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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现在交到读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对原书的理论部分做了增订。特别是下篇的第四节（从康德到列宁）、第五节（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中，原来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现在都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如同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一样，康德、黑格尔、康有为的著作，今天已被当作十分古旧的知识，人们怀疑它们与现实究竟有何关系，还能派上何等用场。实际上，这种怀疑是从这些著作诞生伊始就存在着的。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直被批评为“文字粗拙晦涩、令人无法了解”，文德尔班甚至这样说过：“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绝了。”
在实用主义的时代，像怀疑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一样，人们普遍怀疑“理论”的价值、“理论”的用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的左文襄公曾经感慨地说：“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
这些话若换成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学风，便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现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更进一步说，它导致我们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更导致我们日渐丧失了“理论”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当下的处境：今天，不仅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我们受苦，而且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同样也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受苦。马克思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而上述那些被判为“古之狂狷”者——康德、马克思、康有为，他们的写作所针对的，实际上也便是我们的现实，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比当下的时尚宣传所能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
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康德第一个指出，英国人率先发明的“战争国债”和战争金融制度，乃是现代欧洲思想错误的结果，是西方思维最大的失误；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现代西方世界发展的两个真正动力，无非是战争与财富；尼采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债务关系”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马克思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切旧的经济学实际上都已经死亡了，因此，从今往后，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而列宁认为，金融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康有为则第一个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辩，他说，未来的“大同社会”，必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思想和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社会，必然是“劳动社会”和“创新型社会”。
这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这些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今天我们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
本书第一版面世不久，就有学者希望我谈谈“理论叙述”与现实、历史叙述的关系问题。在一些读者看来，本书的上篇以现实、历史叙述为主体，而下篇则似乎更侧重于“理论”。对这个问题，其实再也没有人比马克思阐述得更好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谈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理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谈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狂人”，他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自己则把理论当作人的思想和语言活动，马克思说，他自己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的实际活动就是生产与交往，随着人类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发展，人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而离开了对制度的研究，所谓理论与思想乃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自新教改革以来，德国人所理解的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就是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发展，因此，“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所谓理论叙述与历史叙述的统一，只能是对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我以为这就是本书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离开了历史变化的理论，与其说是抽象的，不如说是僵化的，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命数、天理与时势的关系。这里的时势，不仅仅是指中国历史的变化，也是指世界历史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依然处在自16世纪以来历史巨变的大周期之中，因此，我们必须从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审视我们今天的发展。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状态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主要是技术性的，并深刻地受到“现代化论”的束缚，例如，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李约瑟其实只是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
）。本书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以上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回应这一课题。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以及伊懋可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按照麦迪森的统计，中国经济在1 000年里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投入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经济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生产方式的创新实现的。如果说西方经济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终超越了中国。
麦迪森和伊懋可的论断，就“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是他们的解释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就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经济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且是近乎无偿地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包括无偿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矿产品。西方经济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并与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相联系。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和掠夺自然、殖民地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经济19世纪的增长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个挑战是伴随着1950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新中国的发展，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创新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条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道路，既接续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推崇的“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之路”（斯密认为这条道路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中断），更是对人类现代发展方式的创新。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通过掠夺殖民地谋增长的“工业革命”不同，其被称为“勤劳革命”。
许多西方学者从劳动力的“质”而非“量”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不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主要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而且，这种质的优越性与中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使中国能够创造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与只能用贫民窟和失业来解决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逻辑完全不同。
本书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系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与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贯通“内陆欧亚”的北方贸易体系和以琉球为核心，联系东洋、西洋和南洋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最终于19世纪走向瓦解。中国那时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态势变动的结果。
第二方面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自明隆庆元年（1567）起，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和银元，更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美洲的白银供给。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
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人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而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之而去”，“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当变”。因此，魏源倡议：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
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400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康有为更首倡“废两改元”，即废除银两，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为主权货币。
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而发行国家货币——法币。法币的发行没有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支撑，也难以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故不得不以外币为“准备金”。法币既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的“银本位制”为基础，这种在列强之间“左右逢源”的币制设计，却因独将日本排除在外，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借口。法币发行，终致20世纪4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
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的有力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是政治上的，具体地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一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
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的基层治理早已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一重要课题。面对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敌入侵的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圣贤”，而是指政治家——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宗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职处理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就是胥吏。
