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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空间作为一种信息时代分析范式，有助于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苏南区域治理展开透彻分析。在苏南城镇群流空间中，基于城镇节点的引力与势能差，流空间在“需求—势能差—流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将中小城镇与中心城市纳入“水平与垂直分工”的城镇群体系。新型城镇化中苏南中小城镇的战略价值在于它们日益成为双向城乡一体化的平台。随着场空间向流空间的变迁，行政流需与流空间内在逻辑相适应，破除传统行政结构梗阻，使行政流成为区域流空间的加速器。
新型城镇化是传统城镇化的扬弃与发展。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蓝图中，新型城镇化是连接和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和枢纽。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节约集约、生态宜居、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区域共同富裕。
苏南作为城镇集群区域，是苏南模式发源地与新苏南模式发育地，新型城镇化走在江苏省乃至全国前列。在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下，苏南如何适应新环境，进一步通过制度变迁获取制度红利，成为学术与实践共同面临的现实命题。苏南新型城镇化是在流空间时空背景下展开的，有助于为苏南区域（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制度创新提供启示。
卡斯泰尔（Castells）认为，集聚的大都市连绵区将成为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形态，将出现以“巨型城市”（Megacity）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随着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经济联系日渐紧密，城市间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城市群区域日益加速对流，形成“区域流”。“在城市群经济空间系统中，不同城市在空间位置、属性和质量方面的区位势能以及转移动力方面的差异，客观上为各种空间要素在城市群网络中的流动提供了动力，要素流在空间整体上体现出‘差异—需求—流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与形式。”
区域一体化治理的兴起本质上是“区域流”对流日益密集的经济结果。
流网络通过集聚与扩散，正在超越“场空间”，重塑城市群空间网络。城市群如同一张网络，人、财、物、信息这些要素在网络各节点之间涌动，形成了“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在区域发展的不同时期，流网络呈现不同流向，往往经历了“极化”与“扩散”两个阶段。在发展初期，区域中心城市倾向于汲取区域的人才流、资金流、能源流、技术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通过极化效应，集中了区域各种优势资源。当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大城市病”凸显，中心城市就开始对周边区域进行城市功能的有机疏解。
在区域流聚集与扩散机制双重作用下，苏南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了密集而有机联系的苏南城镇集群，“正是通过城市群内部不同等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作用，把城市群内各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合理的城市发展体系、产业发展体系、技术扩散体系、市场组合体系和功能分布体系”
。在城市群经济空间系统中，各城镇节点的引力与势能不同，形成了势能差，进而引发了“需求—势能差—流动—区域一体化”过程。有学者对苏南、苏北、苏中三个区域进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测量与比较，进而认为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在空间上呈现由南向北逐渐减弱趋向。在经济质量、基础设施、人民生活水平层面，苏南高于苏中，苏中高于苏北；在公共服务能力层面，苏南高于苏北，苏北高于苏中；在景观环境层面，苏南与苏北相近。总的来说，苏南在经济质量、基础设施、人民生活、公共服务、景观环境五个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而苏中在公共服务、景观环境方面相对较弱，苏北在经济质量、基础设施、人民生活方面相对较弱（见图2-3）。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苏南应发挥辐射功能，强化对苏中、苏南地区的经济要素扩散。
图2-3 苏南、苏北、苏中城镇化比较
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2011。
在信息技术编织的流空间中，信息流是流的核心。由于信息不受地域约束，区域扩散方式正发生根本转变：近距扩散、等级扩散、城乡两元化扩散的强度减弱，而跳跃性扩散、一体化扩散、区域扩散、全球扩散的强度不断增加。
流空间打破了传统场空间，区域资源要素在流空间中重新组织。苏南区域流空间主要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流、节点、伸展轴、网络。苏南城镇集群的空间演变是“点—线—面”系统逐步完善的过程。不同规模的城市“节点”是城市群地域结构形成、演化的动力源。连接各“节点”的交通网络构成区域流的传输线。在区域发展轴基础上，发展空间逐步填充，从而形成区域生长面。
城市群内“区域流”不断对流，而且越来越紧密，形成一个区域系统。流的演进过程导致城市群空间变迁。“城市群形成过程是城市空间扩展过程。”
流的强度与方向塑造了多元城市群网络。
