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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那些世界史学家眼里，竟然从来就没有过“世界”？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
翻阅祖国的版图，就会看到山西宛如一个楔子，牢牢地镶嵌在东三省、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新疆之间。作为定鼎天下，特别是平衡祖国边疆的支点，山西这个楔子牢不牢，能否顶得住千钧重负，关乎天下兴亡、国家安稳。明清以来，定鼎西北边疆的历次行动，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展开的，故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圣祖下诏：连年军队出征，都要经过山西，山西筹措军需、从龙征战，十分辛苦，故免除山西一年的额赋。从康熙五十年（1711）起，由山西开始，分批免除全国钱粮，三年轮遍天下。
中国的商脉起于山西、源于山西；晋商辉煌，与国家经营北方边疆的战略相配合、相始终。无论是“走东口”（即东出张家口，沿张库大道奔向东北，再经库伦走向蒙古和俄罗斯）还是“走西口”（即西出今朔州右玉县杀虎口，经甘肃、新疆、中亚走向欧洲），晋商的行迹，既配合着国家的政治、军事战略，更以贸易的方式，通过山西商路之开拓，将东北与西北、中原与北国、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成就了山西，山西也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
山西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雄伟壮丽的表里山河，《史记》里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河、汾之东，方百里”，这块封地叫作“唐”。此后六个世纪，在“唐”这个地方兴起了周朝最强大的北方雄邦——“晋”，晋献公时代（前676—前651），先是利用其掌握的盐利实现了“富国”，随后又夺取原被赤狄东山皋落掌握的中条山而实现了“强兵”，这是由于位于晋南、绵延数百里的中条山富藏铜矿，铜的拥有，使晋国的青铜兵器和器物铸造步入辉煌，而终形成“晋国天下莫强焉”的局面。汉唐之际，随着以煤炭冶铁技术的发展，周唐故地亦成为中华文明前进之发动机，后赵石勒兴于上党郡，北魏定都平城（大同），高欢以晋阳（太原）为霸府，李唐王朝在此龙兴，中华民族亦由是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此后，五代的晋、汉、周皆从并州（晋阳）崛起，辽和蒙古也均以拥有富产煤和铁的云州（大同）为根据地而所向披靡。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是偶然的。解州的池盐，并州、云州的煤炭和冶铁业，乃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转变的动力，这一转变本身，更具有深刻的世界史意义。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而且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三晋文化奠定了基础。明代的山西版图比今天大，而清代的山西版图更大于明，所谓归绥六厅（今呼和浩特和包头）、“八旗”中的六旗（包括多伦）都在山西治下，从而形成了一个辽阔的晋方言和三晋文化共同体。
山西是文化的沃土。上党梆子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起码在明末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它是从沈宣王宫传出的。《明史》曾记载1549—1582年在藩的朱恬姣，说他“好学、工古文词、审音律”
，而沈宣王朱恬姣驻在山西，与明朝对蒙古的制度有关。洪武二十年（1387），明在今上党—长治地区以北设置大宁行都司，镇守喜峰口以外地区，其管辖范围，东连辽阳，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洪武（1368—1398）时的大将冯胜征蒙古纳哈出部落，筑大宁城于今内蒙古宁城，1391年明太祖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镇大宁。此后，明朝更设立了由诸皇子镇守北部边疆的“宗王出镇”制度，继1391年封宁王朱权镇大宁之后，再封代王镇大同，封庆王镇宁夏，封谷王镇宣府，封安王镇平凉——加之秦王、晋王和燕王已经镇守西安、太原和北平，从而在中国北方构成了以山西为核心，内联中原与东南沿海，外接中亚、西亚，广阔的中国之“亚洲内陆边疆”。
实际上，自汉击匈奴以来，便已设立了朔方诸郡，以与遥远的“岭南九郡”互成掎角之势，而上党郡即其一也。东汉（184—220）末年，匈奴来降者有五千部落，从此在此地与汉人杂处，其待遇与编户同，但不纳贡赋，可见政策起初是很宽松的。《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说：后赵的创建者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的羯人（指住在武乡境内的羯人部落）。不过，随着中原地区豪族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朔方诸郡宽松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终于不能持续下去了，汉人与胡人争夺耕地的现象不断发生，西晋元康九年（299），江统所作《徙戎论》，就是针对这一地区汉胡杂处的状态而发。所谓“徙戎”的核心，就是夺胡人耕地为政府和汉人所有，也就是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异民族身上，从而必然由阶级矛盾促发民族矛盾。导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永嘉之变”，西晋汉族政权终被石勒等所率匈奴、鲜卑、羯、氐、羌部落联军推翻，也即是在此地区发端。
正是这场历史的大变乱，推翻了以“名教”为思想基础的士族门阀制度，形成了新的民族融合，而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也因之从塞外播向中原。
定鼎北方的军事根据地、中国商脉的起源，遂成就了山西“军商合一”的制度传统，更发展出“以军法促民法”的严格管理体制，从历史上看，“军政合一”便是山西强盛的制度保障。中国政治，起于秦晋之间，成于墨法之道。晋文公行军事编制之法，晋悼公铸刑鼎而使“民在鼎矣”，这些举措均为户籍—郡县制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又据宫崎市定，在古代中国，中原的国家即是城市国家，或者说是“城郭”的国家，人民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日落依然回城郭休息。而“村落”则是到汉代后期才在北方大规模出现的，村落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成的部落与聚落；二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屯田，“邨”（“村”的繁体字）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屯田，避免了秦征戍之苦，在边地形成伍里、连邑之制，则使军粮充实。什伍制度或者保伍制度——用军法来代替民法的制度，亦是在控制村落的过程中得以推广的，而恰恰是从村落本身所内含的准军事的保伍制度，以及它与游牧民族部落制度之间的历史联系之中，我们方才可以看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天才学说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所在。
由此我们亦可以说，中国之村落组织制度亦是从山西发源的，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轨迹，在此地保存得最为完整，体现得也最为丰富，这一点从赵树理的小说杰作《李家庄的变迁》中即可窥豹。
魏源曾说：“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
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得以改变，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共产党在太行地区试验、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制度创新，从而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和八路军的组织能力。因此，作为伟大的“太行精神”的发源地，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长治是抗日战争的前线和根据地，1938—1940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仪门、砖壁和王家峪），“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
同时，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而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特别是人民金融和人民币制度，也是从长治、从太行山深处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性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长治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的巨著《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长治郊区的张庄，这两本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大家知道，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于长治这块土地。这场辩论对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据其改编）的契机。60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来，王谦当年根据长治的经验所提出的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成员退社时不能将其带走的创举，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层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实行的也是这样的入股分红但公积金不分红的制度，我们今天绝不能忘记这种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中国基层的金融—借贷机制亦从此全为土豪劣绅、买办商人及帝国主义资本所垄断把握。现代帝国主义势力正是借助中国基层金融信贷机制阙如这一点，才得以深入中国腹地的。1939年，陈翰笙在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中，对此曾有过清晰、深入之描述。陈翰笙说：由于中国国家只顾向百姓征税，更无深入和面向基层的信贷制度，外国资本通过中国的买办势力向中国基层农民发放高利贷，便成为其掠夺中国最为便捷之手段，而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通过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借助的又是“世界市场”的名义，它比直接的政治压迫、军事入侵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当然也更为残酷。
