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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本馆第一次课外讲演，以后每星期亦是继续有的。先尽在外面敦请名流学者，如未觅着，就由我自己充数。原来我自己本拟正式担任点功课，继思本馆与其他学校性质不同，讲堂上钟点宜少，课外自修时间宜多，所以我自己暂时不作有系统的学术讲演。
今天讲“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这个题目好像不识时务。尤其在现在经济状况、社会情形正在混乱突变，还拿起几百年前道学先生的话来翻腾，岂不太可笑吗？但是我们想想修养工夫，是否含有时代性？是否在某时代为必要，在某时代便不必要？我们生在世上几十年，最少也须求自己身心得一个安顿处，不然，单是饥则求食，劳则求息，蠕蠕噩噩和动物一般，则生活还有什么意味？什么价值？或者感觉稍锐敏一点，便终日受环境的压迫，陷于烦恼苦闷，结果堕落下去，那更是“天之眀民”
了。所以我们单为自己打算，已经不容缺乏修养工夫，其理甚明。况且一个人总不是做自了汉可以得了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我们无论为公为私，都有献身出来替社会做事的必要。尤其在时局万分艰难的中国今日，正靠后起的青年开拓一个新局面出来，青年们不负这责任，谁来负呢？但是我们想替社会做事，自己须先预备一副本钱，所渭本钱者，不但在书本上得些断片知识，在人情交际上得些小巧的伎俩，便可济事，须是磨练出强健的心力，不为风波所摇，须是养成崇高的人格，不为毒菌所腐。这种精神，不是一时作得到的。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或者虽不十分伟大而能成就一部事业的人，都不是一蹴侥幸成功的。在他事业未成功以前，“扎硬寨，打死仗”，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不知作了几多狠苦的预备功夫。待到一旦临大事，好整以暇，游刃有余，不过将修养所得的表现出来罢了。我同学们须知读书的时候，就是修养的时候，能一面注重书本子上学问，一面从事人格修养，进德修业，双方并进，这就是将来成就伟大事业的准备。所以我个人认为青年有修养的必要。
以上是说修养的必要，现在接着说修养的方法，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才可达到修养的目的呢？古今中外的学者、祖师——所讲求的法门甚多，今择要述之：
（一）宗教的。宗教家常悬一超人的鹄的——无论天也可，神也可，上帝也可，由此产生出来道德规律，便拿来当他自己作事的标准，不能说他没有功效，不过这种方法。比较行于没有十分开化的民族和稍为脑筋简单的人，足以帮助他的修养。因为这种方法，完全靠他力的，不是靠自力的。例如信仰基督教的人，只要崇拜基督，便以为能赎我愆尤；信仰佛教净土宗的人，只要口诵“阿弥陀佛”，便以为能解脱生西。流弊所至，自己的觉性反受他力压抑，不能自由发展了。
（二）玄学的。玄学的修养法，要脱离名相，得到人以外高深哲理的人生观，来作自己安心的归宿。他的好处，自力甚强，独往独来，当然比宗教全靠他力自由得多。但他的弊病，离名相过远，结果变成高等娱乐品，不切于实际，非具特别智慧，对哲理有特别兴趣的，不容易领悟，往往陷于空中楼阁，虚无缥缈的境界。虽说是满腹玄理，足供谈资，亦等于看菜单而忘烹调，读书谱而废临池，自己终究不能受用的。