苏南城镇体系呈现“点—轴—团块”分布，城镇沿交通轴线聚集，形成了沿沪宁铁路、长江沿岸、江南运河沿岸、沿江公路、锡澄—锡宜公路等城镇密集网络。沪宁交通轴分布着昆山、苏州、无锡、常州；江南运河沿线分布着吴江、吴中区、苏州、无锡、常州；沿江公路分布着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锡澄—锡宜公路分布着江阴、无锡、宜兴与溧阳。苏南城镇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主导下“集聚与扩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镇影响范围与行政等级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城镇等级越高，基础设施规模越大，从而形成了“地级市—县城—中心镇—集镇—自然集镇—村落”的结构。
西方用“urbanization”来表述“城市化”，而中国则用“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最大区别在于“镇”。新型城镇化的显著特点在于城镇联动，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在流空间中构成有机整体。苏南城镇密集，“小城镇城市化”是苏南城市化的独特现象。中小城镇处于城市与乡村两元结构交界处，若脱离了城市群体系，中小城镇就会呈现“孤岛效应”。费孝通先生认为：“小城镇的出现可使城市和广大农村之间布下相互交流的众多节点，把城乡有机衔接起来。”
在苏南区域空间中，中小城镇应融入城市群系统，凸显自身级差地租和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将小城镇编织进区域流空间。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苏南中小城镇的战略价值在于它日益成为双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平台。苏南作为“苏南模式”发源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城乡两元结构对新型城镇化形成了一定梗阻。传统城镇化中，城乡发展一体化主要体现为单向一体化方式，主要表现为农村要素向城镇的集聚和流动。雷文斯坦（E. Ravenstien）、李斯特·赫勃拉（R. Herberle）通过“推—拉”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徙过程。新型城镇化中苏南城乡一体化过程并非单向聚集，而是双向对流。流空间是基于区域流的无缝与均衡的空间网络，流网络可超越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促进实现城乡一体化。苏南城镇则成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融合的平台。城市与乡村不是单向流动，而是相互建构，城与乡在相互建构中形成互为支撑的依存关系，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苏南城乡发展一体化以中小城镇为平台，已呈现由单向城乡一体化转向双向城乡一体化的趋势：通过城乡要素的双向对流，逐渐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城乡市场和产业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总之，在苏南城镇集群系统中，基于城镇节点的引力与势能差，流网络通过“需求—势能差—流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将中小城镇与核心大都市纳入了“水平与垂直分工”的城市群体系。从水平尺度来看，城镇群构成了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从垂直尺度来看，构成了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相互补充的城市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在城镇群网络中，大中小城镇形成了“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的网络体系。
在信息时代的区域流空间，城市与区域治理不再屈从于工业时代的传统管理方式。在区域流空间中，各种流凭借着信息网络，快速、低廉、高效地流动、集聚与扩散。城市群流空间存在着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城市之间的区域流日益密切，其能量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冲破行政区划阻隔，形成跨城市区域治理格局。伴随场空间向流空间的变迁，行政流需与流空间内在逻辑相适应，破除传统行政结构梗阻。
行政区经济结构作为场空间阻碍了区域流的对流。“行政经济区”以行政区域为单元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经济”是“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现象，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
。行政区经济导致地方政府从行政区利益出发，各自为政，主要体现为要素市场分割化、地方政府企业化、经济同构化、资源配置等级化。针对行政区经济格局，陈瑞莲（2002）提出行政区行政要转向区域公共治理。有学者提出建立跨区域的综合协调机构、跨区域的专项协调机构和交流机制（刘君德等，1999）。城市增长联盟（urban growth coalition）和城市政体（urban regime）等相关学术概念，被引入相关研究。
苏南区域并不存在统一的区域政府，是由三个城市行政区构成了一个中型经济板块。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政府之间如何协调与系统化？这需要苏南由城市治理转向区域治理，从发挥区域整体优势角度出发，进一步对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城镇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促进城镇间、城乡间人才、资金、物质、技术、信息的对流，从而形成分工合理、合作紧密、经济融合程度高的一体化区域。
