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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百余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科技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国家的内忧外患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论争，诸如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立宪与革命之争、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争等，成为近代中医学生存发展的大背景。在这样浓墨重彩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科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研究方法的出新与理论体系的嬗变，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近代”在当代中国历史的语境下通常是指从1840～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阶段，但为了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医学术的近代嬗变，本文的相关表述下延至1949年。
西学东渐与存亡续绝——近代中医面临的社会文化科技环境
19世纪中叶后，西学东渐日趋迅速。尤其是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有识之士在悲愤之余，开始反思传统与西学的孰优孰劣。从一开始引进军工科技等实用技术，到后来逐步借鉴和采纳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西学慢慢渗入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核心。两种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之愈显突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无可回避的问题。
西医学早在明末清初便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但影响不大，少数接触到这些早期西医学著作的传统医家也多持抗拒态度。鸦片战争后，西医学之传入除固有之目的与途径外，也常因强健国人体质以抵御外辱之需要而被政府广泛提倡。简言之，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猜疑到肯定，从被动抗拒到主动吸收的过程。而随着国人对西医学的了解，中西医比较逐渐成为热门话题。
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西方近代科学哲学思想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机械唯物论的严密推理，实验科学的雄辩事实，细胞、器官、血液循环等生理病理的崭新概念，伴随着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医学领域内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格局，成为世界医学史上极为独特的一幕。
近代中医的历史命运一直与中西医碰撞紧密连接在一起，对中医学术的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受当时洋务派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医产生了“中西汇通派”。中西汇通派的工作在于力图用西说印证中医，证明中西医学原理相通；同时深入研究比较中西医学的理论形态、诊治方式、研究方法上的异同，通其可通，存其互异；在临床治疗上主张采用中药为主加少量西药的方式。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中西汇通派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缓和两种医学体系的冲突，站稳中医的脚跟，虽然成效不大，但启两种医学交流之端，功不可没。
进入20世纪后，中医的发展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消息一经传出，顿起轩然大波，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就此拉开。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置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界对此进行了不懈抗争，中医学校大量创办。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废止旧医案”。政府在教育制度和行政立法层面对中医施行的干预，使围绕中西医比较问题的论争逐渐脱离了学术轨道，而转化成了中医存废问题，中医面临着“张皇学术，存亡续绝”的重大抉择，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抗争。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此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奋起抗争、求存图兴成为中医界的共同目标。在政治上进行抗争的同时，医界同仁自强不息，兴学校，办杂志，精研基础理论，证诸临床实效，涌现出一批承前启后的中医大家。
