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发表了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运用等值线方法绘制了中国人口密度图，揭示了中国人口的分布规律。“胡焕庸线”将黑龙江瑷珲（黑河）与云南腾冲连线，把中国分为东西两侧，两侧人口稀密悬殊，东南一侧占全国36%的土地供养了占全国96%的人口，而西北一侧占全国64%的土地仅供养了占全国4%的人口。胡焕庸感叹：“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的分界线，还是中国地理、气候、经济、产业集聚、资本流向的分界线。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市群区域呈现出由点到线成面的“点—线—面”发展轨迹。“胡焕庸线”所阐述的东西部非均衡发展依然存在，但已得到了显著缓解。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隔离、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间隔在区域流的对流与连接之中，逐渐消融于城市群的“面”。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区域以深圳特区开发为龙头，发展成为珠三角城市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轴由南向北位移，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中枢的长三角城市群迅速发展，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二极。进入21世纪，沿海区域经济发展轴继续北移，京津冀城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随着东部发展空间趋于饱和，中国经济活动逐渐由沿海向中部与西部扩展，形成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阶梯式发展态势，有助于缓解“胡焕庸线”之困。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形成23个城市群。也有学者提出，我国国家空间结构正逐渐形成十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根据“十三五”规划，中国将在“十三五”期间建设19个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山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北部湾、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兰西、关中平原、成渝、黔中、滇中、天山北坡。这在空间上几乎覆盖了中国沿海与内陆区域，旨在打造从沿海至内陆的区域增长极。中国18000千米沿海经济带集中了全国70%以上的大中城市，沿海经济带已由三极发展向连绵态势变迁。珠三角城市群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第一发展极。长三角城市群构筑起沪、浙、苏协调互补、良性互动的第二发展极。京津冀地区已成为中国第三发展极。京津冀城市群已形成以北京、天津为双核心，以石家庄、唐山为区域性中心，包括区域众多中小城市的“核—点—轴—带”空间格局。城市群内的区域流不断对流，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生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流越来越紧密，将区域各城市凝为一个有机整体。伴随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城市群的区域协同治理日趋强化，但是依然存在区域治理主体碎片化、区域契约软约束、区域治理权威悬浮的现实困境。

城市群发展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城市之间的区域流日益密切时，区域流的能量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冲破行政区经济的阻隔，形成跨城市区域治理格局。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流与区域流如同一条纽带，将城市联系为一种新型区域空间形态——城市群。城市群区域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的中枢，与之相应，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治理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与政府的研究热点。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城市群的形成，区域一体化公共治理日益成为政府管理的现实难题与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如何基于一张蓝图规划城市群区域的经济—财政—社会资源配置，如何有效解决区域空间中府际关系冲突，如何实现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供给，已经成为城市群公共治理日益突出的核心问题。问题的解决既需要从区域治理的国内外经典及前沿理论中汲取营养，又需要将经典理论与本土国情相结合，形成理论发展与理论创新，进而指导与优化中国区域公共治理的实践，这构成了研究的核心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