（三）礼法的。礼法的，一可云是“礼文的”——“礼节的”，换言之，就是形式上检束身心的方法。在消极方面，本“君子怀刑”的观念，凡国法和礼教上不允许的，就绝对的不肯尝试；在积极方面，礼与法所允许的，便常常从事训练，一言一动，务期造成轨范。这是他的优点，但他的弊病：（1）偏于形式，礼法禁止的行为，均须表现出来，礼法才有制裁的力量；其内心思想，无论坏到怎样，法官虽高明，固然不能照烛，就是礼教的范围和力量稍大，也仍然是达不到的，不过形貌恭敬罢了。（2）病于琐碎，无论什么事，须得到一个概念，若网在纲，如裘絮领，然后才能究源竟委，循序渐进；若只一枝一节的来寻解决，便永久得不着一个把柄。
以上三种，都不是良好的方法，不能使人们得到修养的效果。我们生在这个变动社会，镇日忙碌，精神烦闷，不但宗教的、玄学的，不能适用，就是礼法的修养方法，繁文缛节，病于琐碎，亦易令人厌倦，故不能不选择一最简捷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条件：第一要切实，能在我最忙的时间——学问上或者是职务上——不相妨害，仍能不断的作修养功夫；第二须得其要领，好比运用大机器一样，只要得着他的原动力，便全部都转动起来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第三要自动的，不靠人，也不靠着人以外的他种力量。能具备以上三种条件的，古今中外的伟人都有，或者宗教家、哲学家亦复不少。不过，依我个人用功实验的结果，觉得对于现在一般青年的修养，最稳当、最简捷、最易收效果的，当以陆王一派的学问为最适合。对于这派的学术，以后有机会，当详细讨论，今天先将他修养的要点讲一讲。我把他暂分为四点，分述于下：
（一）致良知。“致良知”这句话，是王阳明提出来的。陆象山虽有这种意思，却未明白说出“致良知”三字来，象山说法，仍旧本着孟子的“求放心”。“求放心”这句话，前人解释“放”字，如放风筝一样，放了出去，再收回来，这是不对的。其实“放”字，就是失去本来良心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失去本然之善。“求放心”，就是图恢复已失去的良心。阳明“致良知”三字，便觉明显得多。
阳明尝诏告弟子说：“你一点良知，即是你的明师。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一毫昧他不得。良心命令你的行为，不会错的”云云。他的意思就是说，良心像明师一样，是与非，辨之最清，良心命令你要作便作，不作便不作，决计不会错的。近世德哲学家康德（kant）亦曾说过：“服从良心第一个命令。”因为第一个命令是真觉，最明显不过的。这话完全与陆王旨趣相符合，其所谓“东海有圣人，南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了。“致良知”的“致”字，系动词，含有功夫，如普通致书某君之“致”同意。“致良知”，就是推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好比诸君将来作司法官，如何裁判始能尽善？这便是把我的良心推致到人的身上或事物上面去的一个实例。“良心”在人身，犹“舟之有舵”。舟有舵，所以便移转；如遇暴风骇浪，不会把舵，或者是无舵，那船非沉不可。良知如舵，致良知，就是把舵。吾人每日作事，常常提醒此心，恰如操舟者全副精神注重管舵。良心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不常用则驰鹜飞扬，莫知所届，犹之舟子之舵，不常用则把不定。所以陆王诏人说：“良心就是你的明师。”每日遇事到面前便问他，久之自不费力。如舟子之于舵，天天训练，平时固毫不费力，纵遇大风骇浪，稍用点心，亦可过去。总之陆王方法，不必靠宗教、玄学、礼法等，只靠这点觉性，训练纯熟，平时言行，固从容中道；纵遇重大的困难的大事临头，随便提一提，也可因物付物，动定咸宜。这方法最简捷，上自大圣大贤，下至妇女孩提，不用抛弃他种事业，都可适用。什么专靠书本子上“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什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繁文缛节，都是比不上的，这是陆王学派第一个美点。
