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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一种“身患重病”的信念，我就像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辗转了太多的医院。可那些仪器、那些医生为什么没有查出病症？难道是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医生们已经没有办法治疗？没关系，我用自己的方式检查我的身体，相信一定可以证明我已“身患重病”。千万不要告诉我，我没病。我相信我有病！很严重的病。漫漫求医路，我就这样孤独地一个人踯躅，不知道何时是个头。可是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人能阻止我查清病症的决心，即使是最亲近的人、最信赖的人。总有一天，我会向全世界证明：我真的病了。
张小林不知道怎么自己就这样了。他总是在看病，要不就是在去看病的路上。
从小到大，虽然他的体质有些孱弱，但是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即使偶尔感冒发烧，吃点药、打了针也很快就会好。可如今，他恐慌不已，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某种重病，而最让他痛苦的是，看了那么多的医生，居然没有一次、没有一个人能确诊他的病。这让他更加恐慌，不由得深信自己得了绝症。大家要么是好心瞒着他，要么是没查出来。
张小林第一次觉得自己得了病，还是缘自一次很不光彩的经历。在他大三的那个暑假，一个酷热的天气里。
那天，他清楚地记得是暑假的最后一天。母亲一直唠叨，说马上要开学了，得注意点形象。你头发太长了，该剪了。于是，他走出家门，来到附近一个小小的理发店，它在一个悠长的巷子里。为什么那么多理发店，他要选这个？后来，他问自己。只是因为它的价格最便宜，还是因为以前读高中时时常路过这里？有个30岁左右女子常常坐在门口，斜眼看着路过的行人，嗑着瓜子，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有些风姿，有些神秘，勾起人的好奇心。总之，他是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这个理发店，怀着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因。
“小哥，理发呀？”一进门，媚笑着招呼他的人居然是那个女子。他的心没来由地弹跳了一下。
他红了脸，含混地说：“嗯。”
“想怎么剪呀？”女子用手轻轻地抚弄着他的头发。在他耳边低语时，口气温热，拂过他的耳郭。张小林感觉心里慢慢升起一簇火苗，身体开始燥热起来。
“剪短就好。”他哑着声说。
“嗨，还有点害羞。”女子哈哈笑着，和周围的人说。周围一个发福的中年男人和另一个大脸的中年妇女跟着笑了起来。
女子手法娴熟，剪刀清纯的咔咔声让张小林如听一首欢快的歌。
很快，剪完头，洗干净。女子送张小林出门，张小林低着头，不敢正视女子的脸。女子突然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晚上有空过来玩吧，我一个人在。”
这句话好像被锤子打在了张小林的心上，嵌了进去，怎么都拔不出来。一天下来，他脑袋里昏昏然，想不了别的，时不时地冒出这句话。他隐隐地知道女子的邀约所包含的别样暧昧。虽然理智告诉他，不能理会她，但是想到就要大学毕业了还没有交到女朋友，还有因为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牵过被朋友们嘲笑的情景，他不免有些气恼，心思不免有些蠢蠢欲动。
于是，鬼使神差般，欲望战胜了理智，他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走进了理发店。
事情过后，他回到学校，为自己终于成为一个男人暗自窃喜。但这个喜悦没有持续太久，他就被一件事吓傻了。因为他发觉他的下身不太对劲儿，慢慢有些痒，最后瘙痒难耐，还痛。最后实在无法忍受，只得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性病。这个结果像晴天霹雳，击垮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他后悔、内疚、痛苦，从此更是被恐惧折磨着，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后来性病治好了，但是他不相信自己只是得了性病这么简单，他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于是，他到医院做了个艾滋病的筛查，医生说他的检查结果为阴性。但是，他无法相信他们的话。晚上，躺在床上，他反复地回忆就医时的情景，觉得医生没有认真地给他检查，一定是漏掉了什么。而且，每次去看医生，他都觉得医生们神情慌乱，十分可疑，所以他又换了好几家医院，检查又检查，结论依然是阴性。看着面前一大摞的检查单，他心中茫然，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个结论。
