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大院里一直飘着各种气味。西边飘出的是艾叶香,时浓时淡,那是针灸骨伤科在用灸疗及温针;东边则常常有稍微呛人但不讨厌的中药味及油烟味,那是皮肤科在熬制药膏;医院二进的厢房里是中药房,周边飘着淡淡的、幽幽的、有点陌生又似乎熟悉的草药香。只是到了后面的病房楼,才让人感到那是医院,因为经常充斥着浓浓的来苏尔味。
我很快熟悉了这里的气味,也渐渐熟悉了这里的人。
夏武英先生,慈祥的老者。他有肺气肿,常常气喘,也怕冷,冬天常常穿着厚厚的棉袄,白大褂紧紧地绑在身上。他好喝茶,满口牙全黑了。他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茶。那是品质一般的红茶末,茶很浓,发苦、发黑。夏老是城里的老人,一口城中方言,认识的人也很多。我发现,在找他的病人中,老太太特多。他的话,很通俗,就那么几句,什么“浊气在上”,什么“寒气在下”,什么“肝胃气”,什么“亏”等等,那些老太太们很虔诚地听着,也似乎很满意这样的解释。夏老的方中少用补药,用的最多的是理气药、导滞药,如大黄、枳壳、厚朴、芒硝、青皮、陈皮、乌药、莱菔子等。药很灵,往往一两剂药下去,大便通,神清气爽。夏老治疗咳喘也有一手,每年寒流一来,病房里就住进不少咳喘病人,恶寒无汗,痰多如水,夏老常常用小青龙汤3剂,咳喘即平。
郁祖祺先生,很富态,气色好,鹤发童颜。他的病人非常多,诊室外常常排成长队,病人大多是农民。他看病时神情傲然,不让病人多说。其间对病人或呵斥,或劝慰,或解释,也是寥寥数语。病人常常在他面前或流泪,或嬉笑,然后千恩万谢地领着药方离开。郁先生不写病历,仅写处方,钢笔字迹很潦草,但药房的药工能认识。其用药也很奇特,没有成方,药也不是常用的,如白金丸、甘松、瓦楞子、蒲公英、磁石、刺猬皮等。因为病人太多,院长让我帮他抄方数月,他很高兴。有次诊余,他告诉我一张方,说治疗顽固性呃逆很灵,我一看,就是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血府逐瘀汤。后来我试用于数例顽固性呃逆,果然有效。他的抽屉里只有两本书,一是《医林改错》,一是《本草备要》。郁先生有点另类,有些中医人视其为“野路郎中”,但他对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确有经验。如治发热,他常常先用荆芥、麻黄等发汗;如热不退,则用柴胡、青蒿等和解;最后一招,是用黄芪、鳖甲等理虚。这三招,正是治疗发热性疾病的三大治法。他治妇科病,多用清热止血药,见效快捷;治肾病,多用清热利湿的草药,几乎不用补药,且病人不忌盐。郁先生开的药方很便宜,农民喜欢他。
与郁祖祺先生同一科室的是韩鸣凤先生,一位老读书人,清瘦,高度近视,驼背,成天埋在一张旧藤椅里,诊桌上放了不少古籍,如《时病论》《温病条辨》等。韩先生写处方是极其认真的,慢悠悠的,圆珠笔用三个指头抓着,是毛笔的握法。处方笺上要写脉案,文言文,之乎者也,也是老法。韩先生的处方笺都用复写纸备份,一张张夹得整整齐齐。他的病人不多,话也不多,清闲时只是静静地读书,守着他那属于自己的世界。
孙泽民先生擅长外科、皮肤科、痔科,瘦高个,皮肤白,非常精神。他不是本地人,操一口苏北方言,是老中医中最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他早年曾撰写过有关痔科的专著,发明了枯痔疗法等,其创办的肛肠科远近闻名。后来,他又专搞皮肤科,研制了不少外用药。人们出入皮肤科,经常可看到一个铁锅,沸腾的油里是不知名的黑黄的中药。后来,医院有了制剂室,也主要生产皮肤科的制剂。孙先生不仅能做手术,中药方也开得好。有一次,我看他用黄芪一斤(500g),如此大量,让我开了眼界。现在医院的皮肤科是省级重点专科,这都是孙老的贡献。
还要说说中医内科的陈济怀先生,他像个干部,中山装笔挺,浅色框架的眼镜,烟不离手,茶不离口。他的病人以干部为多。我曾看他的处方,以补益药、安神药、理气药为主,药味比较多。中医外科的曹医生,头发油亮、后梳,平时不苟言笑,善于治疗疔疮疖肿。针伤科的顾仲雍先生,个头不高,话很少,每年夏天是他最忙的时节。家乡农村有冬病夏治的习俗,说伏天针灸能去病根,所以,针伤科门口常常挤满了人。老百姓说他能治“半边风”,也就是半身不遂。
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但回想起来,当年老前辈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说实话,我所在的医院,当时确实不上档次,既没有高大的病房楼,也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但就是靠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医人撑起了医院的门面。他们传承着传统的医术,并以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在为当地的老百姓解决病痛。这些人虽然白大褂不挺括,但他们很会当医生。大家都喜欢忙,喜欢病人多,下班晚,常常是一种荣耀,一种骄傲。叶秉仁先生也常常拖班,有时中午结束门诊,都快一两点了,但先生依然满面春风,毫无倦色,步履轻盈地下班。郁祖祺先生虽然不被官方重视,但因为病人多,他依然很有尊严。
医生,是因为有病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名医,是因为有一大批崇拜他的病人,才成为名医。这个道理,那些老先生们比现在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更加心知肚明。家乡的老中医,就是这样一群熟悉人情世故,精于刀针方药技术,且与病人打成一片的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