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这些年，我一直尝试帮助一些孩子。太艰难了！当加害人是孩子的监护人时，就更加艰难。

站在风暴里，企图抓住的每一朵生命之花，最终都从掌心离散，化为灰烬。

每一个凋零伤残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电影《盲山》中的母亲——无助、无知，更无力。

这样的母亲不仅不能保护她的孩子，甚至连自己也不能保护。

于是我试着去帮助母亲。我行走在地心深处，循着涌动的地脉之火，越走越接近真相——这些无助无力的母亲，扮演着两个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她们往往是家族中被牺牲、被伤害的那个孩子；等到成为母亲，又在孩子身上复制了自己的遭遇。

我终于明白，呵护女孩，要从呵护母亲开始；教育女孩，要从教育母亲开始。而教育母亲，意味着要重新养育母亲们心灵深处那个曾经无助的自我；那个身处绝望童年，在千疮百孔的家庭中代际轮回的小女孩。

“切断轮回”是童年不幸的女性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本书，我希望不仅可以帮助父母找到养育女儿的方法，也能帮助女人们重新“养育”自己。

在这些年的调查、访问和实际接触里，我遇到了太多的不正常家庭，但这些家庭却被社会文化默认、接受。有些家庭成员的做法明显不妥，甚至可以说是在作恶，却依然得到了周围人或某些媒体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我们的“养育”，需要从告诉女孩子们什么是“正常的家庭”开始。

正常的家庭，应该是“母慈，父爱，子女友好”。

传统如此，现代文明亦如此。

为人父母的，兢兢业业工作，不沾染恶习，尽量按时回家，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陪伴家人，养育幼儿。

在对孩子的养育过程中，父母要做到幼时充分陪伴，生活上给予呵护；少时则教育有方，助其成长。

成年时，父母从储蓄中拿出早已预备好的金钱，赠予子女，子女或买房置业，或投资发展事业，或顺利婚嫁。

在这之后，父母逐渐放手，只在子女的人生关键点上提点一二，不同住，不干预，不控制。

很多欧美家庭如此，中国的正常体面家庭亦如此。

而在我接触的那么多有问题的家庭中，导致家风不正的最多原因就是“重男轻女”。

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里，父亲如魔龙盘踞在上，母亲如奴仆般隐形，忠实执行父亲的意愿；或父亲直接“消失”，留下一个虽能干但内心绝望的母亲，独力养育孩子。

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里，因为父亲拥有绝对权力，他一旦沾染黄赌毒，或好吃懒做，家道必然沦落，全靠母亲苦苦支撑。如果母亲绝望，自谋出路，剩下的孩子则处境凄惨；如果母亲带着孩子出去闯荡，则母幼都格外艰难。

重男轻女家庭里长大的儿子会大概率复制父亲的模式，不仅容易成为长不大的“巨婴”，更可能一边享受女性的照顾，一边轻视女人；女儿则大多懦弱无助，哪怕长大成人出嫁后，也一心一意帮衬娘家，甚至因此激发自己小家的家庭矛盾，令自己的婚姻困难重重。从前我在乡村采风，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

有一次我在江苏乡村，见到一对夫妻打架。妻子被丈夫掀翻在家门口的自留地里，一脸一身的泥巴，围了几十个村民，没有一个人去拉劝。矮壮结实的男人揪着女人的头发一次次朝泥水里按：“你是吃屎长大的？什么东西都往你娘家扒！”

因没人阻止，我忍不住要去打抱不平，同行的村干部拉住我：“这个女的，把她女儿上高中的钱都拿去给她弟弟还债了，是赌债。”她的女儿因为没钱交县城高中的寄宿费，急得要喝农药自杀。

后来村干部到底是上去喝止、拉劝了。

大约也是等着人给自己台阶下，那男的就势松了手，黑红的脸上也满是泥水脏污。有村民打了水来放在地上，叫他们夫妻洗脸。

女的爬起来去清洗，男的却木木地蹲在原地，似乎方才的暴虐耗干了他所有的精气神。他木然地望着地上，望着妻子在泥地里滚出的那个坑。

我顺着他的眼神看了很久。

那时的我还年轻，却也看明白了些世相。

在很多中国乡村，弟弟结婚可以要求姐姐出钱，生了孩子也要姐姐给红包或奶粉钱。等着孩子满月、周岁、上学，甚至成年之后的考大学、就业，这个男孩子，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朝姐姐张口要钱。

不仅这个家庭的所有资源要优先供给弟弟，还要优先供给弟弟的儿子。他们不仅可以汲取本家庭的资源，还可以借着姐姐们的婚姻，把索取的根系一直伸进姐姐的小家庭，不断汲取营养。

除非姐姐们有足够强大的觉知，能够自行切断这样的汲取。

但太难了。

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女儿被“制造”成女奴，儿子被“制造”成小皇帝。

女奴从小被植入了“扶弟魔”程序——毕生以奉献自己、掏空自己来供养哥哥或弟弟，以此换取父母那点滴可怜的认同，并且，她们自身还能甘之如饴。于是就会出现故事里的悲剧——自己女儿的学费，都能拿去给弟弟还赌债。这样的“扶弟魔”，哪怕读了很多书，在城市里上班生活也一样是“祸害”——在单位里，是最常见的那种三姑六婆，专门散布重男轻女的劣质价值观：

“女人啊，事业再成功，没有男人也是不行的！”

“你家就一个女儿，攒钱有啥用啊？”