每天一有空，他就上网去查有关艾滋病的资料。根据网上对艾滋病初期症状的描述，认真地比对着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状况，也多次买了艾滋病试纸来自测，似乎不确诊自己为艾滋病就不罢休。
后来有次，他脖子上的淋巴结有些肿大，他又恐慌起来，害怕是艾滋病的并发症，或是已经是癌症！又做了一圈检查，结果不是！但这并没有让他彻底放心，反正，他总觉得自己身体的某个地方一定正发生着很可怕的改变，只是现在的医疗技术有限，不能查出来。因此，只要身体有一丝的不适，他便第一时间跑去医院检查，怀疑是艾滋病发作了。
自从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他就再不敢和家人一起用餐，怕感染给家人。在寝室里也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东西，尤其是水杯、洗脸盆之类和身体密切接触的东西，生怕传染给别人，也再不和朋友一起外出吃饭了。
带着深信自己有病的信念，张小林寝食不安。
恐惧、忧虑、焦虑等负面情绪耗尽了他的心力。他几乎没有办法正常地学习、交友，他的生活陷入一片昏暗与恐慌。不堪重负的他在朋友的劝说下，走进心理咨询室。
张小林，男，21岁，独子。生长发育正常。诊断为：疑病症。
疑病症又称疑病性神经症，患者有一种担心或相信患有一种或多种严重躯体疾病的持久的先占观念。患者主诉身体某部位有特殊的不适感、疼痛感或异常感，以为自身患了某种严重疾病或坚信某种异物侵入肌体，如患者诉说肠子被扭曲，患了心脏病等，但经检查则一切正常。患者反复就医，虽然经医学检查为阴性，没有相应疾病的证据，医生也详尽解释，但不能打消病人的顾虑。一般发病年龄男性多为40岁左右，女性多为50岁左右，中老年人居多。但近年来，也有不少年轻人罹患此症。该病病程长短不一，长者可迁延数月或数年。两性间无差异。
疑病症的本质不是什么躯体疾病，而是一种心理障碍。患者对身体健康或疾病过分担心，其严重程序与实际健康情况很不相称。患者有疑病观念且根深蒂固，对通常出现的生理现象和异常感觉惯常做出疑病性解释。虽然缺乏充分的根据，但不是妄想症。躯体化障碍和疑病症似乎很相似，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两种病症可能都存在一些生理病症，并且症状都是生理原因无法解释的。但两者的区别在患者担心的焦点这个问题上。
疑病症患者的最大特征是对某特定疾病的恐惧，比如艾滋病、胃癌等。症状本身对患者并没有造成太多困扰，因为症状并不严重，只是他们认为自己有这种疾病而感到困扰。躯体化障碍患者则不同，患者担心的正是症状本身，症状实实在在存在，如头痛、胸闷等。而且，患者对症状方式和态度也大相径庭。疑病症患者会努力采用科学的方法，比如每天量好几次血压、上网查资料、认真记录观察结果。而躯体化障碍患者通常以含糊的、戏剧性的、夸张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症状。另外，这两种障碍在患者身上所表现出的疾病的数量上也有差异。疑病症患者通常只害怕一种特定的疾病，因此他们所怀疑的疾病种类一般很少。躯体化障碍患者的疾病通常很多，而且是多样化的，甚至浑身不舒服。
“我好后悔，真不该去做那种事。从小，我父母对我就管得比较严，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连课外书都不允许我多看，还不准我和女生来往，怕耽误我学习。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又不准我谈恋爱。快大学毕业了，连女孩的手都没有拉过，搞得全寝室的人都嘲笑我。”张小林沮丧地说。
张小林所接受的家庭教养方式的特点为高控制和专断。父母设立了太多的规矩，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学习成绩上，使他的生长环境压抑、单调、乏味。也相应地造就了张小林疑病症的易感素质——不良的个性，如敏感、多疑、主观、固执、谨小慎微等，尤其是对健康和疾病太敏感。人对机体内部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刺激都有感知能力。当一个人的感觉过分敏感，就会把正常生理的感觉疑为疾病，把轻微的小病体验为大病、重病，脱离真实的身体状况。再加上固执、胆小、恐惧……必然会陷入自我怀疑，直至深信不疑的地步，养成经常自我注意、自我检查、自我暗示的不良行为倾向。感觉只有恰如其分才能准确评价机体的状态，让人恰当地看待身体的不适。过分、无根据的担忧反而会诱发多种身心疾病，无病变有病，有病成重病。像张小林在一次不当性行为后，因为染上性病，又缺乏必要的医学常识，加之个性上的缺陷，便诱发了疑病症。所以，易感素质是重要的发病基础。