解放初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本书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写。
“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这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残酷剥削之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国家经纪”。杜赞奇说：“我所称的‘赢利型国家经纪’是指那些被国家权力利用的，但在一个不断商品化的社会中没有合法收入的职员。为了强调其专断和压榨本质，我有时也用‘贪婪经纪’或‘掠夺经纪’来形容他们。”
因此，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农村基层之国家金融—信贷机制。最早且深入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10月15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在长治黎城小寨村成立了“冀南银行”，发行纸币。
人民政权发行自主货币，对外而言，就是为了反抗国民党政权以法币通货膨胀和大幅贬值掠夺根据地人民的财产，更是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通过伪币掠夺根据地资源，以保护人民的财产；对内而言，人民政权发行自主货币，其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根据地发展生产和保障民生，特别是为广大贫苦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帮助他们开展生产，改善生活。总之，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货币剥夺人民，对内为发展生产和保障民生提供贷款，这就是人民政权发行自主货币的目标，也是“人民的货币”——人民币的实质。我们不能忘记，不但山西票号代表着中国金融业的传统，而且人民币也是从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走出去的。
由此，我们方才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因为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决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信贷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现代制度不能建立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之上，现代金融—信贷机制更不能以极小块的土地为抵押展开实行，国家深入基层的金融—信贷必须以农村基层的组织化为前提。没有国家，特别是国家信贷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建立面向海外市场的沿海加工基地，以廉价劳动力取得农村汇款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基层汇款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当然都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韩丁之杰作《翻身》，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不但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评价，而且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更指出：“我要求修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在翻开教科书前，必须看完这本书。”因为正是韩丁和赵树理告诉我们什么是旧中国农村的现实：土地被分割成鱼鳞状的小块，农民将如此小块的土地作为借贷的担保，土地产权从不清楚，这就必然造成高利贷盛行，高利贷导致中国农村的贫富差别乃是“生死的差别”，农村剥削之实质是信贷剥削，而非简单的劳动力地租剥削。《翻身》和赵树理的作品还让我们看到，自16世纪以来，除了利用那些基层的社会渣滓作为非正式的税官（胥吏）鱼肉乡里外，中国国家根本就没有接近过村落，在这个意义上，16世纪以来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建立在浮萍般无组织、无依靠的小农社会的沙洲之上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黄仁宇如此总结国共两党的历史博弈：
毛泽东的成功归功于他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沟通障碍。他成功说服城市青年执行乡村改革计划，让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和文盲群众对谈。他关于中国农村改造的信息通过无线电发报机传达到中国各地，在最基层通过口耳相传进一步传播，从而形成了以20世纪的聪明机制对抗16世纪组织形式的最佳范例。当毛泽东的话语延伸到小村落时，被孤立在城市里的国民党绝对没有机会赢得中国。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感到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面向基层农村的国家信贷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导致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
严肃地对待我们的历史，就必须把打破常规，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大发展，与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共产风”严格区分开来。早在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曾经如此严厉批判以行政命令手段取消、代替、破坏农村市场和农村金融—信贷的“共产风”：“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呼吁：“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我相信这些久被尘封之历史，亦终有重见天日之时。
毛泽东去世后，抚今追昔，韩丁在《大逆转》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的伟大贡献，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道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残酷的外国经济封锁条件下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一个有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平等贸易的经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方能主动地在经济交往中争取到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参加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而不至于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样沦为西方的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今天看来，如果毛泽东最终成功了，我认为不但中国无疑会有一个欣欣向荣、广受人民崇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进展或许会比今天慢一点儿），而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也不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所有生活极端贫困和遭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说，他们不会走到今天这样彻底绝望的境地，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道路将会是一个更为坚实而且更加有用的发展典范。
“人说山西好风光。”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这句话大有气象，它说明研究一个区域的问题，必须具备国际和世界的视野，反过来说，观察所谓“全球化”的问题，更不能离开这种“全球化”对区域、地方和基层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借“上党”辽阔的视野，我首先说一下1350—1850年大约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以此开始一种不同的历史叙述，这就是历史学界所谓“漫长的16世纪”，它是“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
我们先谈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历史观问题。
大家知道，眼下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在流行一个暧昧不清的词叫“文明”或者“文化”。21世纪伊始，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把整个世界史描述为“文明之间冲突”的历史，随后联合国更别出心裁地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文明”“文明的冲突”这样的说法更是被用得“满天飞”，美国的反恐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定义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现代文明与宗教愚昧之间的冲突，甚至被西方社会定义为“文明保卫战”。
