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无人之地”

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开始在更远的地方产生回响。奥斯曼帝国拿撒勒市市长舒凯里·阿萨利（Shukri al-Asali）公开反对贝鲁特的土地缺席所有者伊莱亚斯·瑟索克（Elias Sursuq）把阿富拉（al-Fuleh）的土地卖给犹太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und）。那片土地位于海法和杰宁（Jenin）之间，是丰饶的伊茨雷埃勒山谷（Marj Ibn Amr valley）的一部分。而犹太民族基金会是1901年巴塞尔举行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在赫茨尔的支持下成立的。阿萨利声称，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仅仅是为了将贫穷的阿拉伯农民驱离土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 在一封呈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的请愿书中，购地者被称为Zionist（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这个术语在该语境中最早的记录之一。1911年秋，这件事在奥斯曼帝国的议会中引起的激烈争论被阿拉伯媒体广泛报道。阿萨利拒绝执行驱逐令，但阿拉伯农民还是被赶走了，这为犹太定居点马哈维亚（Merhavia）的建设铺平了道路。土地转让是合法的，但它剥夺了佃农的生计——这是犹太人购地过程中令人恐惧的新事实。 犹太复国主义者掌控土地的核心目的更是昭然若揭。海法的伊莱亚斯·奥尔巴克（Elias Auerbach）博士在他1911年以英德双语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文选中写道：“关于巴勒斯坦，有一些简单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很明显，但它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共识。第一个事实是，巴勒斯坦不是无人之地。第二个事实是，这片土地的特征，来自其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者……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土地，要使它成为犹太人的土地，犹太人必须成为主要人口。” 该书的部分内容被翻译为阿拉伯语刊登在《巴勒斯坦报》上。1913年6月，该报发起了一项运动，反对将贝特谢安（Beisan）的国有土地出售给犹太人，当地领导人还向苏丹和贝鲁特的瓦利（vali，总督）发送了电报。

阿拉伯人注意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言行不一。1914年，时任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秘书长的纳胡姆·索科洛夫告诉开罗的《莫卡塔姆》（ al-Muqattam ）日报，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不是作为外国殖民者，而是作为“重归”故里的人，并表达了与阿拉伯人拉近距离的愿望。然而，主张奥斯曼帝国各省自治的新政党地方分权党（Decentralization Party）领导人哈基·贝伊·阿兹姆（Haqqi Bey al-Azm）心存疑虑。他对此回应道：

恰恰相反……犹太人在语言、学校、商业、习俗以及整个经济生活中完全将他们自己排除在阿拉伯人之外。他们还以同样的方式与本土的政府隔绝，尽管还在享受它的保护，因此当地人认为他们是外来者。这也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感到不满的原因。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没被这些吓住，还坚持强调犹太人扩张给阿拉伯人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在向外国听众发表演讲的时候。一名经济学家宣称：“我们定居点的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能从中找到报酬可观的工作的阿拉伯劳动者就越多。” 但阿拉伯人的担忧加剧了，因为他们的邻居显然在想方设法 避开 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提供工作。另外，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以犹太劳工 取代 阿拉伯劳工，哪怕雇主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在1904年的第二次阿里亚 （字面意思为“上升”或“移民潮”）开始后，这种论调更是甚嚣尘上。这一拨抵达的犹太人里，包括了经历过大屠杀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成员。出生在波兰普翁斯克（Plonsk）的大卫·格林（David Gruen）便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希伯来化的本-古里安（Ben-Gurion）。1906年，19岁的格林到达雅法，前往“定居点之母”——佩塔提克瓦。后来，他对在第一次阿里亚中建立的“老”定居点的生活表示失望，并写道：“第一批定居者纷纷成了掮客和掌柜，他们利用自己同胞的希望做生意，靠出卖同族的年轻人来换取微薄的利润。他们把被驱逐的偶像引入民族复兴的圣殿，让异族的工作亵渎了家园。”“异族的工作”是指阿拉伯人的劳动。 本-古里安日后想必会欢迎阿拉伯人的“仇恨”，因为它将迫使犹太农场主招收更加昂贵的犹太工人，推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实现。 1910年，第一个合作社定居点代加尼亚（Degania）在约旦河汇入太巴列湖（加利利海）处的乌姆朱尼（Umm Juni）村建立。

本着同样的精神，推崇马克思主义的锡安工人党 成员组建了名为哈什梅尔（HaShomer，意为守望者或守卫者）的社团，目的是取代定居点那些“与小偷同流合污、恶名昭彰的”阿拉伯警卫。 移民的一部分问题正是对阿拉伯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极度陌生。这些激进的年轻人成了强悍的边疆民族精神的旗手，与原住居民竞争，获得了野蛮浪漫主义的光环——一半哥萨克式的，一半贝都因式的。哈什梅尔的口号——“犹太人在血与火之中倒下，又将浴火重生”——煽情地表达了它那好斗的民族主义组织精神。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很快就开始为一种新的犹太人高唱赞歌：“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既能提枪上马，百步穿杨，又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用来自乡野的独特头饰为自己加冕，证明了东欧犹太人能够在祖先的土地上扎根。” 安全问题主宰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最后一次。1913年7月，在扎尔努卡（Zarnuqa）的阿拉伯人和邻近定居点雷霍沃特的犹太人发生的冲突事件中，哈什梅尔的“巴勒斯坦牛仔”（Palestinian cowboys）被指控“殴打阿拉伯工人并威逼犹太农场主停止雇用他们”。据说那些卫兵“为了一串葡萄”就险些杀人。 其他“令人不快的”行为都在该组织的官方历史和事后的回忆录中被省略了。 那年早些时候，一场热火朝天的体育盛会在雷霍沃特举行。运动会上有希伯来语的演讲、犹太复国主义旗帜的展示和男女同时参加的赛马比赛，其中大多数人穿着贝都因人的衣服，所以“你会以为他们是马背上的阿拉伯战士”，这些事情给一名阿拉伯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30hJOlTvOdTgmWsaqsjpY5xfx9X2afsR0531RNbt3y5zTBDsyHA9a2TnOvyCR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