借助他山与援儒入墨——近代医家对中医学出路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堪称一部文化碰撞史，一方面是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一百多年来，一批思想家“以冲破网罗”的精神向传统文化发起攻击，一再在价值观念领域宣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死刑。这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闻一多），也是“科学”这一名词“几乎坐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的时代（胡适）。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代化不得不从移植西方文化开始。随着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从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逐渐变成教育的核心内容，形成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巨大的“唯科学主义”。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思潮和“变法维新”的思想影响下，中医界的一些开明人士试图“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唐容川），力求以“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朱沛文）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同，由此开始了以近代科学解释中医，用近代研究手段研究中医，力求“中西汇通”以发展中医的艰难探索。
经历了“衷中参西”“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等近代以来种种思潮的冲击，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被重新审视。近代纵有清醒如恽铁樵者，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故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并强调只能借助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但终究未能脱离“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的学术藩篱。近人研究中医学术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是“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论，制为完善之学”。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以“科学”的方法，以“衷中参西”或“中西汇通”为主导思想对中医传统理论体系进行整理，并通过仿西制办学校、设学会、创杂志等方式试图达到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目标，新的学科范式按照西学模式逐步建立起来，中医学术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嬗变，我们称之为“近代模式”。这种“范式”，实际上规定了近代中医研究者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影响至今不衰。
发皇古义与融会新知——近代中医各科的重要成就
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医学界涌现出一批著名医家和颇具特色的著作。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统计，从1840—1949年，现存的中医各科著述数目为：温病类133种，伤寒类149种，金匮类56种，内科综合类368种，骨伤科177种，外科221种，妇科135种，儿科197种，针灸101种，喉科127种，中药类241种，方剂类460种。这些著作只是近代中医发展的缩影，整个社会医学的进步更有其自身的风采。众多活跃在城乡各地的医家，虽诊务繁忙，无暇著述，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形成别具一格的地域性学术流派或医学世家。如江苏孟河医派、近代北平四大名医、上海青浦陈氏十九世医学、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岭南医学流派等，成为中医近代史上的重要代表。一些医家历经晚清、民国，阅历丰富，戮力图存，造诣深湛。虽学术主张不同，思想立场各异，但均以中医学术发展为根本追求，各张其说，独领风骚。其中既有继承清代乾嘉学派传统，重视经典研究，考证、校勘、辑复、诠释、传播中医学术的理论家，也有立足临床，以卓越的临证疗效固守中医阵地的临床家，更有致力于中西医学汇通和融合，办学校，编教材，探索中医发展新路的先驱者。
近代中医学术最尖锐的论争，是中西医之间的论争，而历史上长期遗留的一些论争，如伤寒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等，则渐趋和缓，有些已达统一融合。由于西医的传入，中医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常常掺杂或借鉴一些西医理论，甚至有医家试图完全用西医的理论解释中医，也有医家主张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医经的诠释，除了传统的考证、注释等研究外，出现了用哲学及西理诠释经典的新视角。在伤寒与温病方面，随着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融汇，许多医家在辨治方法上，将伤寒六经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将伤寒阳明病辨证与温病辨证相结合。时疫、烂喉痧的辨治，有了很大的突破。内科出现了一批专病著作，涌现了许多擅治专病的大家。外科及骨伤科有了较大发展，多取内外兼治，以传统手法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妇科、儿科、眼科、喉科等，亦各有千秋。随着各地诸多中医院校的成立，许多著名的中医教育家兼临床家组织编写了中医院校的课本。一些致力于中西汇通的医家，编撰中西汇通方面的著作，并翻译了一系列西医典籍。总之，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中医学各科的发展，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格局。