“什么，你一个男的，在家还做家务？那你娶老婆是干吗的？”

而被全家资源供养出来的男人，通常情商极低，要么谄媚讨好得让人难以直视，要么霸道蛮横得人憎鬼厌。

我有一个上海女友，公司里新招了一个男同事。他刚来没几天，就在格子间里吃零食，吃泡面，还让女同事帮他收拾。

女同事一脸问号。

他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女的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或者是：“女孩子多学学做家务，我这是给你锻炼的机会，不然没人要你的！”

他恶臭的三观，真的把部门都熏晕了。最后好几个女同事联名去找上级抗议，这男的试用期没结束就被劝退了。他走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很无辜。因为在他家里，真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模式啊！

他有三个姐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别说收拾桌子、洗碗了，连袜子都要姐姐给他穿！他去外地读大学，父母特意安排和他同一个城市的姐姐每周去他学校，帮他洗衣服、打扫卫生。

当谈到择偶观的时候，他得意扬扬地说：“必须要能像我姐姐那样贤惠善良的。”

一个女同事愤愤不平：“你怎么不回老家去找？现在上海可没有这种女孩子！”

他回答：“上海有的是独生女家庭啊！我找一个单纯的、听话的，她不想做家务也行，叫我妈跟着我们住啊！或者她家里也可以出钱请保姆啊！”

他是认真的。

无数这样成长起来的男人在类似“扶弟魔”的新闻下，回忆自己把姐姐当牛马使唤的“美好温馨回忆”，然后总结：“有姐姐真好！”

然而，已经长大成人的姐姐们是怎么想的呢？一个女孩给我讲了她的回忆：

小时候，家里所有的好吃的，都只能给哥哥和弟弟，是绝对轮不到我的。我长得最瘦，最矮。有一次在外面，别人给了我一个馍，我弟弟吃得很饱的，馍对他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对我却是。我捏在手里想吃，我妈妈大声呵斥着叫我拿出来分给弟弟。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犯倔了，就是捏在手里不给。我妈妈瞬间暴怒，骂了我很久。我伏在膝盖上哭得泪流成河。过了一会儿，我屈服了，拿出馍来分给弟弟，可是我妈又怒了，再一次骂我，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那个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哪有不饿的孩子？哪有不馋嘴的孩子啊？

在理直气壮地剥夺了一个孩子的教育、健康甚至是生存机会时，还能把这样的剥夺，通过回忆粉饰得花团锦簇，充满温馨，姐姐们的“馍”，怕都是喂了狗吧！

流泪、饥饿且痛苦害怕的女孩，才是民间口述史的另外一面。而在绝大多数时候，女孩的声音都是缺失的。她们中的很多，能活下来已经不易。

这是弱者经历的悲苦真相，一点儿也不温馨，更不美好、不无私，只有眼泪、饥饿和被压抑的痛苦。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如果每一个家庭都以男性和男性血亲为圆心，每一个圆心里，男性理所当然地获得一切资源，女性永远处在从属地位，只能服务，只能依附，整个社会里，女性们想获得认可、体现价值，就必须通过生育——而且是生育儿子才能实现，那么，这个世界再难进步。

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不断地摧毁这些旧文化，但旧文化的惯性如此强大，透过无数的生活细节、话语习惯、公共语境，一次次地强迫人们回到腐朽的车辙上。

传统男性社会一直在动用文化、话语权驱赶女性走到他们设定的角色上。女性被剥离和否定一切生而为人的功能。

“哎呀，女人和哲学不能共存。哲学是费脑子的，费了脑子女人就不美了。”

“女人对这个世界应该尽的义务就是‘美’。”

还有不客气的：“女人懂那么多干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最恶毒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世界名著《飘》里，女主人公郝思嘉的妈妈用温柔的规劝，黑人保姆用各种冷嘲热讽、威逼利诱，来驯服郝思嘉这个野性十足的女孩，让她乖乖接受“淑女人设”。

因为，只有淑女，才会有绅士娶啊！

郝思嘉的保姆强调，在旧时代，女性的唯一出路就是结婚嫁人。结婚嫁人的核心就是有男人能看中你，你能成为一个服务丈夫（男性），并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

这样的设定，把女人牢牢地钉在了从属者和服务者的位置上。这个设定是以男性的繁殖利益和基因利益为基础的。

数千年来，这个论断一直在世界各民族不同的社会里被提及、被重复，女性被薅夺了“性功能与繁殖功能”之外的所有发展空间。

直到150年前，女性权利运动崛起，女性开始奔走呼号，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婚姻自由的权利、生育自由的权利，以及财产权和选举权。

可能很难想象，这些艰难的抗争，仅仅发生在100多年前。也就是说，今天姑娘们习以为常的事——剪发，上学，求职，去银行存钱，穿短裙，穿比基尼，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与恋人在街头拥抱……在100年前，都可能会让你挨打、坐牢甚至丧命。

100年很久吗？在历史长河里，只是朝夕。

100年太短了，短到很多人还没学会以平等的姿态来看待女性。

学会如何文明地对待女性，是我们中华民族迈向文明，跃升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必修课。女性强，则民族强。

是时候了！

女孩别怕！我想写给每一个在成长中感到迷惘的女孩，写给每一个在原生家庭中饱受创伤的女孩……我们一起重新“养育”自己，共同成长。

改变自己，则能改变后代的未来——孩子的起点，在妈妈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