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DEGENERATION

代际间的合伙关系

在第一章余下的内容中，我想就现代的代议制政府及其问题进行讨论。首先要提出一个常规性假设，即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政府总要优于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正如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述，这不仅是因为民主本身就具备优越性，而且还因为代议制政府与专权的政府比较，前者可以更好地对民众不断变化的喜好做出反应，因此与专权政府统治者不同，会少犯严重的错误。如今，有人对西方民主诟病颇多，越来越对西方民主心生绝望，甚至向往中国模式。就是这样的体制造就了中国的经济特区，也缔造了独生子女政策——前者是巨大的成功，而后者也许将是十足的灾难，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不可估量。

一些批评意见也明确指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种种不足。其中最明显的表象便是在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下的庞大债务，并且（与以往不同）无法将这些债务主要归咎于战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希腊的政府债务总额在2012年将达到GDP的153%，意大利的这一数字是123%，爱尔兰是113%，葡萄牙是112%，美国是107%，英国则将近88%。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首个采用西方制度的东方国家，它将以占GDP 236%的高额债务居于世界首位，这比它20年前的债务水平要高出3倍还多 。更令人震惊的是债务与政府收入比，毕竟利息和债券偿还必须从后者而来（见图1.2）。

现在人们讨论这些债务危机只是从债务本身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毫无建树，无外乎是采取“紧缩”还是“刺激”政策而已。在我看来，债务危机其实是更为严重的制度问题所导致的结果。

问题的核心是，公共债务使得当代选民的生活是建立在牺牲无投票权的年轻人和未出生之人的利益这一基础之上。在政府债务方面常引用的数据极具误导性，因为这其中仅仅将以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包括在内，这些债券数量的激增，毋庸置疑将会导致现在和未来的就业者为此支付更多的资金，因为即便这些最大的主权债务国可以一直享受当前的低利率，应对这些债务的资金总量势必还会不断增加。但是以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并未包括更大数量的社会福利计划的无资金准备的债务状况，例如，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这类美国最大的福利项目等。

为了应对这些计划，有最新数据表明，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与未来的联邦税收，在净现值上的最好可用估值要相差200万亿美元之巨，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债务的近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并不全面，其中尚未将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数据考虑在内，这部分资金没有着落的负债还有近38万亿美元。 这些惊人数字，表明子孙后代要为当代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支付这一大笔资金，子孙后代需遵从当前的法律，在将来寻找资金来为此埋单，这只能通过承受更高的赋税或大幅缩减各类公共开支来加以平衡和补偿。

为更好地诠释美国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经济学家劳伦斯·科特李科夫算了一笔账，为弥合联邦政府的财政缺口，需要将所有联邦税收立即提高64%，或者将所有联邦开支马上削减40%。 早在十几年前，科特李科夫曾为英国制定了这样的“代际账户”，据他估算（他关于当时的政府需要提高福利和医疗开支所作的假设，后来被事实证明准确无误），为补上财政缺口，需要将所得税收入提高31%，并将国民保险收入增加46%，方能过关。

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出版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写道，真正的社会契约并非如让–雅克·卢梭所述存在于君主和人民或“公众意愿”之间，而是存在于代与代之间的“合伙关系”。他的原文如下：

但是国家和法律所要为之奉献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提防它的那些临时所有者和终身租用者不去考虑什么是他们从自己先人那里所得到的东西，或什么应该是留给后代的东西，而只是像十足的主人一样行事；他们不会认为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整个的原来的结构，从而割断永业、损害遗产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冒险留下给他们后代的乃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并且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不尊重前人的制度一样……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国家是……一种合伙关系，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

在隔代间存在大量的契约转移关系，但我们却发现，现今各国的财政政策却是在破坏这种和谐的合伙关系，这令人震惊，甚至也许是史无前例。

成熟的民主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如何恢复这种代与代之间社会契约的和谐关系，但我也深深意识到此举任重而道远。还有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根本不去考虑自己长远的经济利益。一些恐怕最终甚至会危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政策，却可以轻松赢得他们的选票支持，保持公务员养老金固定收益不变就是一例。如果美国年轻人能在这方面辨明是非，那估计就都会成为保罗·瑞恩的积极支持者了。 第二大问题是政客们想要缩减开支，但是如今西方民主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有削减开支的提议提出，就会受到来自享受公共部门薪资的人群和享受政府福利的群体中的一方甚至是双方有组织的大力阻挠。

是否能从宪法方面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呢？有个简单的解决之道，而且这也已被美国的很多州以及德国所采纳，即平衡预算修正案，以便降低立法者在减少赤字开支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仿的就是让中央银行独立决策，以降低立法者在货币政策上的裁量余地。但问题也接踵而至，金融危机的出现极大地鼓励了以政府赤字为工具，以便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发展，更别提将赤字财政用于公共投资基础建设的诸多案例了。2011年，紧随德国之后，欧洲各国的领导纷纷在寻求解决之道，决心限制结构性赤字，以期在必要时为操控周期性赤字留下空间和可能。但限制赤字的“财政协定”随即带来了新的问题，目前仅有两个欧元区国家的结构性赤字低于GDP的0.5%这一授权上限，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结构性赤字则至少高出了4倍，而且以往，经验表明，政府若是过于着力降低其结构性赤字，结果则会危及其统治。

当前大多选民支持这种隔代的不平等政策，这也许在所难免，特别是年长的选民会比年轻选民更多地参与到投票中来。但是，如果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大笔增加开支，其最终结果不仅对年轻人不公，而且会使所有人经济受损，这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已然开始波及当下社会，这又该如何是好呢？美国马里兰大学卡门· 莱因哈特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斯· 罗格夫曾提出，当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已然超过GDP的90%时，很难想象其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影响。 也许正是因为担心财政悬崖正日益快速临近，才使得美国经济在2012年尚未出现“超速逃逸”。 pLwjHnImkgZMzqSZCo8z2bUM/6kJCI2RtDom81d0WVION/uBJrL86JcOL3y/3x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