在当今世界，可能没有一个词比“文明”或“文化”更含糊不清、更容易造成误导的了。学术界长期运用“文化比较”“文明比较”这样的范式从事研究，是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确立某一种文化的本质。我认为，这样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它很容易造成巨大的误导。误导之一就是通过纸上谈兵的“文化差别”，实际上掩盖了这个世界上强与弱、贫与富的差别，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根本的差别，它造成的实际结果，就是用“文化”和“文明”这样的虚构的范畴来掩盖真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今天的伊拉克打不过美国，巴勒斯坦打不过以色列，正如过去的中国打不过八国联军，这不是文化的原因，而主要是武力的问题、财力的原因。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颠倒过来，说财富的差别、武力的差别乃是由抽象的“文化”决定的，那么，这就好像哈佛大学的戴维·S. 兰德斯教授在他所写的一本畅销书《国富国穷：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中所持的那个简单化立场，即西方国家之所以富，是因为它的“文化”好；世界其他地方穷，则是因为其“文化”劣等。这是一种狡辩，而这种狡辩即使放诸“西方”本身也不能自圆其说。众所周知，1500年以来西方所谓“大国崛起”的先导者，乃是西班牙天主教帝国，而它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崇尚暴力、野蛮的骑士制度，同时又高度轻视物质生产和市场交换，这既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文化特点”，也是其“民风”所在。直到17—18世纪，西班牙人尚认为，让英国人和荷兰人为其生产商品乃是西班牙帝国最值得骄傲之处。15—16世纪的西班牙宗教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所奉行的，总体来说是以武力、暴力和权力为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体制，是以资本掠夺为特征的金融制度，在19世纪之前，它们无论在文化水平还是生产力方面都比当时的中国远为落后，这本应是世界史的常识。
尽管如此，“文化优胜论”却是非常深入人心的狡辩，说它深入人心，是因为不仅在国际关系中，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文化政治”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文明”和“文化”这个范畴造成的第二个误导也是致命的，因为它认为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文化，特别是存在着一种鹤立鸡群、超乎其他文明之上的“西方文化”或者“欧洲文明”，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幻觉。这种文化幻觉是19世纪之后才在欧洲产生的，哲学家黑格尔、尼采，社会学家韦伯等都是这种幻觉的代言人，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欧洲”如何由一个混杂的地缘、种族范畴变成了单一“文明”范畴，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却又几乎从未得到认真思考的现象。相反，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人仿佛《阿Q正传》中的那位赵太爷，生怕自己跟穷亲戚沾上一点儿关系，不断自我强化地坚信“欧洲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是独一无二的，是纯而又纯的。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之后，欧洲其实就丧失了真正的“世界”关怀和“世界”视野，因为它眼里只有自己，它忘记了世界之所以可以称为“世界”，就是因为它指的就是杂多、多元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而我们称之为“世界史”的东西，无非就是指这种“多元联系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指“世界交通史”和“世界交流史”。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杰出的世界史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如此尖刻地批评欧洲所谓的“世界史”：“真正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那些世界史学家眼里，竟然从来就没有过‘世界’？”
今天我们要谈的“漫长的16世纪”，即1350—1850年这500年的历史，首先是中国的明清两朝与周边怎样发生关系的世界史。我们谈明清两朝，就是把它放置在与大陆上的蒙古、中亚、西亚，海洋上的“南洋”“西洋”的广泛交流、交往中来看的，以此说明：没有这种广泛的交往，就没有“漫长的16世纪”中国的辉煌；离开了与周边的广泛交流和交往，明清的500年兴亡问题也无法谈得清楚。即使明朝号称汉人天下，这个“天下”却是通过与北方的“亚洲内陆边疆”和海上的“海洋朝贡贸易体系”组织起来的，因此，明清两朝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其实都是不纯的，唯其不纯，它才伟大。
在整个“漫长的16世纪”，欧洲和西方都是很落后的，与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相反，那时贫穷的欧洲总希望攀上东方、亚洲和中国这样的富亲戚，希望跟东方拉上关系。所以，那个时期的欧洲反而是具备“世界”和“世界史”视野的，“漫长的16世纪”可以说是“西方急于跟东方拉关系的历史”，那个时候西方人甚至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东方杂种”。这种愿望在1911年出版的《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关于“东方”的条目中暴露无遗——“东方：指光芒四射的、闪光的（绸缎）、高贵的、兴盛的、光明的所在，是宜居之所，是理性关系的确立，是朝向，是确定自我方位的所在，朝向东方。”这种关于“东方”的解释，在1980年出版的《剑桥美国英语词典》中，竟然被改为短促的一句话——“东方，指中东的东部，尤其指东亚”，而这恰恰表明，今天的“西方”在文化上是很封闭的。
如果我们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在“漫长的16世纪”，无论在人口和劳动力还是货币资本和生产能力方面，东方都是领先于西方的。西方严重的落后情况，是在“漫长的16世纪”的下半叶，也就是在1567年之后才得以逐步改变的，而西方之所以能够逐步改变它的落后，主要也是因为通过美洲的发现这一重大事件，欧洲从此得以绕过西亚伊斯兰世界，直接与世界经济、文化的核心区——东亚和中国建立联系，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三个“三角贸易结构”：一个是葡萄牙人开辟的出地中海、经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印度洋的“东印度航线”，即葡萄牙—印度—爪哇群岛之间的平底船贸易三角结构；一个是西班牙人开辟的跨太平洋航线，即墨西哥—马尼拉—福建之间的大帆船贸易三角结构；还有一个是由墨西哥到意大利，再经阿拉伯海、印度到菲律宾的环球航线。
这三个三角结构之所以能够构成，关键在于美洲白银的发现，形成了东亚与美洲、欧洲之间的白银流动机制，实际上，欧洲开矿业的发展，也是从西班牙人在美洲驱使奴隶进行白银开采起步的，并不是从英国工业革命的煤炭开采起步的。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西方逐渐掌握了当时的“世界货币”白银，这才通过与东方“白银经济圈”之间的贸易积累起大量的资本，从而节约了自身发展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并为西方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从全球社会结构运动的视野来看，16世纪后期这种结构性的供求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对全球物质生产、环境生态及社会发展模式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两条发展道路或者两个世界之间的“大分流”亦因此而形成：一条是亚洲式的，通过追求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市场的不断扩大节约资本，从而以市场扩张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另一条则是欧洲或西方式的，通过追求资本的利润率和资本的积累，形成不断变迁的世界“资本中心”外围的结构，并利用这个资本中心对广阔的外围与“边缘”加以排斥和剥削。
费尔南·布罗代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乔万尼·阿瑞吉的著作分别描述了1500年以来，世界“资本中心”漂移和变迁的历史：首先是热那亚（放债给西班牙）、威尼斯（放债给荷兰），其次是荷兰（放债给英国）、英国（放债给美国），最终则是美国和日本以武力与金融垄断剥削全世界的当代统治结构之形成。
根据这种“资本中心”漂移的历程（或曰“资本的历程”），弗兰克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把16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一场全球博弈的话，那么这种博弈的实质，就是全球经济贸易活动的参与者要在全球性的经济结构中为自己争取一个资本积累中心的位置。因为一旦获得这样一个有利位置，就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源和经济剩余谋求自己的发展。弗兰克以“结构增熵”来描述这种结构互动、结构变迁：获得在全球结构中资本积累的有利位置，就可以把全球结构运动的利润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把代价、结构运动的“增熵”扩散到整个结构中去。毫无疑问的是，资本积累模式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均衡的破坏。换句话说，世界资本中心总是遵循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框架把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剩余集中在自己手里。结果，从此之后，希望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的扩大“自动导致”世界市场的“均衡”这种理想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或“市场模型”，也就再也不可能实现了，经济和市场的“均衡”运动已经被所谓资本的“增熵”运动取代，而这种“结构增熵”运动，使得核心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别人的自然、人力和货币资源，并把发展和增长的代价耗散到结构的边缘。因此，在这个既定结构中，落后地区之落后，既是发达地区之发达的结果，也是其条件。
概括而言，在“漫长的16世纪”后期所形成的基本世界经济结构，就是“美洲—欧洲—亚洲”三角结构，正是通过这一结构，欧洲才逐步改变了它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地位，随后，在“漫长的19世纪”，“英国—印度—中国”的新三角结构则是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世界模式的核心。此时的市场扩张，已不是分工和交换扩大的结果，而是由资本积累和武力扩张推动的，因为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是不能获取别人的资源而谋自身发展的。于是，结构运动和变迁的结果一方面是欧洲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则是边缘地区作为“增长代价”的承担者日益陷入混乱和失序之中——这就是弗兰克所谓：“熵（发展的代价）被从经济秩序的中心排放到秩序的边缘地区，结果是中心的秩序和结构日益强大，边缘的秩序和结构日益解体。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有序增长，总是以边缘地区的无序和退化为前提的。”资本中心区域益强，生产劳动区域益弱，这就是所谓“无发展的增长”。