医经的研究，视角新颖，诸法并存。陆懋修运用考据学，进行《内经》难字的音义研究，著《内经难字音义》（1866年），又运用运气学说解释《内经》，著《内经运气病释》（1866年）、《内经运气表》（1866年），其著作汇编为《世补斋医书》（1886年）。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1933年），从哲学高度诠释《内经》。秦伯未对《内经》研习颇深，素有“秦内经”之美誉，著有《内经类证》（1929年）、《内经学讲义》（1932年）、《秦氏内经学》（1934年）。杨百城以西理结合中医理论阐释《内经》，著《灵素生理新论》（1923年）、《灵素气化新论》（1927年）。蔡陆仙《内经生理学》（1936年）、叶瀚《灵素解剖学》（1949年），则借鉴了解剖学的知识。
本草研究，除多种对《神农本草经》进行辑佚、注释的著作外，近代医家更注重单味药的研究，于药物炮炙、产地、鉴定等专题有较多发挥。近代制药学的发展，为本草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吴其濬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考察，编撰《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1848年），图文并茂，对于植物形态的描绘十分精细，可作为药物形态鉴定的图鉴。郑奋扬《伪药条辨》（1901年）及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1927年），对伪药的鉴别有重要意义。1930年中央卫生部编《中华药典》，系政府编撰的药典。方书方面，除了编辑整理前代著作外，在方义、功效等方面进行发挥者亦不少，经验方、救急方、成药药方的编撰，是此期的一大特色，如胡光墉编《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1877年）、丁甘仁编《沐树德堂丸散集》（1907年）、北京同济堂编《同济堂药目》（1923年）等。以“方剂学”命名的医书开始出现，如杨则民《方剂学》（1925年）、王润民《方剂学讲义》（1934年）、盛心如《方剂学》（1937年）等，“讲义”类书多为各种中医学校教材。
中医理论研究方面，除了传统的理论研究外，常借鉴西医知识诠释中医。朱沛文《中西脏腑图象合纂》（1892年），刘廷桢《中西骨格辨证》《中西骨格图说》（1897年），张山雷《英医合信全体新论疏证》（1927年），皆带有中西汇通的性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以“生理”命名的书籍，如陈汝来《生理学讲义》（1927年）、秦伯未《生理学》（1939年）等。陈登铠《中西生理论略》（1912年），将中医生理与西医生理进行对比研究，带有明显的中西汇通的特点。中医基础类书的编撰亦较多，如叶劲秋、姜春华、董德懋，分别编撰过《中医基础学》。病理研究的著作，除传统的中医病因病机理论探讨外，亦出现中西病理相对比的研究。石寿棠《医原》（1861年），强调致病因素中的燥湿之气。陆廷珍《六因条辨》（1906年），以“六因”为纲，对外感热病及温病的病因理论条分缕析。以“病理”命名的书开始出现，如汪洋、顾鸣盛合编《中西病理学讲义》（1926年），恽铁樵《病理概论》《病理各论》（1928年）等，其中包含了部分西医病理的内容。
中医四诊研究，既体现了传统中医学的特色，也借助了西医的方法与手段。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在望诊方面有重要意义。周氏在脉学方面造诣亦深，著《脉义简摩》（1886年）、《脉简补义》（1891年）、《诊家直诀》（1891年）、《辨脉平脉章句》（1891年），合称《脉学四种》。曹炳章《彩图辨舌指南》（1920年），对舌的生理解剖、舌苔生成原理、辨舌要领及证治进行论述，附舌苔彩图119幅。时逸人《时氏诊断学》（1919年），在当时影响较大。秦伯未《诊断学讲义》（1930年），为中医院校教材。
对《伤寒论》的注释、发微，仍是传统经典研究中的重彩之笔，论著颇多。如黄竹斋《伤寒论集注》（1924年）、吴考槃《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1926年）。包识生概括伤寒辨证八字纲领，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著《伤寒论章节》（1902年）、《伤寒论讲义》（1912年）。注重从临证角度阐释仲景学说，陈伯坛不落旧注窠臼，发明新意，著《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卷十九》（1929年）。曹颖甫《经方实验录》（1937年），更具临床实用性。中西汇通的伤寒研究著作也成为一时风尚，恽铁樵著《伤寒论研究》（1923年），以传统研究“兼及西国医学”。陆渊雷少习训诂，长于治经，同时主张中医科学化，借助西医有关知识，以“科学”方法研究伤寒，著《伤寒论今释》（1930年）。伤寒方的研究，有姜国伊《伤寒方经解》（1861年）、陆懋修《金鉴伤寒方论》（1866年）。
伤寒与温病的辨治，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陆懋修认为“阳明为成温之薮”，以伤寒阳明病阐释温病，著《伤寒论阳明病释》（1866年）。丁甘仁主张融合二家之说，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与伤寒六经辨证相结合。祝味菊重视人体阳气，治病偏用温热重剂，因擅用附子，人称“祝附子”，伤寒方面独有卓见，在伤寒传变的理论上，创“五段”之说代替六经传变之说，著《伤寒新义》（1931年）、《伤寒方解》（1931年）、《伤寒质难》（1935年）等。
温病时病的论著较多。对时病的辨治，较为突出的是雷丰，主张“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对“四时六气”时病及新感与伏邪等理论进行论述，撰写《时病论》（1882年），论病列方，并附病案。时逸人擅长治疗温疫时病，著《中国时令病学》（1931年），指出时令病是因四时气候变化、春夏秋冬时令变迁导致的疾病，虽有一定的传染性，但与传染性疾病不同，包括感冒病及伤寒、温病，融合了寒温思想。又著《中国急性传染病学》（1932年），专门讨论急性传染性疾病的辨治。冉雪峰擅长治疗时疫温病，对伤寒亦有深研，认为“伤寒原理可用于温病，温病治疗可通于伤寒”，后人整理出版其未竟著作《冉注伤寒论》（1982年）。叶霖《伏气解》（1937年），对伏气致病理论进行阐述。此外，在鼠疫、霍乱、梅毒等方面，也都有相关论著问世。
