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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空间是一种隐性空间，如同一种果冻体，它既存在一定稳定性，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动态变化。城市群区域一般经历了由极化到扩散的变迁过程，在极化与扩散的交替作用下，城市群形成了日渐紧密的区域共同体——流空间。
法国经济学者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于区域增长极，即交通发达、资源密集、经济占有优势地位的中心城市。在“极化效应”作用下，区域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金融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聚，形成超级城市，然后增长极再通过一系列子极将各种经济要素不断向外扩散。增长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扩散效应。
从增长极视角来观察，中国城市群发展与西方城市群发展过程既存在共性规律，也存在着国情、区情的差异。共性规律体现为：中国大都市与西方大都市皆经历了“极化”逐渐转向“扩散”的变迁。中国区域核心大都市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断汲取区域的人才、资本、物资与能源，促进区域生产要素的集中，扩大再生产，使中心城市获得快速发展（见图2-1）。当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升级，开始对区域形成“正外部性”辐射。
图2-1 中国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左）与GDP分布（右）（2014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城市群的极化效应来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极化效应显著。当前，长三角城市圈占据2.2%的国土空间，以12%的常住人口创造了15%的GDP；珠三角城市圈占据2.5%的国土空间，以5%的常住人口创造了12%的GDP；京津冀城市圈占据2.2%的国土空间，以8%的常住人口创造了11%的GDP。
从城市群内部来观察，在改革开放初、中期，城市群一线大都市形成了显著的“虹吸效应”。有学者采用经济联系强度模型与城市流模型，分别从区域和产业两大维度，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由于行政区域划分和城乡差距，北京与天津形成了对周围地区各种资源要素的“虹吸”效应，使北京与天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两个核心“孤岛”，也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石家庄、唐山与京津空间联系最为紧密，唐山由于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因而城市流不如石家庄，两者成为京津冀城市群次核心城市的主要候选者。其他城市与京津的联系强度及城市流都较小，说明它们与京津的落差进一步加大，这也导致它们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存在较高难度，京津“孤岛”现象仍将进一步持续。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只有不断破除行政边界的阻碍，强化城市间经济联系，形成分工合理、错位发展的产业体系，才能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诸多理论中，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与缪尔达尔的赫希曼模型最为典型。前者强调在梯度区域经济系统中，中心城市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极化效应；后者强调区域经济系统中存在相互作用力，如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波效应，强调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带动作用。这两种理论分别指引着城市群一体化的前期与后期阶段。一线大都市从极化效应到扩散效应的变迁存在着双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极化—过渡—主动扩散；第二种路径是极化—过渡—被动扩散。西方大都市的功能变迁基本是在达到生态资源“瓶颈”之前进行功能的主动扩散。与西方大都市的主动扩散不同，当代中国大都市的功能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态资源“瓶颈”约束下被动的功能疏解。
表2-2 中心城市功能的极化与疏解
续表
资料来源：邓智团．3E模型：特大城市产业优化的理论构建与策略设计——城市群演化视角下北京、上海与重庆的比较[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12）：37-42.
以北京市为例来观察中国大都市的功能扩散，《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北京城市总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但截至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超过2000万人。如何化解巨量人口所带来的“大城市病”？北京靠一己之力已难解困，必须在区域空间范畴寻求跨区域合作。北京试图通过建设新的卫星城以解决“大城市病”。北京卫星城建设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代卫星城主要包括燕山石化、石景山首钢、河北曹妃甸等，它以政府力量主导建设，突出生产制造功能；第二代卫星城主要包括北京市的回龙观、天通苑、通州，河北的燕郊等卫星城，主要突出居住功能。由于卫星城的功能单一，虽然第一代和第二代卫星城与北京中心城区形成密集的通勤交通，但是钟摆式城市流（人流、车流、要素流）给中心城的“心脏”带来了沉重的交通负担，反而加剧了“大城市心脏病”。当前，学术共识正逐步转变为决策共识，大都市要化解自身出现的“大城市病”，需要从区域一体化思维来定位城市空间功能，将城市发展嵌入区域发展中进行考量。在区域一体化视野下，大都市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城市过剩功能进行有机疏解，形成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流空间的扩散往往沿着区域主要交通干线不断延伸，呈圈层状不断向外扩张，并逐渐与次级城市融合形成更大规模的都市圈。当前，城市群空间扩散主要以三种方式展开：①城市群带状空间扩展。这种空间扩展主要分布于河谷地区，沿主要交通线扩展。以关中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为典型。②城市群团状空间扩展。团状空间扩展模式主要分布于平原地区，它以核心大都市为中心向周边区域扩展，逐渐形成一个圆弧，如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③城市群星状空间扩展。在空间扩展模式中，城市群伸展轴沿三条以上轴线向外进行扩展，城市群结构呈现星状结构。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扩展属于该类型。总之，在聚集与扩散机制双重作用下，中国城市群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城市群一体化结构。在城市群形成的初期阶段，集聚是主要驱动力；在成长阶段，集聚与扩散是主要驱动力；在形成阶段，扩散是主要驱动力；在成熟阶段，扩散是主要驱动力。正是城市群内部不同等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作用，把城市群内各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合理的城市发展体系、产业发展体系、技术扩散体系、市场组合体系和功能分布体系。
流空间的极化与扩散过程可以制造业之乡顺德市为案例进行考察。顺德在改革开放中成为中国制造业之乡，开创了“顺德模式”，建立了以家电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产业结构，以工业化带动了区域经济腾飞。然而，经过30多年超常规发展之后，顺德大部分企业都面临着各种发展危机。随着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原材料价格高涨、土地资源紧缺、环境管制日益加剧，企业生存压力普遍提高。顺德土地开发强度已超过了香港，也超过了珠三角区域平均开发强度。2010年，顺德全区就有工业企业1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有近3000家，企业具有产业布局与扩张的需求，需要大量土地。工业用地供应不足导致了大量企业外迁。例如，龙江家具业与勒流五金将生产部门沿公路向顺德周边地区进行了部分搬迁；均安牛仔、龙江纺织产业等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地区进行了整体性搬迁；等等。
顺德企业的极化与扩散过程既体现出区域流的“湖泊效应”，也体现出区域流空间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区域流的极化与扩散过程中，流空间悄然发生着演变，构成空间再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内部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生产重组和地域重构的过程（见图2-2）。
图2-2 流空间视角下资本的空间重构
在资本空间重构与地缘经济共同推动下，区域流空间不断发生演变，区域一体化治理不断发生新变化：第一，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地方政府由“竞争型”转向“竞争—合作型”。第二，区域协同治理应通过协作而非科层制过程来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体现了新区域主义视角下政府角色调整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上级政府在区域决策中向引导者转变，各层级地方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基于共同利益，形成了区域合作网络。
第三，构建相互依赖的产业集群。区域合作在引导企业转移时，采取产业链招商和集群化转移模式，使转出企业与转出地保持紧密联系，因而企业在转入地享受低廉成本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转出地优质的政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