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严重缺陷，就在于它深深陷进了牛顿力学时代的早期机械物理学中，而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热力学定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经济学，包括建立于其上的全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恰恰从科学进步、科学发展的视野看去，是落后的和片面的。
按照牛顿的观点，每个作用力都有相等的反作用力，正是在这种机械世界观的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才把市场比作供需双方互相促动的一种机械机制，比如，若消费需求增加，卖方就会提价，如果卖方价格过高，需求则会减少，迫使其降价，以重启需求。同样的逻辑更被应用到自然资源和作为“劳动力”的人的利用中：如果资源和劳动力稀缺，价格就会上升，这就促使供应量上升；相反，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下降，供应量就会减少。因此，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是保证资源合理化生产、配置的基础。
但是，上述机械论的观点无视了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它认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供给是万世不枯的，因此永远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某种资源、买到廉价劳动力。第二，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原理，供需、买卖双方是互利双赢的，它无视了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人是不能买卖的，劳动力供给更不是万世不枯的，比如一块煤燃烧后就再也不能做功了，就成为废料了，劳动力更存在老化、退化和耗尽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卖自然资源致富比卖血还残酷，因为卖血换钱，血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在人类机体内再生，而卖了资源却永远不可再生，再生的只能是熵。因为资源的生产在熵的意义上是不可逆的，所以“互利双赢”从根本上说是谈不上的。第三，它认为熵是市场的外部性，是偶然因素，是商业活动的边际成本，但是，当这种外部性、这种边际成本已经大到可以毁灭环境、可以毁灭一个地区人民的生活的时候，这样的经济学本身就已经成为严重的误导。
实际上，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驳资本主义市场是戴着“商品交换”假面的“不平等交换”时，他就是从热力学的视野出发去批判牛顿的机械力学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摆脱牛顿力学的简单机械论，从热力学、从真正的科学发展视野来观察我们的世界。爱因斯坦曾这样指出：“热力学定律是宇宙中我相信的唯一物理学理论，也是涵盖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科学理论。”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宇宙总能量不变，但熵的总量在不断增加。”第一定律指出宇宙能量不变，所以也被称为“能量守恒定律”；第二定律则指出，尽管能量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是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但是，这种转化永远是单向的，即从“可利用的”到“不可利用的”。比如，我们烧完一块煤，能量还存在，只是转换成了扩散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但是，尽管在此过程中能量没有丢失，那块煤却永远也不能再次燃烧了，再也不能发挥它原有的作用了。这正如耗尽了30年积累起来的青壮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便会枯竭，中国的发展就会丧失动力一样。这就是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的关键：能量在任何条件下转化都会损失一部分“可利用能量”，这部分能量再也不能做有用功了，转而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负担。可利用能量的损失数量，就被称为“熵”，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由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鲁道夫·克劳修斯在1868年率先提出的。
总体来说，热力学第一定律说的是宇宙能量总量守恒：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改变其形式。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是：能量形式之间的转化只能是单向的，即从有用的向无用的转化，从可利用的向不可利用的转化，从有序的向无序的转化。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中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始于可利用的、集中的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转化成了不可利用的、分散的能量。衡量可利用的能量转化成不可利用的能量程度的指标就是熵，它适用于宇宙的任何子系统。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能量形式之间的转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即从有用的向无用的转化，从可利用的向不可利用的转化），因此，从根本上说，在所谓的“能源市场”“劳动力市场”上，资源的输出和生产方、劳动力的输出方，绝不可能与能源的消费和购买方、劳动力的购买方实现真正的互利双赢。因为在这种交易或者“转化”中，前者生产和输出的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可利用的能量，是不可再生的劳动力，而留下的却是不可利用的废物，其必然结果就是自己系统的熵的指数升高了，社会负担总体加重了，社会能力被削弱了。
当今世界发展正面临着两个重要挑战：一个是能源的挑战（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息息相关），另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能源的三个主要来源。全球石油储藏的基本地缘状态是：中东占61.7%，一面独大。在世界六大产油区中，俄罗斯、美国自身的储量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五，而整个亚洲则排在最末（仅占世界储量的3.5%），总体“贫油”，我国只有南海算是海底石油储藏比较丰富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很不太平。同时，俄罗斯和美国分别是天然气的最大储备国和最大生产国，其中俄罗斯占世界储量的26.7%，而整个亚洲地区只占7.9%。石油和天然气的分布状况清晰、深刻地体现了我国“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在三大能源中，我国只有煤炭的储量排在美国、俄罗斯之后，居世界第三，但与美国和俄罗斯煤层浅、利于露天开采不同，我国的煤层深，主要需依靠深层开采。目前，在世界能源供应总量中，石油占35%，煤炭占23%，天然气占21%。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国际能源供给和储备的战略形势也昭示着：尽管从长远看，22世纪末全球煤炭储备也将耗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能源供应主要必须依靠煤炭。中国最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就是山西。
中国的发展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其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谋发展与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两大突出矛盾。
胡锦涛曾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而“解决好能源不足的矛盾，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以上，但每年的煤炭消耗量接近世界总消耗量的四成；在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的同时，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则着力推动制定碳交易、碳关税等规则和准则，力图通过经营与金融债券相类似的“排放券”剥削、压制发展中国家，以维持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向我们昭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能力，说白了就是吸收有用能量，排出无用能量的能力，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外的能力，这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弗雷德里克·索迪指出：热力学定律“最终决定了政治能力的兴衰、国家自由与否，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它是人类普遍幸福的来源，同时也是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掌握能量转换的主动权，能否优化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能否优化煤炭，即不仅要把煤炭理解为资源要素，而且要把煤炭提升为科技要素、创新要素和资本要素，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能否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劳动者条件，提升劳动者素质——能否“以人为本”、降低熵值，能否阻止我们宝贵的资本、劳动力和资源流出，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这是检验我们领导层执政能力、社会组织能力的一个基本指标，是检验科学发展观是否得到落实的重要尺度。
资源与资本的问题，“结构增熵”和“资本中心”扩张运动的理论，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具体化。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500年来世界历史的运动，比当前流行的“全球化”的含混说法更真实，也更具理论力量。大家知道，“全球化”这个范畴本身，最早是由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牵头的美国国家安全“三边委员会”提出的，而这个“三边委员会”本身，当然就是一个为把全球利润抓在少数发达国家手里，而对世界经济与市场进行管理和剥削的国际垄断资本家俱乐部。