疑病症发病的主要因素是个体素质。此类病人人格特征为敏感、胆小、主观、固执、谨小慎微、疑心重，对身体和健康过分关注，凡事追求十全十美，害怕犯错。男性患者病前常具有强迫人格，女性则与癔症性格有关。此外，心理社会因素如家庭教育方式、意外、婚变、亲人逝世、认识的人得病等，都可能成为疑病症的诱发因素。很多中老年疑病症患者，尤其是退休或空巢老人，如果缺乏朋友交往，人际关系不良，生活孤独，缺乏安全感又怕死，就有可能发展为疑病症患者。还有一部分病人属于医源性的缘由，如医生不恰当的言语、含混的态度和行为而引起患者的多疑；或者医生诊断不确切，反复令病人做检查，则造成病人产生怀疑患有某种疾病的信念。另有一部分病人，在罹患某种躯体疾病以后缺乏医学常识，通过自我暗示或联想而出现疑病现象。
最后，疑病症一般常伴有焦虑、抑郁、恐惧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症状。
弗洛伊德发现，在催眠状态下，如果可以引导患者回忆起儿童时期的创伤经历，并毫无保留地讲述出来，那么他们的症状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缓解。于是，他创立了一种理论——能量转换理论。也就是说，当强烈的情绪（能量）得不到表达，压抑在心里时，便会以躯体症状的方式如头痛、腹痛、胸闷等表现出来。那么，这些能量是如何产生的呢？青春期的性意识开始萌发时，性冲动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发泄，压抑在心里，结果产生了焦虑（强烈的情绪）。焦虑得不到发泄的途径，反过来压制了记忆，导致分离性障碍中有遗忘之类的生理症状。总之，这些疾病所表现出来的躯体症状实际上是表达愤怒情感的自我防御机制。因为这些症状减轻了焦虑，而使患者暂时放松下来，这是一种获益。因此，他们的潜意识里其实是不愿意也不急于消除它们这些病症的。这个猜想自然同弗洛伊德的其他一些想法一样，无法被实验证实。
心理动力学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想法大致相同，也认为所有的症状都是一种防御，当那些不被接受的愿望被压抑后，就会产生焦虑，而症状可以起到减轻焦虑的作用，不管是疑病症、躯体化障碍还是体象障碍。究其原因，心理学家认为疑病症患者的病症与性能量的释放方式有关。本来这些性能量应该通过适当的途径发泄出去，但是不幸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找到出处。于是，只好将其压抑在内心。但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超我的阻碍，最终性能量溢了出来，转化为生理症状。
也有些心理学家把原因归于敌意，而不是性欲。他们认为性意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敌意也可能导致癔症。比如，在一个案例中，有一个疑病症的女性患者，追根寻缘，是因为得不到家人或丈夫的爱、被伤害，而产生不满、气愤的情绪。这些强烈的负面情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直接地表达出来，而是被转移到了身体上，患者想象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这样一来，似乎可以排解一些消极情绪。
由此，有研究者提出了冲突—解决理论来解释躯体化障碍和体象障碍发生的机制。患者是通过得病的方式来缓解内心激烈的情感冲突。心理动力学家还认为，在所有的躯体化障碍中可以推断出存在着一种很明显的倒退现象。即患者在焦虑的困扰下，通过生病，让自己倒退到一个“病小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或她潜意识里真实的愿望是受到家人或周围人的关注，可以像婴儿一样得到照料。而在身体健康的状况下是不能获得如此关爱的。所以，获得关注，不用承担成人责任，这是一种获益，被称为二级获益，一级获益是减少焦虑。但是冲突—解决理论的解释遭到了质疑。如果躯体化障碍症状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内心的冲突，减轻心里的痛苦和焦虑，为什么患者会越来越痛苦？可见，那些症状似乎并没有像心理学家预测的那样很好地完成它们的使命。
行为主义学派认为，躯体化障碍是由于正常的条件反射被打乱，形成了不良的条件反射。一般情况下，当人们遇到一些挫折或不幸等负面创伤时，身体自然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如头痛、腹胀、出汗、胃痛、心慌等。人们大多将其视为正常现象，不会太在意，并积极应对，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创伤会淡化直到消退。但是躯体化障碍患者的负面事件所形成的创伤却很难消退。因为，患者习惯把负面情绪压抑在内心，没有合理地宣泄。于是，他们慢慢地陷入焦虑状态。为了减轻自己的焦虑，患者采取了消极的应对方式（病人角色），从而引发躯体化障碍。