（二）重实验。“致良知”，似乎纯属主观的，怎么又说到重实验的客观方面去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然。陆王的意思，以为事之应作，要问良知；究要如何作法，如何推之于人而顺，全验诸客观的实际。表面虽似相反，结果全然一贯。陆子静与兄子渊
别后相见，兄问数年学问，从何处下手？何处致力？子静答云：“专从人情事变上下手。”这便是陆学注重实验的铁证。考陆氏本是大家庭，并且数代同居，管理家务是轮流的。他说他学问进步最猛烈，就是在二十三岁管理家务的时候，因为这时有机会把良心推致到事实上去。我们要知道，知与行有最密切的关系。譬如由北京到上海，须先定一观念。究应怎样去法，心中常有两种辩论，一说往南，一说往北，未实行时可以并存的。待到实行时，非实在详细打听明白，终没有达到上海的一日，徒然看路程表是不中用的。又如听人说，东兴楼菜好，在未尝过以前，纵然下形容词，说他怎样甘美可口，终于隔靴搔痒，与自己不相干，必待亲自吃过，然后才能真正知道。所以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尝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终”，又曰“知而不行，知如未知”。陆王这派学说，虽然对于书本子上学问，不十分攻击，但总视为第二层学问。他们的意思，要在实际上作去，凡一言一动，能把自己的良心运用到上面去，就无往而非学问。我们天天在讲堂听讲，固为学问，就是在课外听讲作事，一举一动，均合于条理，更是紧要的学问。若徒知在讲堂上上课，那便等于看路程表和批评菜单子了。我们未研究陆王以前，以为他们学问，全是主观的，那知道他们推致良知到事事物物上去，完全属于客观的？陆子以管家进学，已以上述；再来看看王子，他的军事上、政治上的事业，只要有一件，都足成为伟大人物永垂不朽。奇怪得很，我们现在只知他为一大学者，军事、政治反为学问所掩，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的军事、政治，都是从学问中发出来，同时他的学问，亦因经军事、政治的训练而益进步。他的军略、政略，就他平宸（chén）濠一事，便可看得出来。宸濠为明室王子，谋覆明社，已有数年预备，详密布置。阳明无官守，无人责，上书讨贼，谈笑之顷，三星期削平大难，这是何等神勇！迨削平以后，太监嫉功妒能，仍促御驾亲征，并且要他将宸濠放出。他看出此中症结，便把宸濠解交太监，功成不居，以泯猜忌。这时皇帝仍要到江南，所带北兵，云集南昌，他用种种方法供给，使南北军不相冲突。又百般用方法激动北军，到岁暮除夕时，令市民作歌谣唱戏，使兵士动思归之念，于是北兵始撤去。统观这事的首尾，初宸濠胁迫他，他不但不附和，反兴师致讨，这是良心命令他作的；旋交宸濠于太监以泯猜忌，也是良心命令他作的；北兵驻南昌，苦吾民，设法促归，也是良心命令他作的。良心作用之妙，真是不可思议。阳明之学，首重良知，一遇困难问题，更借此机会，训练思想，直作下去。一面虽似主观；一面则条理细密，手腕灵敏，又完全属客观的。虽用权术，好比医生对病人说谎一样（说谎为极不道德之事，医生对病人说谎，目的在医病，故为良心所许可）也是良心命令所许可的。为达良好目的而用手段，这手段毕竟是善的。由此足以证明致良知与重实验，丝毫不相冲突的。