今天，对所谓“全球化”最通俗的解释就体现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据说这本国际垄断资本“俱乐部手册”，被许多地方当作领导干部的学习材料。托马斯·弗里德曼那些广为人知的说教包括：“全球化”的核心在于资本的自由化，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抹平全球差异，使得世界经济自动达到均衡；全球化的推手是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全球资本家阶级的总部）摧毁了国家边界和民族企业、民族市场，平衡了全球竞争，使得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外包服务”得以加入制造业的供应链，因此，正是跨国公司和世界资本家阶级推进了全球工业化，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共同富裕”。
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宣扬的这套“全球化战略”听起来十分美妙，却掩盖了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这个简单的事实，掩盖了资本对世界的“发展”从来就不感兴趣，因为它唯一感兴趣的是利润率的“增长”，是资本的积累，是如何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榨取最大利润——这才是“三边委员会”所提出的资本战略的核心所在。
实际上，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只不过是对一位更为著名的弗里德曼——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鹦鹉学舌的通俗版，后者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因其最终使富国、富人获利的“反通货膨胀”理论而获瑞典银行青睐
，并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大家应该知道的是，因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支持智利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政权，并利用芝加哥学派为皮诺切特政权培养“经济改革家”，所以在颁奖仪式上有人高呼他是个“刽子手”。弗里德曼使美元利率持续上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拉丁美洲国家为核心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而且，更鲜为人知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哈佛大学就学时，曾经有两位著名的同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浦山，另一位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世界经济史学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浦山于194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曾震惊了国际学术界。1989年，《加图学报》发表了浦山对弗里德曼的批评，浦山指出：实际上，今天的所谓“全球化”首先是一个有利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完成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而并非生产和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包括“三边委员会”这样的机制，不过就是一个发达国家资本家集团的联合体，它所关心的从来就是资本的积累和利润率的增加，而不会考虑资本积累给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就业和环境造成的代价。在这样一种以资本利润率最大化为导向的“全球化”制度框架中，经济、市场和区域之间的“失衡”是常态，“均衡”反而是变态。资本的全球积累、全球资本家集团的这一“全球战略”，将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难以避免，而且这种全球性金融资本危机，将比过往的区域性危机更加难以应对——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已经证明了浦山的远见卓识。
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是，如果浦山不回中国，凭借他的成就，他一定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兰克逝世后，意大利经济史学家乔万尼·阿瑞吉则这样写道：弗里德曼的信徒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对弗兰克的长期排斥不是学术性而是政治性的。今天看来，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是一个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的论断，更能揭示“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描述世界经济运动的著名的“弗兰克模型”，更足以使“世界是平的”这类幼稚的宣传沦为笑柄。
今天的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金融—军事扩张机制推动的，是西方资本家集团长期通过操纵金融信贷，“利用他人的资源和财富谋自身发展”的一贯政策的延续，绝非市场自身扩张的结果。这样的全球化，更是以摧毁基层和世界广大地区的财政—金融秩序为前提的，而这才是当今世界“国富国穷”，即何以有人富、有人穷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必须形成新的发展观，否则，真正的发展就是谈不上的，所获至多不过是弗兰克所谓“无发展的增长”，即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无一例外地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获得的。
我们都知道，山西在历史上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汉字中商贾的“贾”字，就是从盐商的“盐”字发展而来的，山西的盐、铁和煤使得它在漫长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明清以降，票号更使得山西成为吸纳财富的金融中心。大家还告诉我，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近代以来，山西衰落的过程恐怕也是毋庸讳言的。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就是：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
我们凡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种空间性和结构性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也是如此，特别是，历史研究必须与交通、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好比我们的古人所谓“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结构不仅是对于国内，而且对于世界也是一样的，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空间”，一方面是指“自然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指“制度的空间”。这里所谓“自然（或物质）的空间”，是指河流、气候、生态体系、人口、自然资源等；所谓“制度的空间”，则是指人们交往的规则和制约，即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此看来，如果当今世界的交往规则是按照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组织起来的，那么在这样的制度框架里，一个地区在自然空间方面的优越性就会相形见绌，其在资源、商业方面的优势不但难以发挥，而且会成为资本掠夺的主要对象。
用弗兰克那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形象地看，结构中一部分的扩张总是会伴随着结构中另一部分的收缩，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这样的制度空间里，它会把收益、利润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
制度经济学者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卡尔·波拉尼的研究已经证明，在以资本积累为导向的既定制度空间里，资本的积累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指望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得经济自动达到“均衡”，实在无异于天方夜谭。相反，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是“均衡”，而恰恰是“失调”、失衡才是经济生活的一般状态，因此，正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政府和社会的集体控制，对于不断纠正和克服经济生活的失调缺陷，就是必要的”
。如果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和能力，如果政府也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我们知道，唐代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沿着运河交通线建立起来的，唐宋以降，一方面是资本日益集中于运河沿线，另一方面则是原有的以长安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交通网络的衰落。到了明代，这种交通和资源分配的失衡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崇祯二年（1629），给事中陕西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详细描述了西北大饥荒中人相食的惨状，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这样的饥荒竟然长期不为朝廷所知。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世以来，西北交通不便，经济方面与资本集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差异极大，而地方官员在中央的发言权亦小，故实情壅蔽，以致如此巨大的灾情都难以上达。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从内部把历史上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式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都没有了，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做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在资本、劳动力和资源都涌向沿海地区之后，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动乱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美国学者彭慕兰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如果鼓励一个地区大肆利用其他地方的剩余和资源谋发展，那么全球经济体当然就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市场或者起点公平的赛场，而是一个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结构秩序，它所造成的也只能是萨米尔·阿明所谓的“不平等的发展”。