所以，行为主义和社会文化学者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躯体化障碍患者是不恰当地采取了病人角色。患者让自己处在生病的状态——采取病人角色。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当一个病人，是因为病人有着健康人所没有的一些特权，比如可以待在家里不去工作或者不去学校；可以不担负正常的义务；会得到在健康的时候所得不到的关注、关怀和爱。可是，以一般人的心理而言，病人的名声不好听，还会牺牲一些权利，比如自由——不能外出参加一些令人愉快的活动。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采取病人角色？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一定是患者过去的生病经历，让他有这样一种经验——生病时得到的奖励比没有生病时所得到的奖励多。所以，生病便更具有诱惑力、强化性。就这样，患者经过亲身经历或学习（比较），更乐意做个病人。
社会文化观点还认为，患者惯用病人角色作为心理问题处理的方式，也有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些文化中，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时，常常采取一种态度，即用躯体的症状来表达情绪问题。因为，对他们而言，情绪问题的心理表达是不被允许的，可能还会受到更多的指责，这种现象在印度、中国、墨西哥更为普遍。如果一个人总说自己心里难受，很痛苦，一定会被忽视。但如果说自己头痛、胃痛，反而更容易引起重视和同情。并且，由于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不会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情绪痛苦。例如，美国的乡村和低收入人群中，罹患躯体化障碍的人显然比其他地方的人要多。因为，这些群体可能更容易把痛苦躯体化，而不是心理化。
认知学派的观点则更强调认知在问题处理中的重要性。即这些障碍患者的最大问题是认知发生了偏差——错误地解释了身体的感觉。他们的认知形式是倾向于夸大正常的身体感觉，把细微的症状看作疾病的前兆或巨大的灾难（见惊恐发作章节）。当这些患者处于某种应激状态，比如考试、亲人过世、工作压力……就有可能出现消化不良，这个身体的细小变化会被他们很快地捕捉到。于是，他们就会自我暗示自己可能有胃病，甚至患胃癌了。而正常的人却不会这样看问题，他们只会说我现在很紧张，所以身体有点不舒服，这不算什么。认知学派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支持。因为有研究显示，疑病症患者更为关注身体的感受，容易夸大身体感觉，把常见症状当作疾病，尤其倾向于把症状当成重大疾病或巨大灾难。对于疾病的看法，他们脑子里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比一般病患者和正常人更害怕衰老和死亡。
日本的心理学家森田正马一直“现身说法”，他从自己的患病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神经质”症状纯属主观问题，而非客观产物。它是由患者的疑病素质所引发的精神活动过程中的精神交互作用所致。意思就是说，神经衰弱、强迫观念症、恐惧症、躯体化障碍、疑病症等疾病发病的基础是因为患者的人格里本来就有疑病素质。而有疑病素质的人的主要特点就是欲望太强，特别渴望获得健康、幸福，并追求卓越和完美，同时，其内省力也强。即常过度担忧自己的健康状况、生命安全和精神安宁。所以，他们才会常常把一般人在某些场合都可能产生的感觉，如过度用脑时的头昏，偶尔睡眠不佳、紧张时的心悸等，误认为是病，从而产生恐惧、紧张的情绪。此后，他们的注意力也不自觉地越来越集中在这些“症状”上，感觉越发地敏锐，“症状”也就越严重，最后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精神交互作用。
在精神交互作用下，患者内心一直处在冲突之中，焦虑便日渐加重，慢慢形成神经衰弱和各种神经症。森田正马有一天终于悟到以前的病都是假想出来的，自己根本就没有病。于是，他忽略那些所谓的病症，把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渐渐地，他的神经症不治而愈。
另外，森田正马还认为有疑病素质的人是“完善主义者”，他们往往在欲求与现实之间，在“理应如此”和“事已如此”之间形成“思想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些现实无法解决的矛盾，对客观现实采取主观强求的态度，促使症状越来越严重。比如，失败后，他们会不断地问自己：“我本应该做好，怎么会这样？”而不是“我已经尽力了，就这样吧”。他们习惯于“强自己所难”，即和自己过不去，不接纳不完善的自己，最终出现生理症状。
也有研究发现，非器质型躯体障碍患者和一些尚无法解释的疾病患者显然大部分具有一种特质——高水平的负面情感，如悲观、自责、胆怯、自卑、害怕等，总体上他们感觉不幸福。如果这些负面情感与情绪表达困难两者相结合，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把担忧、焦虑引导到自己的身体上来，形成症状。这个解释与弗洛伊德解释一致。加上患者倾向于把生理信号和感觉错误地解释为一场灾难，从此便会长期生活在对疾病的恐惧中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