苏南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区域，也是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区域，上海、南京、杭州以及苏北地区的发展对苏南区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长三角发展态势来看，上海对苏南区域空间重组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区域一体化向广度与深度扩展，为满足区域流的对流需要，城市群区域正积极探索新型城际协调机制。探索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体现为自下而上方式。城市政府通过自愿合作方式，探索城际协作机制。城市群制度创新形式包括城市间联席会议、城市间论坛、城市联盟、城市合作委员会等方式，以实现城市群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第二种类型体现为自上而下方式。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主导区域规划与治理。区域治理机构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和规划权，掌控一定金融工具，并下设相关专业或综合职能管理结构。以长三角城市群协同机制来观察，长三角区域通过不断探索，形成了“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协同机制框架。
相对于长三角一体化，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由于同属江苏省，相对更容易从省域层面展开区域协调，在苏南区域轨道交通、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服务方面形成一体化协作。从世界经验来看，新区域主义、传统区域主义、巨人政府论、多中心主义、复合治理从不同视角给出启示。区域协调组织的权能结构各异：既存在着权威性的区域权力中心，也存在松散的地方政府联合体；既有以单一职能为主的区域协调组织，又有以综合职能为主的区域协调组织；既有官方性质、半官方性质组织，也存在非官方性质区域协调组织。但是，松散的区域协调组织由于缺乏权威性，缺乏法律、财政、权限保障，难使其区域规划具有执行力。世界经验需要基于苏南区情进行过滤与重构，对新区域主义、传统区域主义、多中心主义的各种合理因素进行组织与重组，形成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本土化区域治理策略。
行政流是政府通过实施行政行为进行治理的流程，是政府为履行其职能而实施行政行为时所经过的一系列步骤、形式和顺序。新型城镇化在信息时代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展开，行政流应成为流网络的加速器。
传统苏南模式的终结、苏南改制过程中的精英主导与民众缺位，皆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地方政府职能相对滞后于市场经济要求。传统审批经济模式下，政府处于社会资源配置的垄断地位，运用审批权力构建市场结构，难以形成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使市场经济蜕变为“政府管制型经济”。
随着苏南区域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市场经济所衍生的生产与交换自由秩序的形成，政府权力运行范畴与程序日益受到政府培育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反约束”
。这就要求进一步推动制度变迁，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府体制。
新型城镇化内生性地产生制度需求，要求区域治理创新，以获取制度红利。在苏南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正构成重塑行政流的切入点。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环境下，投资主体可以根据区域投资环境，随时将投资转移到市场机制完善、审批高效、公共服务完善的区域。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迫使区域地方政府改革传统审批经济制度，从管制审批转变为服务审批。健全完善的投资环境是衡量区域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尺。在新型城镇化中，苏南应进一步放松和取消各种准入限制，进一步清理并减少行政性审批事项，形成公开、透明、快捷的行政审批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方面可通过大量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交易成本，激活市场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可通过推行一站式服务，简化审批程序，改善区域投资环境，最终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流空间成为信息时代城市群空间的一种理论分析范式，流网络正重塑苏南城市群空间网络。在苏南城市群流空间中，基于城镇节点的引力与势能差，流网络在“需求—势能差—流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正将中小城镇与中心都市纳入“水平与垂直分工”的有机城镇集群。流空间是基于区域流的无缝与均衡的空间网络，流网络可超越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在新型城镇化中，苏南中小城镇的战略价值在于它日益成为双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对流平台。伴随着场空间向流空间的变迁，行政流需与流空间内在逻辑相适应，破除传统行政结构梗阻，使行政流成为区域一体化治理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