近代以来，这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更被内化为中国自身的内部不平衡和不平等，而这始于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的奠定，这种发展道路最终导致了中国内部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的“大分流”或者“大转型”：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国家政策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化，是一个比1911年或者1928年那些变化更重要的政体转变。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较为富裕的地区接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社会重建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有助于给一个正在奋力求存的国家带来一种类似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被用在它要尽力保卫的地方——中国的东南沿海，那里是西方直接干涉的地方，也是偿还外债的开发区。
但是，一旦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它的新旧使命之间、核心区域与腹地之间的显著差异——我搜集到的证据显示：一方面，国家对于腹地的更多的榨取，确实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业做出了重要的改善；另一方面，腹地则越来越为国家所忽略，并越来越缺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行政整合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于那些核心地区，而腹地既承受着更大的压榨和榨取（大部分来自传统权力的拥有者），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
彭慕兰所指出的19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185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改历史上所谓“让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这种制度在明清两朝被称为各省“协饷”，而所谓“协饷”，就是从国家税收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救助那些不发达地区和受灾地区），而成为“劫贫济富”。我们还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重农抑商”的，为什么如此？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不事生产，尤其不能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冶铁铸钱技术的发展而发达的，它有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钱后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即便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另一件则是放高利贷，放高利贷自古有之，近代尤甚，其结果我们前面已经大致说过了。
曾经做过国民党“文胆”的陶希圣曾经这样总结道：因为中国的商业支配着工业，所以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而不能从重商主义走向产业革命，这就是“重商主义陷阱”。何况中国的商人是在广阔的大陆上经营，市场广阔，“他们在现存的生产方法之下可以获得利润，他们不必去求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国因此不能像英吉利那样，开始工业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在现代学术史上，陶希圣曾是与郭沫若齐名的杰出历史学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洞见的，但也有不太高明之处，因为他没有看到：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多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所以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的——一方面，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和扩大。为包括陶希圣在内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所追求、羡慕的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此意义上就并非平白发生的，因为要确立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单纯从经济上很通俗地讲，第一需要很廉价的资源，比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支柱之一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棉布，仅靠机器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实是不行的，何况机器在初期并不便宜，而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没有美洲的棉布市场——没有这些廉价的资源和武力“打出来的市场”，英国的纺织业是不能崛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不能确立的。
资源之外，更为重要且关键的就是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投资，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充其量也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而欧洲在长期战争融资中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却能够把信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可预见的未来利润转化为资本投资，这样才解决了向新的生产方式（其实首先是先进武器的制造）大规模投资的问题。可见，如果脱离欧洲军商合一的体制，如果不分析欧洲立足于应付大规模战争而形成的战争融资制度，空谈“商人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也只能是脱离具体历史的书生之见。
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完全不同，明清以降的中国在大约400年里是和平、统一的帝国，其间大规模的战争也并不是没有，但是战争绝没有欧洲400年那样如家常便饭般频繁，甚至可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与中华帝国真正势均力敌的劲敌并不存在。于是，在中国是两个彼此接续的绵延帝国，在欧洲则是200多个势均力敌、彼此混战的国家，所谓中国和欧洲的客观环境、条件相差几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军商合一的体制，所谓立足于战争融资的国债制度，当然在中国是无从发生、发展的。
因此，和平“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经常面临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救灾。我们知道，儒家讲“大一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从“天人合一”这个角度来论证的，这意味着对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是上天的肯定和奖赏，而反过来，天灾则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更被阐释为“人祸”的结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谴责和警醒。所以，自董仲舒以来，儒家一直就颇有些巫师的味道。比如《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案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
这是很著名的话。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都把救灾当作头等大事，因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附会说灾害是上天的警示，而倘若统治者面临警示还不全力救灾并且“罪己”，那就不仅是不仁不义，而且是拿“天命”开玩笑，其合法性自然就成问题了。结果，如何处理灾害，就成为“大一统”合法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彭慕兰看来，中国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区域的协调平衡者和救灾者的角色。中国的这个漫长的“救灾”政治传统，到近代之后就衰落了，因为近代的中国统治者忙于应付赔款、自强和发展等问题，无暇顾及救灾的问题——或者说“天命”的问题，甚至为了自强、为了发展，破坏环境和自然，引发自然灾害的事情总有发生，乃至沦落到“劫贫济富谋发展”的不堪和狼狈，而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一统”的另一个基础就是一元论的宇宙观。所谓“纪元”“开元”“元年春王正月”等说法，说的都是政治的一元论。“纪元”“开元”与近代中国引进的“世纪”观念非常不同，“世纪”讲的是直线进步的发展，而“开元”“纪元”讲的则是在运动中不断达到自我平衡的结构。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进一步将“一统”发微为“三世”，他的这种说法预示着：在“一统”的状态下，包含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所谓“大一统”的目标，就是要最终消除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创造“大小远近若一”的“太平世”。从历史上看，春秋“大一统”的真正目标，亦无非是打击诸侯、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关系复杂，地域差别极大，各地经济的自足性强，分裂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协调地方差距、反对分裂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传统。
