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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在重要时期发生的
事实
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多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色列自称“新历史学家”的学者们借助新开放的官方档案，重写了1948年战争的历史，与从前被以色列贬为宣传手段的传统巴勒斯坦叙述更为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当以色列“形成国家”的英雄时期不再是禁忌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佩普（Ilan Pappé）、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和阿维·什莱姆（Avi Shlaim）用不同的方式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早期全民共识大开杀戒，而对于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和5年后的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发生的事，争议也爆发了。巴勒斯坦学者虽然缺乏阿拉伯方面的文献资料来源，无法获得以色列的档案，还受限于自身的无国籍状态，但他们仍开始更积极地审视其历史，尽管没有产生那么多引人瞩目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瓦利德·哈立迪（Walid Khalidi）包罗万象的研究《剩下的一切》（
All That Remains
）为记录被以色列摧毁的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
耶西德·赛义格（Yezid Sayigh）为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及其建国的追求所做的一丝不苟的翔实记载，在出版20年后仍无法超越。
巴勒斯坦裔美国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另一项欧洲殖民计划，
同时
也是犹太民族的民族运动，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实现其目标，这一直言不讳的透彻见解也相当完善。
现在没有人激烈争论譬如1948年4月在戴尔亚辛（Deir Yassin）大屠杀中有多少巴勒斯坦人死亡，或者在那一年的战争期间或之后有多少阿拉伯村庄人口锐减或被毁等问题。也罕有人接受以色列的原有说法，即导致巴勒斯坦人外逃的原因是“奇迹”或是阿拉伯入侵军队的命令。一度被视为不可靠的口头证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纳克巴的理解。关于这个时期的自传性记录也是如此，人们留下记录的动机是给创伤性事件留下见证，避免记忆被抹去。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家系、民俗和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有关老房子和零落的社区的数据也被收集并公布在网上。卫星电视频道提升并保持了人们对此的兴趣。巴勒斯坦的未来或许风云莫测，但它的过去正在以空前的方式被研究、被展示。
学术研究已深入公众意识。以色列知名记者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在2014年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美国。他根据对以色列退伍军人的访谈，发表了一篇报告，原原本本地讲述了1948年大屠杀和数千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吕大（Lydda）的经过。他坦率地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代价”（这引发了争议），但他认为别无选择，也没有任何悔罪的表示。“若犹太复国主义要继续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沙维特写道，“若吕大要继续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就不能存在。”
近年来，以色列领导人每过一段时间就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公开表示同情，但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拒绝承认对此的责任。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无论多么诚实，在现实世界中都有严格的限制。
不断变换的视角表明，人们目前更加关注不能再简化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核心。部分原因在于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的和平条约，（自1973年起）国家间战争（表面上）的结束，以色列与保守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关系的谨慎“正常化”，以及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的血腥动荡。此外，死亡人数这一粗略但明显的尺度也表明，巴以冲突已经升级了，虽说（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努力“管控”局面，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在1967年至第一次因提法达开始的20年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有6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人之手；从1987年年底到2000年9月，死亡人数共计1 491人；从第二次因提法达开始到2006年年底，数字是4 046名巴勒斯坦人和1 019名以色列人。
现在居住着200万巴勒斯坦人的加沙地带自2006年以来已经遭遇了4次全面军事行动。在2014年的战争中，多达2 3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以冲突仍是全球和地区的关切，是动荡、痛苦、仇恨和暴力的一个根源。
对过去的理解总是随着时间变化。1948年之后，以色列的版本，即胜利者的版本，确实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从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此后巴勒斯坦人精神受创、无人带领且流离散乱，还常常不为人知。他们在西方和以色列的公众视野中基本消失了，即便被人提起，也是作为“阿拉伯难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约旦人或仅仅是“恐怖分子”。广大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支持伴随着歧视与排外。直到1967年以后，巴勒斯坦人才开始“重新出现”，尽管两年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果尔达·梅厄
仍发表臭名昭著的言论，坚称没有巴勒斯坦人。然而，到了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缩写为PLO，简称“巴解”）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以巴勒斯坦的名义在联合国讲台上向世界发表讲话——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独立，隐晦地承认以色列。仅仅5年之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就在《奥斯陆协议》中正式而明确地相互承认，但这一务实的里程碑丝毫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国家地位，也没有导向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实际上，它并不标志着任何形式的真正和解，而且双方许多人都将它视为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随后的谈判破裂和前所未有的暴力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以及对彼此的怨怼和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