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下午，到了傍晚又变成了雨夹雪。暖气流带来的这场雨，似乎捎来了一丝春天的气息，但转眼之间就被雨夹雪带回到了冬季。

内部研讨会于下午四点在医疗部准时开始。

发言的是比野津低三级的谷村。他介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外科的M.马尔第教授发表的论文——《恶性肿瘤的脑转移》。

这篇论文认为，由于恶性肿瘤向脑部的转移都发生在癌症晚期，所以脑神经外科医生往往一开始就态度消极，没有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只是束手等待死亡的降临。

近年来，随着医学水平的进步，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不断延长，即使转移到脑部依然能够存活的病例也大量增加。然而这部分患者却饱受因肿瘤转移到脑部引发的剧烈头痛、眼球突出、颅压高等副作用的折磨而痛苦不堪。

以前，医生认为反正无法治愈，常常对这类患者随意使用镇痛剂或镇静剂，始终抱着消极的治疗态度。但今后，应该采取开颅、眼窝减压等手术方式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事实上，有许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的患者，做完手术后，尽管剩余的时间短暂，但他们却因此从痛苦中获得了解救，安乐地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以上就是马尔第教授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中央医院的脑外科共有三人，即主任医师远野、野津和今天研讨会发言的谷村。

参加研讨的除了他们三个外，还有大学来的一两名年轻医生，最多时加起来不过四五人，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今天和谷村同期的两名医生也从大学赶来旁听。他们之所以大老远地跑来参加，是因为以远野为带头人的这个研讨会内容丰富，而且气氛轻松活跃，不拘小节。

这里的内部研讨不像在大学里，教授以下一个个正襟危坐，满脸严肃。在这里，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在发言中途提问。即使叫来外卖边吃边听，大家也不会有意见。远野虽然在大医院的主任医生一级里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但对于礼节，他是从来都不在乎的。

谷村介绍完论文，又展示了书中刊登的一例手术的X光片，并做了说明。随后进入了提问讨论阶段，大家提了几个问题。接着又围绕术后症状的改善、生存期限的延长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一个小时后，大家讨论得差不多了，由远野来做总结。

“我完全赞同马尔第教授的意见。我们医院也在积极考虑为转移患者实施手术治疗。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赞同了他的观点就要为所有的恶性肿瘤脑转移患者实施手术。对于这类患者而言，无论是否手术，都不能根治，只是通过手术能够暂时缓解病人的剧烈头痛和眼痛而已。正因为如此，选择就更加艰难。在决定是否进行手术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能不能确实延长患者生命。如果患者因为接受手术而更加虚弱，导致患者加速死亡，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虽说针对的是脑转移，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查清楚肿瘤原发病灶的状况。即使脑转移的症状得到了改善，如果原发病灶进一步恶化，手术也同样没有了意义。另外到了恶性肿瘤末期，患者本人的生存欲望也是个大问题。执意给一个丧失了生存欲望的人动手术，硬要延长其生命，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对于这样的患者，单纯只要减轻痛苦的话，用麻醉剂使其陷入昏睡即可。还有一点就是，家属的意见也十分重要。生病的是患者，但支撑和维持治疗的却是家属。只要医生说手术可以让患者多活一段时间，恐怕大部分的病人家属会说‘请手术吧’这样的话。然而仅仅为了延长一个月的生命，或者为了半个月的症状缓解就需支付巨额治疗费用的话，这样的手术能真正得到家属的理解和认同吗？因此，医生的言辞绝不能带有强制的语气，必须考虑到家属的感受，尽可能注意措辞。总之，医生除了医学上的考量以外，也要顾及社会因素，然后在这基础上来决定是否手术。做这样的手术，光考虑医学技术方面肯定是不行的。关于这方面的建议，论文里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最难把握的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会因为国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现实中虽然有很多恶性肿瘤脑转移病例，让人动辄觉得应该马上手术，但其实真正适合做手术的数量比马尔第所讲的要少很多。因此我们对于这篇论文不能囫囵吞枣地理解。对于是否要手术的问题，要充分考虑上述各方面因素之后再做决定。”

远野的见解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所谓社会因素的说法，未免有违背医学原则向现实妥协之嫌。年轻的野津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但也理解现实中的确如主任医师所言，必须顾及这方面的因素。

五个人随后又围绕远野的意见畅所欲言了一番。

研讨结束，众人开始畅饮啤酒时，已经过了六点。 KtnWY9s9WWr6dDt3pfrGlpWCmhk1uo0h/JoWjdtbrm4NSo8+hruFyamnhIn29DZ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