总之，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是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政治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追求直线发展与注重结构内部平衡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中国政治传统与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处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以西方政治为范本进行改革，这种政治改革有成功之处，更有其不得不然之隐情，自然也有失败的地方，其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发展”而放弃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功能——重农、救灾和反分裂，忽视自身的协调与平衡，而这就是彭慕兰所谓近代中国政治向“国家重商主义”转化的代价，或如陶希圣所言，乃是落入了“重商主义陷阱”。
明代中期以来，特别是16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扩大，中国的商人资本迅速增加。在鸦片战争之前，明清两朝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外敌，也不过就是北元蒙古，特别是西蒙古（范围涵盖今天之新疆、青藏高原和外蒙古）。明清两朝与北方敌人的军事斗争，虽然自始至终得到了商人的帮助，但是国家形势远没有严峻到需要建立一个军商合一的体制，非得发行国家战争债券融资才能应付的地步。建立在严密土地税收制度上的国家财政，尚足以应对内外危机，而中国的国家债务信用之不发展，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与其面临的外部敌人相对弱小，不必确立近代西洋式“以战养战”的体制有关的，对此我们于后将做更细致的分析。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鸦片之役以降，中国政治经济一下子就面临着严酷的两难困局，或者说陷入双重危机之中：一方面，国家要自强、要发展，最需要的当然就是钱（资本）；另一方面，不但天文数字的赔款耗尽了国家的财力，而且西方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进一步使得中国财源日益凋敝。与此同时，国家衰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此时再发行国家债券，力图运用国家信用的力量振兴产业，无异于最没有信用者发行信用，其命运自然可想而知。
所以，近代中国唯一的融资渠道只有“外资”，这使得中国经济不得不依赖西方的金融垄断。于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变“重农抑商”为“国家重商主义”，但这里所谓的商指外商，所谓的融资主要是指外资和外债，这就不能不养成一个不事生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它们的力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个把中国的可怜“剩余”一并掠走的半殖民地体制由此铸成。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也正是基于此才共同认识到，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国内市场，铲除买办资产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才由宗法的时代进入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的新时代。
1850年以来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客观上将中国纳入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之中，从而形成了僵化的、一根筋式的发展模式。近代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自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正如彭慕兰所说，是近代以来国内资本的高度匮乏而非市场的匮乏导致了对外资的高度依赖，从而使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日本的问题，如果没有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满洲、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发展”的问题，自然更不是简单的“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其间中国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儿生产的发展甚至增长，按照杉原薰的精确统计，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经济亦有增长，但这些增长所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瓦解、国家分裂，这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从这样的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转变发展方式理解为对近代以来“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把它理解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思想的延续。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起码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上。从最浅的层次上讲，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区域协调关系，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那就谈不上发展。从更深的层次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的根本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即从世界的视野出发，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结合中国革命与改革的经验，探索并提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是与近代以来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学说一以贯之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看区域的问题，则需世界之眼光，而不能仅仅就事论事，简单地立足于执政和应付眼下的危机。
举个例子，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近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里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著名的杂志《纽约客》，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深入探讨了黑龙江中俄边境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文章的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其实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由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跨国公司沃尔玛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维造纸，但是，美国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境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沃尔玛这样的跨国企业。
加拿大学者马耀邦曾分析过沃尔玛的发家史，他说：
甚至连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本人也无法想象，他1962年开在阿肯色州罗杰斯的小店会扩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正如他无法想象一个靠近香港的中国小镇——深圳，会成为其零售帝国的采购总部。沃尔玛每年100亿美元的纯利润中90%以上来自中国，这足够令人吃惊，但是，沃尔玛迅速崛起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商，还不仅仅是摧毁了中国溃不成军的零售业，它的崛起给中国造成的代价，在R. 格林瓦尔德著名的纪录片《沃尔玛——高成本低价格》中体现为——一个中国农民工面对镜头这样说：沃尔玛的顾客，当你穿着高档服装，当你的小孩玩着昂贵的玩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工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干活的？另一位女工则说：你们赚取的利润，你们的好日子，来自中国人民的汗水、泪水和超时的工作。
成本与价格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差别，国际市场的低价格，是建立在中西部的高成本基础之上的。这就是利润的来源。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结果是资源和资本都流向了发达地区，代价却被留在了广阔的腹地。在当今中国，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利润在城市、代价在农村，利润在上层、代价在基层——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是全球资本积累的黑暗逻辑——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只要这个资本全球积累的残酷逻辑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安徽、河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不能南边开放，北边闭关自守。今天我们讲的“大一统”，是在全国共同市场的背景下讲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讲的，不是像历史上单纯地讲“文化上的大一统”。要形成广泛的、统一的市场，就要反对片面的发展观、开放观，发展山西，一个重要方略是逐步打开、恢复北方和西部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经新疆通向中亚地区的商道，特别是以高速铁路的发展为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现代商业贸易网络，重建古丝绸之路。清代杰出的学者邹代钧，在光绪十一年（1885）奉诏随使英国、俄罗斯后即指出：“修铁路起东三省，亘蒙古以达新疆，与俄起中亚细亚以横贯西北利亚之铁路并行，而移民殖边，通商惠工，我不视之为瓯脱，俄自不敢起戎心。”