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缺位所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吏胥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只需认清其中宋江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种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另一种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
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
，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潢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的钱从何而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100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了何等程度。
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那么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外，别无他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法规越密、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就连起草文件的事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胥吏“能人”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性质的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的经济和商业搞得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
对于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叶适更曾有别开生面的总结，他在《民事》篇中这样说：即使王安石成功将士大夫阶级改造成有富国强兵真本事的“边才”和“吏才”，即使他能解决宋王朝国家能力下降的问题，王安石的办法也不能应对和解决宋王朝内部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的方案足以“强国”，却不足以“安民”。因为王安石所谓的有富国强兵能力的“人才”，与士大夫阶级一样，同是精英阶级，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有能力的精英，而后者乃是袖手空谈的精英，而在脱离基层老百姓这一点上，他们则是相同的。
叶适以为，王安石理想中的“专家型人才”乃是“干大事”的，而基层社会和普通百姓面对的却是日常小事。今天我们不也常说“老百姓的事无小事”，“百姓的事情大如天”吗？实际上，确如叶适当年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老百姓的事”主要便是“小事”“细事”“碎事”，对老百姓来说，“富国强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家长里短，乃至谁比谁多拿了五十文大钱这种“分配不公”；而以专家决策为主体的科层制度，在制订规划、举全民之力“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它所针对的，并非邻里打架酿成的“群体事件”，更容易忽略“五十文大钱的差别”造成的基层“分配不公”。忽视这种小小的“不公”，恰是酿成“社会戾气上升”之根源。重读叶适的文章，我们不禁要感喟，以精英、专家为主体的“民主决策”之“先天不足”，实际也便在于此，即在于处理“细事”“小事”“碎事”方面的捉襟见肘。当年的叶适，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空虚缥缈的“三代之治”上，他以为“三代之治官非官”，即那时的“官”只不过是立足于井田制之上的基层民众的召集人和跑腿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基层群众领袖而已，其作用就在于调解和解决基层社会共同体中的小事与碎事；而后世的官员，最优秀者是有治国理政本事的专家，其余则为袖手清谈的混混，等而下之则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贵族与豪族，指望他们深入基层为老百姓解决“细事”，那是不可能的。“古者君与民为一体，后世君与民为二本”，叶适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死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而历代统治者想出来的办法，竟是主张放弃基层，并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与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去“自治”，“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
。蒋介石的上述梦话，掩盖了所谓“役法”，实则早于唐末便已彻底崩溃的事实，而所谓胥吏，亦自那时起，由组织基层人民从事公益事业的事务员变成了鱼肉基层和乡里的赢利阶级，他的上述说法，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恰暴露出国民党政权脱离民众、无力组织和动员基层的痼疾。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用于改善广大基层群众的民生，另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及改善民生结合——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胜利之道，是人间正道。
中国历代变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于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宋代宰相文彦博曾一语道尽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在回答宋神宗关于“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的质询时，文彦博断然对宋神宗说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提及这一节，连梁启超也不禁感慨：“吾请正告天下后世之读史者曰：荆公当时之新法，无一事焉非以利民，亦无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与人民之利害固相冲突者也。”他更愤然指斥文彦博的上述名句“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诸口”
。然而，“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确一语点明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要害，从门阀士族到士大夫阶级，从郡望大姓到家族制度，2 000多年来，中国所有的王朝实质上无不如此。只不过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连士大夫阶级也被通货膨胀搞得一贫如洗，只好去吃“嗟来之食”——美国人的救济粮了。至此，他们方才第一次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并逐步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大我”。
中国历史数千年，为何一直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有所作为，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压迫剥削，其实质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学问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和民生脱节，便是中国社会组织能力持续衰弱之根本原因，从而方才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一切行动之指南，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
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人民与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
讽刺的是，在当今精英“民主”“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反义词，在他们鼓吹、设计的“市民社会”中，底层劳动大众和人民政府则成了贬义词。既然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即使确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专制、群氓哄起，即使确有现时代“公德沦丧”的悲哀，但倘若睁开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普通百姓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时，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时，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还是会困惑不满，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削弱，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被削弱，民众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民众不再相信五星红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个成就与失误，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的——遇事人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留给政府。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基层群众，而绝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精英”，更不是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营利性组织、“赢利型经纪”。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放在基层，凡是思想路线在普通劳动者中普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就会兴旺发达；相反，凡是思想政治路线与基层脱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乃至失败。
凡是以为思想教育、组织工作的核心在于“密切联系精英”，而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便又回到了传统政治失败的圈套之中，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士大夫阶级，所以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成千上万大字报、连篇累牍互联网，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而文艺作品，亦无不以最基层、草根的普通百姓、工农兵中之先进人物为主角，以他们喜闻乐见、全心接受仿效为鹄的。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大大增强国家组织能力，使十几亿人勠力同心建设新中国。其中的要害之一，就在于绕过精英、官僚，彻底摧毁把持基层事务、敲诈勒索的各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从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
当今之时，如果听了某些不学无术者的宣传，则中国似乎已经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高等华人”上台，心无挂碍地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精英祸国、律师谋财、“赢利型经纪”黑白通吃，面对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员竟不作为乃至沆瀣一气，而相当一部分媒体、小报记者却专打便宜拳。
当此世变之亟，政治工作到底该抓哪头，究竟应该联系谁、打击谁，以谁为宣传对象、服务对象，以谁为主角，取决于共产党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层的老百姓那一边，取决于共产党是实行“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是在沙龙里与精英闭门思过、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
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变仕风易，变文风难。文风变，气象新也。自王安石、张居正、王阳明以来，历代改革家之所以推崇“尚质省文、反薄归厚”的文风，之所以把“改造文风”当作政治改革的要务，就是由于文风败坏乃是治理者脱离现实、学问脱离实际之作风败坏的集中表现。魏源曾这样批判中国士大夫作风和文风之败坏：
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务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
什么叫作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与民众相结合，国家财政金融与生产和民生相结合。王者，往也；政者，正也。解民于倒悬，方才能民心所向，与民同心，斯即为大同。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改造旧中国和旧文明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纪律严明的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涣散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华文明的腐败病根才得到了医治，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这是历史的结论。
相反，如果现代中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病症，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将会再次瓦解，中国历史就将可能再次陷入悲剧性的循环之中。这同样绝非危言耸听。
古人云：
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可复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德慧术智日即消亡，冥然顽然。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读蹈厉奋发书，斯可验平素之道力。
愿为饮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而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呜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视死如归也！
当今之世，果天下“无事之时”乎？当今之士，果“饮冰茹蘖之劳臣”哉？索诸八荒，“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安在！
愿以此卷，与读者诸君共思之。
2011年8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