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圈层结构理论是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随着城市的圈层结构外扩，城市与城市的圈层结构出现重叠与互嵌，进而改变区域空间形态，形成城市群空间格局变迁：圈层结构的扩展—多元圈层结构交织与互融—一体化多中心区域网络结构。
圈层结构是分析城市发展空间结构的一种理论。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了圈层结构理论，他认为：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城市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与空间距离成反比；区域经济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以圈层状空间分布逐步向外扩展。北京市环状城市空间格局与差序性资源分布成为圈层结构理论的鲜明注脚。
城市是不断变动着的区域实体，在“距离衰减律”作用下，各种经济活动与生活方式从中心向外围呈现圈层状变迁。大都市区域由内到外可区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和外圈层。
内圈层为城市中心区，该层为充分城市化地区，人口和建筑密度较高，地价较贵，商业、金融、服务业高度密集。
中圈层为城市边缘区，既具有城市特征，又保留着乡村景观，呈现半城市、半农村状态，居民点密度较低，建筑密度较小，以第二产业为主。
外圈层即城市影响区，农业活动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与城市景观有明显差别，居民点密度低，建筑密度小，是城市水资源保护区、休闲旅游之地。外圈层中也会形成主城的卫星镇。
城市圈层扩展随着经济周期变迁而相应变迁：①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城市投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城市边缘地区土地逐渐改变为工业、商业、娱乐、城市住宅等建设用地，城市规模迅速扩张。②在经济萎缩时期，随着城市投资的下降，就业率下降，城市人口停止增长，城市圈层扩展基本停止，处于相对稳定状态。③当经济重回复苏阶段，城市经济从萎缩转向增长。城市发展主要在原圈层结构内进行结构调整，边缘区向外圈层扩展的能力有限。④当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城市圈层结构产生变动，重新向外围延伸扩展。
圈层理论总结了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解释了城市空间演进过程。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市的圈层结构外扩，城市与城市的圈层结构出现了重叠与互嵌，进而改变了区域空间形态，形成城市群空间格局变迁。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群区域正成为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中枢。城市群区域治理也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牛津大学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在《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中提出了Megalopolis的概念，将城市群基本特征和功能界定如下：区域包含着比较密集的城市；核心城市与外围的县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区域存在着便捷的交通走廊，可将核心城市联系起来；人口达到2500万左右；国家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通枢纽功能。
1961年，戈特曼基于对美国东北部海岸城市群的考察，出版了《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五个较大的都市所形成的“连绵的大城市链条”，用“Megalopolis”加以表达，从而形成了“城市群”的初步概念。
戈特曼的理论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区域规划产生了一定影响。在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城市人口向郊区“回流”现象，形成了所谓的“逆城市化”。但总体而言，“逆城市化”只是局部、短暂现象，城市化与城市群一体化构成了当代西方区域发展的总体趋势。
随着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对中国城市群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1983年，宁越敏将Megalopolis译为“巨大都市带”。
周一星提出了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MIR）的学术概念，认为：都市连绵区是城市群发展的更高级空间形态。
许学强以“大都会区”
概念来统一大都市带/都市连绵区等概念。有学者提出了“城镇密集区”
“都会经济区”
以及“准都市连绵区”
等概念。这些概念既存在一定共性，也存在一定区别。“都市圈”概念源于日本，太平洋沿岸分布了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共同构成了太平洋沿岸东海道城市群。都市连绵区以都市区为基本单元，以区域核心大都市为核心，沿着一条或多条交通轴线，形成连续分布的城市一体化地区。
姚士谋将城市群定义为：“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为经济核心，借助于现代化运输网与信息网络，发展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
李国平认为：“城市群、都市群、都市连绵区或特大城市区，都意味着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各种基本生产要素（如人口、土地、资源、资本等）和高等生产要素（如知识、高新技术及人才、科研机构、领先学科、跨国公司和现代通信网络等）呈网络形态的区域聚集，它具体表现为以一个或多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若干城市网络集合或区域城市共同体的形成。”
顾朝林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研究中国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与动力机制。
朱英明建立了城市流强度模型，以分析城市群增长特征以及分配机制。
（1）点—轴理论
城市群空间结构可理解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与区域自然结构相互交织，并在区域空间上的投影。1984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陆大道研究员提出了“点—轴开发理论”。该理论以增长极和生长轴为理论基础，点轴系统的“点”是指中心城镇，是区域集聚点，是驱动区域发展的中心城镇。点轴系统的“轴”是点和点之间通过交通线路、动力供应线、通信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的通道。轴连接若干不同级别中心城镇，形成相对密集的产业带或人口带。
“点—轴开发理论”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一国或一定区域范围内，各地经济基础和区位优劣不同，应选择若干资源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交通干线带作为发展轴，重点开发。第二，在各发展轴上，应根据各个点实际资源和区位优劣，确定若干重点发展的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城镇，并确定规划。第三，根据各发展轴和增长极的经济发展资源要素状况，确定增长极和发展轴的等级体系，集中力量，优先开发若干等级较高的发展轴和中心城镇，逐步扩散推广，发展其他等级较低的发展轴和城镇。通过发展轴和中心城镇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城市群发展主要具有三个特征：城市群发展与经济区内最活跃城市发展存在密切关系；地区内重要城市不断从中心向外围扩展，并沿经济走廊形成新的城市节点，最终形成新城市；城市群发展具有开放性、边界模糊性等特征。
（2）城市群流空间演化