内科诊治，出现较多专病治疗论著。王旭高长于温病的治疗，尤其重视肝病的辨证，提出治疗肝病三十法，著《西溪书屋夜话录》（1843年）、《退思集类方歌注》（1897年）等，后人汇编为《王旭高医书六种》（1897年）。唐宗海擅长治疗内科各种出血病证，阐发气血水火之间的关系，治疗上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著《血证论》（1884年）。施今墨力图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将西医病名引入中医诊疗，主张中医标准化、规范化，曾拟订《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1933年）。徐右丞擅治肿瘤及杂病，治疗肿瘤辨其虚实，施以攻补。关月波精于内科及妇科，提倡气血辨证，对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有独特之处，在治疗时疫病如天花、麻疹、猩红热方面亦有专长。内科专病性的著作，有赵树屏《肝病论》（1931年）、朱振声《肾病研究》（1934年）、蔡陆仙《肠胃病问答》（1935年）等。
外科伤科的诊治，继承了传统手法，并有所发明。吴尚先擅长用外治法，用薄贴（膏药）结合其他手法治疗内外科病，撰有著名外科专著《理瀹骈文》（1864年）。马培之秉承家学，内外兼长，特别强调外科治病要整体辨证，内外兼施，同时善用传统的刀针治法，主要著作《马评外科证治全生集》（1884年）、《外科传薪集》（1892年）、《马培之外科医案》（1892年）、《医略存真》（1896年）等，后孟河名医丁甘仁尽得其长。石筱山擅长伤科，总结骨伤科整骨手法“十二字诀”，同时擅用内治法，强调气血兼顾，以气为主，晚年有《正骨疗法》（1959年）、《伤科石筱山医案》（1965年）。
妇科有较大的发展，著述较多。包岩《妇科一百十七症发明》（1903年），列述辨析经、带、胎、产117症，其理论承自竹林寺女科并有所发展，通过妇女生理病理特点，指出妇女缠足的危害。陈莲舫《女科秘诀大全》（又名《女科实验秘本》）（1909年），引述诸贤并有所发挥。张山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1917年），系清人沈尧封《女科辑要》，先经王孟英评按，再经张氏笺正，学理致深，成为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妇科读本，影响较大。顾鸣盛《中西合纂妇科大全》（1917年），用中西医对比的方法，论述妇科病的病因、治法、方药。其他如恽铁樵《妇科大略》（1924年），秦伯未《妇科学讲义》（1930年），时逸人《中国妇科病学》（1931年），各有发挥。
儿科著述亦多，其中综合性论著有顾鸣盛《中西合纂幼科大全》（1917年）、施光致《幼科概论》（1936年）、钱今阳《中国儿科学》（1942年）等，总体论述了儿科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内容。而专病性的论著，则对小儿常见的麻、痘、惊、疳进行论述，突出了儿科特色。如王惇甫《牛痘新书济世》（1865年），在清人邱浩川《引痘略》基础上进行发挥，对牛痘的人工接种法进行详细记述，戴昌祚《重刊引种牛痘新书》（1865年）翻刻王氏书。以上牛痘专著，反映了此时期人工预防接种的水平。叶霖《痧疹辑要》（1886年），对小儿麻疹病进行辨析；恽铁樵《保赤新书》（1924年），主要论述麻疹与惊风的辨治；秦伯未《幼科学讲义》（1930年），论述痘疮（天花）的分期以及治疗。小儿推拿方面的专著，如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1888年），对小儿推拿按摩的理论、手法进行了详细论述。
眼科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借助西医解剖知识对眼科医理进行发挥。如徐遮遥《中医眼科学》（1924年），糅合了部分西医学知识，而陈滋《中西医眼科汇通》（1936年）最具代表性，运用西医眼部解剖知识进行论述，每病皆冠以中西医病名。其他眼科著作，如刘耀先《眼科金镜》（1911年）、康维恂《眼科菁华录》（1935年），对眼科理论及治疗，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挥。
喉科辨治，较为突出的是白喉与烂喉痧。许多医家从病因、治疗方面辨识二者之不同，有“喉痧应表，有汗则生，白喉忌表，误表则危”的普遍说法。白喉著作，有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1864年）。烂喉痧第一部专著，为陈耕道《疫痧草》（1801年）。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对烂喉痧论述较为系统，辨析白喉与烂喉痧的不同，颇具实用性，自述“诊治烂喉痧麻之症，不下万余人”。
针灸治疗方面也有一定进步，重要代表人物如承澹盦，他参考西医解剖、生理方面的内容，结合临床经验，对针灸理论及手法进行发挥，著《中国针灸治疗学》（1931年），此书连续出版增订，成为当时影响极大的一部针灸著作。其他如姚寅生《增图编纂针灸医案》（1911年）、焦会元《古法新解会元针灸学》（1937年）、曾天治《科学针灸治疗学》（1942年），从不同角度对针灸理论、手法进行发挥，其中结合了西医理论。气功方面的著作，如蒋维乔《因是子静坐法》（1914年）、《因是子静坐法续编》（1922年），较具代表性。
中西医汇通方面的著作较多，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1884年），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年），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1920年）、《中西脉学讲义》（1920年），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丁福保曾留学日本，致力于中西汇通，翻译及编撰医书多达160种，其中翻译多部日文西医著作，如《化学实验新本草》（1909年）、《中外医通》（1910年）、《汉方实验谈》（1914年）、《汉法医典》（1916年）等。又与弟子共同编撰《四部总录·医药编》（1955年）。
本次整理的原则要求
名家名著：丛书所收，并非诸位名医的全部著作，而是从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流传情况等各方面综合考虑，选择该医家具有代表性、影响力和独到创见的著作。
底本选择：择其善本、精本为底本，主校本亦择善而从。
校注原则：尊重历史，忠实原著，校注简洁明了，精确可靠，尽量做到“一文必求其确、一义必析其微”，但不做繁琐考证。
本丛书因为工程量较大，参与整理者较多，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及读者多多指教。
《近代名医医著大成》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