这就是建议以山西为枢纽，以铁路横贯晋商“走东口”和“走西口”的商贸大道，重建内陆欧亚的联系。这一远见卓识的战略构想，由于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在当时并不可能实现，而今天我们则必须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东路、西路，关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解决好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自古以来，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的北国，就是推动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动机。魏晋时期发生于今山西北部的鲜卑、匈奴、羯、氐、羌少数民族联军的起义，一举摧毁了中国的士族门阀和贵族阶级，将中国历史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元帝国更是以富产煤、铁的云州（大同）为根据地席卷世界。山西的地位是由世界历史的波澜起伏造就的，这提醒我们每个人不能不胸怀历史、放眼世界，即要求我们从历史的深度和世界的视野去思考发展道路，思考我们肩上的使命与责任。
作为深深嵌在东北、蒙古与新疆和青藏高原之间的“楔子”，山西的发展对北方边疆的安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山西的民生搞得怎么样，决定了边疆的民生搞得怎么样。山西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周边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山西搞得好，便会形成辐射东西南北的“放大效应”；山西搞不好，边疆也就很难真正搞得好。自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如何处理中国广阔的“亚洲内陆边疆”问题，一直是决定中华民族兴衰的关键。究竟是团结边疆少数民族使民族地区成为反侵略的前哨，还是压制乃至剥削他们以酿成边疆动乱乃至分裂呢？最直白地说，我们究竟是走孙中山、毛泽东的道路，形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彻底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还是走一条对外妥协、对内剥削边疆地区的“次帝国主义”道路呢？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国民党当年背叛革命，就曾走过一条对外妥协、对内压迫少数民族的“次帝国主义”道路，欧文·拉铁摩尔曾经指出：
1927年与共产党分裂之后，国民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原则，而采用了“次帝国主义”当代边疆政策，即他们放弃了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目标。他们所采用的一个新的目标是，在新型（西方式的）实业家与银行家和旧地主的联盟下，在外国势力全面控制中国之前，抢先把整个内地及边疆都统一起来，而由组织严密的中国团体来领导并统治。在边疆方面，这就意味着对一切边疆民族加以统治，以通过在边疆的殖民补偿沿海地区丧失给外国帝国主义的权益。
日本的侵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经过国内的几番艰苦斗争，证明国民党的“次帝国主义”或者“国内帝国主义”政策不能确保中国免受真正的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政策乃被修正而且终于被放弃。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统一战线”使得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出现新转机，并造成了汉人与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等的共同防御联盟，这样就又回到孙中山的最重要原则上了。
毫无疑问，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走孙中山和毛泽东的路线，而不是蒋介石的路线，认识到广阔的“亚洲内陆边疆”的战略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必须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点上的片面发展观，这种观点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朝鲜、蒙古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和新疆，从来就是国际博弈的热点，它更涉及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而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把东部发展的代价转移到中西部，造成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那么它们就一定会闹分裂。
山西是唯一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在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各地区、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经济战略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边疆的迫切课题。我们虽然有了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100年来常抓不懈的，他们长期培养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今天的世界列强，亦以积极援助蒙古的方式，从根本上切断了蒙古自主发展自己独立工商业的可能性，即通过将蒙古“养起来”的方式，使得蒙古的经济完全依附西方国家。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许多强国都在插手。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像明朝后期那样把陆地与海洋的敌对势力联系起来，再在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很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会明白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了，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第三，我们一定要知道，所谓发展，兼有兴起和摧毁的双面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交流、交融的一面，更有交锋的另一面。从交锋和摧毁的意义上说，经济竞争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强调要看到这两面，应对这两面，特别是要注意到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因而要具备保护意识：环境的、社会的、产业的、文化的。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不能保护，就不能发展。例如，日本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但它的能源技术是非常先进的，所谓“发达国家出技术，中国出资源和劳动力”的发展方式，绝不能成为摧毁我们自主能源技术发展能力的说辞。今天，山西如果不能壮大自己的能源技术、能源产业，就不能真正保护自己的资源，倘若那样，山西就只能沦为一个粗放型的资源出口大省、能源产业小省。这就是今天山西人民正在致力进行的转型跨越发展之划时代意义。作为领导干部、管理者，作为共产党人，肩负着转型、跨越发展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这要求大家一要为人民管好资源，二要按照人民的要求管好社会，三要管好自己。所谓管好资源，就是优化我们的资源，要求我们彻底摆脱对旧的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不但要从资源要素的角度理解煤炭，而且要从科技的角度、创新的角度、资本的角度理解我们的资源，以提升资源的价值。要积极开发山西丰富的风能、水能资源，摆脱“一煤独大”的单一发展模式。要全力推进高铁的发展，加快推动物联网的发展，山西再也不能靠卖煤谋生存。所谓管好社会，核心就是发扬“太行精神”，树立文化自觉、体制自信，始终从战略视野去把握和应对国际、国内市场的风云变幻。同时，我们必须管好自己，同志们必须认识到思想上、精神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山西是八路军的故乡，我们绝不能丢了老八路的精神。今天，如果山西的干部不转变，就谈不上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山西的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人民群众为师。只有让群众知道并了解转型跨越发展的意义，只有发动3 400万三晋父老乡亲一起为我们的转型发展献计献策，只有发动人民督促我们的工作，我们才始终不会懈怠，我们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壮丽的表里山河、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造成了“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的历史规律。这一切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绝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历史包袱。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深刻指出：“盖以上游之势，系于山西也。曰：山西之形势诚重矣。然昔人有言，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北，大河在南，而武王杀之。且高干不能以并州拒曹魏，刘琨不能以并州制刘、石。靳准窃平阳，而旋毙于刘曜；杨谅起晋阳，而卒蹶于杨素，恶在其为险固者也。曰：成败相乘也，如转圜也。使谓形势可恃，是终古无覆亡之国也。”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因为今天丰富的煤炭资源，“一煤独大”的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发展创新的包袱，既束缚了我们的视野，又腐化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管好、用好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最终，发展生产力，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其中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