（三）非功利。西洋科学，重实验，近功利；陆王学派，既重实验，当然也不能逃此窠臼，怎么又说非功利呢？但是陆王不是绝对不要利益、不要事功，不过以自己个人为本位的毁誉、得失、利害等物，陆王是绝对反对的。陆子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义小人喻利”章，不但听众感动，就是朱子〔也〕大为感动，当时便把讲义写出来刻在书院壁上。他讲的大意：谓“利”，是以自己为本位的，凡专为自己打算，不但贪财好色要不得，就是学问文章、虚荣利禄等，也都要不得的。反复推阐，为拔本塞源之论。若不澄清源头，读书多固坏，才具大更坏。譬如现在军阀，无论北也好，南也好，如果他不为自己利益、虚名，专替社会国家谋利益，那么国家便可立致太平；若专为自己打算，我希望他读书少点，才具小点才好，否则读书愈多，谈什么问题，什么主义，则为恶之本领越大，将祸国不知伊于胡底了！犹之农夫种田，种的是稻和麦，灌溉培养，可成嘉禾；如种的是莠类，加肥料，勤耕耘，所收获终为莠类。前贤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丝毫不爽的。所以陆王主张澄清本源，然后再作学问才好。一方面与西洋实验派相近，一方面又主张非功利，这是有西洋学派之长而无其短的明征。
（四）求自由。非功利，“无我”，似乎专于为人。孰知却又不然。可以说，完全是为自己——是为自己求得绝对的自由，不过非一股人所谓自私自利罢了。也可以说，一般人不善自私自利，陆王乃知大自私自利的。孔子曰：“克已复礼”，又曰：“古之学者为己”。这两句话，表面看来，显然是矛盾的，其实严格解释起来，仍然是一贯的。一日阳明弟子问曰：弟子只知躯壳的小己，不知精神的大己。阳明诘之，复曰：“口要食美味，目要看好色。”故云：“躯壳是不是自己？食为舌，舌是不是自己的？”凡食一物，口中觉得滋味很好，如良心以为不应该吃，这时谁的痛苦大？对得住口，不过几秒钟的快乐；对不住良心，是永久的痛苦。双方打算，还是对得住良心的好！所以我们良心，要不受束缚，要求得绝对的自由。但良心自由，是不容易得到的。身体受束缚，可由外力代为解放，如美国黑奴，有林肯来替他解放。我自己的精神，作了自己躯壳的奴隶，非自己解放自己，就一天到晚，一生到老，都在痛苦之中，莫由自拔。陆王学派，就是从沉沦苦海里自救出来，对内求良心绝对自由，不作躯壳的奴隶：对外不受环境的压迫和恶化，无论环境如何引诱，总持以宁静淡泊，寂然小动。因为得利绝对自由，所以同时也得到绝对的快乐。孟子曰：“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譬如一碗饭，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但是有时候权衡轻重，死比食还要快活，这时就不能不死。我们看看明末死节诸臣，是何等从容自得！那些苟全性命的，颜人世，人家对他批评怎样，姑且不问，我看他们精神上真不知受了怎样的痛苦！如钱牧斋
、吴梅村
者流，便是一个适例。这种大不自由，就功利方面计算起来，未免太不经济。横竖早晚都是死，何必苟活几年，甘受精神上的痛苦呢？所以陆王一派学者，不作自己奴隶，不受环境压迫，结果得到大自在、大安乐，独往独来。此心常放在极逍遥安乐地方，生固快活，死亦安慰，生死无所容心，抑何往而不自得！以此证明孔子克己、为己之说，不但不相冲突，并且彼此相得益彰。这是陆王给我们修养上最简捷、最完美的方法。我不敢说我在东兴楼吃过一回菜，不过在旁边尝一尝他的滋味罢了，希望我们同学大家努力尝尝这个滋味才好！
陆王派的学问，在我国有清二百年间，一被经学压迫，再被程朱派压迫，日就衰微。东邻日本，反盛行此学，明治维新的豪杰，都是得力于陆王派的学者。陆王也可以说是日本建国的功臣，他学问效力的伟大，从此可见一斑。我们本国嗣裔，反未沐其膏泽，未免可惜。俗谚有云：“物极必反。”现在正当物质枯燥，人心烦闷的时期，或许是陆王学术复活的时机罢？再谈到我们储才馆的设立，完全是预备养成治外法权的人物，要负担这种责任，谈何容易！非大家同心眀力，最少非有五十人抖擞精神，能够实地作事不可。然能养成作事的能力，书本子上的学问固属紧要，精神修养尤不可忽。然精神人格修养的方法，又只有陆王学派最简捷、最美满、最有效验，所以我今天首向同学介绍陆王派学术的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