测和分析的范畴以及时准确地监测贫困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