城市群形成过程是城市空间扩展过程，“城市群空间发展经历了多中心城镇膨胀阶段、城市空间定向蔓生阶段、城市间的向心与离心扩散阶段和城市连绵区内的复合式扩展阶段”
。城市群空间结构大致可归纳为：“组团式、沿交通走廊带状式、分散式或放射状和群集式。”
城市群的宏观生长形态有“聚团状、带状和星状三种，其基本构成要素是伸展轴、节点和结节地域以及轮廓线”
。“在城市群内宏观区域层次的吸引聚集作用与中微观水平的排斥扩散力交互作用下，多核心星云状结构成为区域的空间形态表征。”
尽管城市群空间布局形态各异，但其空间扩张形式却基本分为两种：“点环状扩张模式和走廊串珠状梯度扩张模式。”
城市群扩张后期进入城市群区域的网络化组织阶段，网络化空间演变模式主要存在四种模式：“极核网络化模式、双子座网络化模式、多中心网络化模式、走廊发展型城镇网络化模式。”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主要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伸展轴。它以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与外部环境联系的交通通道为轴心，形成产业分布带和经济发展轴，并沿着这些交通干线向外辐射。二是节点。它是城市群形态集聚和扩散经济要素的主体，包括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它们的结构、规模和空间分布受制于城市群的演化阶段，决定城市群类型演化的趋势。三是轮廓线。它是从平面和立体方面感知的城市群边缘形态，包括城市群外缘区域、都市圈外缘线、城市建成区集中连片部分的外缘线三个层次。轮廓线的变化标志着城市群向外扩散的进程。
按照城市群空间扩展形态，城市群扩展可划分为四种模式
：①团状空间扩展。团状空间扩展模式多分布于平原地区。它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逐渐形成圆弧，如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②带状空间扩展。带状空间扩展模式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区，沿交通线扩展。如果城市群向外延伸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较小，城市群呈现出典型带状。如果受限较大，城市群则表现为组团与廊道形式的带状。这类城市群通常规模较小，如关中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③星状空间扩展。在空间扩展模式中，城市群伸展轴沿三条以上轴线向外扩展，大中城市数量增加，在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群结构呈现星状。东京、纽约、伦敦大都市区就属于该类型，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形态也属于该类型。④多中心网络化空间扩展。城市群存在着几个规模功能相当的城市，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表现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在向心发展过程中，城市群体内部联系进一步密切化，位移扩展和跳跃式扩展并存，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互为影响的交叠区域。交通走廊使它们进一步聚合，形成交互式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扩展局势，促进形成多中心网络空间模式。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都具有这种特征。
（3）“钻石结构”
李晓江提出了“钻石结构”
（见图2-3），以诠释中国国家空间战略推进过程。在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钻石结构”空间发展战略形成五个发展步骤。第一步：东南沿海4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确定。但是，规模化开发开放主要集中于珠三角的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并形成了珠三角城镇群的基础。第二步：在提出东部沿海对外开放的同时，启动上海浦东新区，带动整个长三角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第三步：在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三项均衡发展战略之后，启动天津滨海新区，由此形成京津冀地区高速发展。第四步：在提出重庆和成都城乡统筹实验区之后，设立重庆两江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快速发展。第五步：国家设立珠三角的横琴、前海、南沙新区，设立舟山群岛新区，推进珠三角、长三角深化改革开放、转型与提升发展。通过五大战略步骤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陆，逆时针渐次推进，形成了钻石状分布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四个国家级的经济社会发展增长极核。四个核心城镇群构造出国家空间战略的“钻石结构”。“钻石结构”既反映出空间战略在推进改革开放、发展转型、破解发展难题中的作用，也体现出中央政府运用空间资源推动战略目标实现的能力。
吴良镛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布局视角，对京津冀城市群区域治理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治理，吴良镛于2002年在《一期报告》中提出了在京津冀城市群构建“两带、三轴、两绿心”格局。
在后续研究中，吴良镛在2006年，从产业空间布局视角，提出了构建“一轴三带”格局。
吴良镛系统提出了未来京津冀地区空间发展的大趋势和基本战略，这一战略包括：以京、津两大城市为核心的京津走廊为发展轴，以环渤海湾的“大滨海地区”为新兴发展带，以山前城镇密集地区为传统发展带，以环京津燕山和太行山区为生态文化带，共同构筑京津冀地区“一轴三带”空间发展格局。通过区域规划，提高首都地区综合竞争力，推动京津冀地区均衡发展。
吴良镛认为，京津走廊是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枢轴，构成了京津冀地区的“脊梁”。依据北京、天津、廊坊三市的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廊坊、天津组成的京津走廊以16.09%的土地面积，集中了京津冀两市一省31.52%的人口和53.95%的经济总量，在京津冀地区处于核心地位。
吴良镛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2013）延续之前的课题，针对京津冀区域治理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提出了新设想：“四网三区。”
所谓“四网”，指京津冀地区应在生态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文化发展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拟定共同政策，并付诸共同行动，实现人居环境的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和文化网络的“四网协调”。
所谓“三区”，一是以修建北京新机场为契机，选择机场周边京津冀部分地区，共建跨界的“畿辅新区”，用以疏解北京主城区功能，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迁至“畿辅新区”。该新区还将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进行合理布局，目标是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经济增长区。二是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京津冀共建沿海经济区，参照天津滨海新区，赋予京津冀滨海地区更为积极的发展政策。三是在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北京昌平、怀柔、平谷，以及天津蓟县等地划定适当地域，设立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建立京津冀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实施长期的生态改善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