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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DEGENERATION
由此可见，如果制度演变是了解西方崛起以及非洲等地持久贫困的关键，那么同样，这一关键能否会帮我们了解有生之年会出现的最令人瞠目的趋势：大分流终结，并开启东西方角色互换的时代？我对此持肯定态度。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经济史制度学派的观点运用于当代，其实就是运用于我们的西方社会之中。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于18世纪70年代，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显然就是国家处于经济停滞“静止状态”的深刻根源。同理可知，如今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政治困境，是否反映出我们一度在世界称雄的制度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衰退了呢？与过去的500年相比，毋庸置疑，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着相对的衰落。早在1978年，美国人平均比中国人富裕20多倍，而如今不过只有5倍之多。在各种指数表现上，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在大幅缩小。以平均寿命和教育程度为例，部分亚洲国家的水平已经超出很多西方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PISA）2009年研究报告，以青少年数学水平为例，中国上海领先美国的幅度堪比美国与突尼斯之间的差距。
某种程度上，解释非西方国家的成功并非难事。中国还落后于以日本为首的几个东亚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在于它们大部分（而并非全部照搬）借鉴了西方文明的所谓“撒手锏”，也就是经济竞争、科学革命、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
如果企业家动机纯正，劳动力基本健康且能写会算，各层级管理机构合理高效，那么复制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的确可以取得成功。因此，在下文中，我不会过多探讨非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功，而是要侧重于我更感兴趣的西方世界究竟出了怎样的差错。
许多评论员都会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多的债务、经营失误的银行和不平等加剧等因素，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社会制度病态化的表象而已，制度的病态化正在蚕食过去500年以来西方社会制度演变所带来的成果，这甚至可称得上是“不光彩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