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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DEGENERATION
大约在1/4世纪之前的1989年夏，日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做出大胆预测，“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不折不扣的胜利……是西方社会的真正胜利”，并宣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史的终点”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时过境迁，如今的世界却俨然呈现出不同的局面。“经济自由主义”完全成为有色标签，而中国等地的支持者对西方民主制度公开表示不屑。西方社会发展停滞、举步不前，这种停滞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据世界银行估计，2012年欧洲经济将出现紧缩，美国仅能实现2%的经济增长，可中国的增速则可高达美国的4倍之多，印度也将高出美国3倍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会在2016年赶超美国
。在1989年投资西方的人们遭到了严惩（他们自2000年起就一无所获），而在西方以外地区的投资回报则相当丰厚。这一“大分流”要比福山大胆预测共产主义的倒台还要令人瞠目。福山著书之际，世界经济的重心还稳稳地落在北大西洋地区。而如今，它已然超越了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脉。到2025年，世界经济重心将位于哈萨克斯坦以北，这几乎与公元1500年时崛起之前的西方
处于同一纬度。
最近，关于西方社会经济放缓的原因，有种“去杠杆化”的说法颇为流行——这就是痛苦的减债过程（即所谓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毋庸置疑，如今西方社会的债务规模几乎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在美国历史上，公债私债的总和超过GDP 250%的情况是第二次出现。麦肯锡全球学会经过对50个国家的研究，确定自1930年以来有45例去杠杆化的重大案例，其中仅有8例的初始债务与GDP的比超过250%。如今，这种情况却不是美国所独有，在（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的）所有主要英语国家，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主要欧洲国家，甚至在日本和韩国
，这种情况都赫然存在。去杠杆化的产生是由于认为房地产价格会不断攀升而盲目跟风，导致现在家庭和银行都迫切需要减轻债务。但是由于大家都希望减少开支，增加存款，导致总需求无以为继。为防止出现致命的债务紧缩，政府和中央银行纷纷拿出各自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这在和平时期史无前例。公共部门赤字确实对缓解经济收缩有所裨益，但是将过度的私人债务危机转化为过度的公共债务危机，这又是一着险棋。同理，中央银行在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货币基数）以防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但现在通货再膨胀和经济增长方面却出现了收益递减。
除去杠杆化之外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大家深思的是，美国经济自2009年6月起的3年以来创造了240万个就业岗位，同期，却有330万工人领取了伤残福利。处于工作年龄段的美国人领取伤残保险的比例在1990年还不足3%，现在却高达6%。
真实的失业情况得以掩饰，并且被永久性地改头换面，这种手法想必欧洲人都分外熟悉。健全人被归为伤残人士并从此不再工作，而他们也就真的不再去工作了。以往，每年约有3%的美国人口会向其他州迁移，通常是去寻找工作机会。而自2007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一数字降低了一半，而且还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不同的是，过去30年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剧，如今的“轻度危机”对减小这种不平等几乎无所作为。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收入份额从1970年的9%增至2007年的24%，在之后的3年经济危机中，这一数字下跌了不足4个百分点。
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去杠杆化。在美国，就全球化、技术变革、教育和财政政策正在进行着广泛讨论。保守派人士倾向于强调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作用，认为这是变革不可动摇的驱动力，并通过“离岸外包”或自动化技术削减低技能劳动力岗位。自由派人士则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剧归咎于对公共教育投资不足，并认为共和党推出的有利于富人阶层的降低税收措施对此也有贡献。
但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在当今美国的政治论战中，大家只顾一味地在彼此间狭隘地相互指责，却忽视了这些真正重要的因素的存在。
这次的公共金融危机并非美国独有。日本、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也都超过了GDP的100%。印度在2010年的循环性调整赤字甚至远远高于美国，日本也在面临着更严重的巨大挑战，力图将其债务与GDP的比控制在可持续的水平
。增长放缓和随之伴生的不平等加剧问题也并非仅限于美国。自1980年左右以来，英语国家中收入最高的1%家庭所占的收入份额出现了增长。在部分欧洲国家中，特别是芬兰、挪威、葡萄牙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尽管增幅较小，但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在2010年，中国已有至少80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以及65名亿万美元富翁。在全球范围内，2010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有160万名是中国人，约占总数的4%。
可是在其他国家中，即便是欧洲最为成功的经济体德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未能达到如此境地，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却变得越发不平等，全球化程度也出现了降低的势头。
显然，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也出现了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但是其在经济增长和分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千差万别。若想解释这些差异，仅仅用经济方法是决然不够的。以债务过度或杠杆化为例，负债累累的经济体所面临的选择寥寥无几，归结起来无外乎以下三类：
1. 通过技术革新，（也许还要辅以）审慎使用金融刺激手段，提高经济增长率，使之超过利率增长。
2. 拖欠大量公共债务，通过银行破产，以摆脱私人债务负担。
3. 通过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减免债务。
但是主流的经济理论无法预测具体国家应就上述三种方式作何选择——是其中的某一种还是某几种组合? 为什么德国在1918年后走上极度经济膨胀的道路? 为什么1929年后，美国选择了拖欠私债和银行破产之路，而不是另有所选？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若想让主要发达经济体再通过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时期那般的通货膨胀来减免负债，这种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但是为何不大胆一试呢？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又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谁生产出超额货币，是怎样的原因使然？实际上，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这很可能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导致，比如精英教育的内容、经济体中竞争的存在（或缺失）、法律系统的特点、暴力的程度、政治决策过程本身等。只有通过历史的方法，我们才可以究其原因：为什么在过去30年以来，这么多国家所生出的债务无法通过通货膨胀减免，为什么由此会导致子孙后代被强加上祖辈和父辈所欠下的债务？
同理可知，可以简单地认为金融危机是由过于庞大的杠杆作用下的金融机构所导致的，但要解释背后的成因却是难上加难，经过长达4年的争论，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解决。的确，所通过的相关立法有着足足数千页文字之巨，但这却让事态发展越发恶化。10如今，美国屈指可数的
家高度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负责着美国管理的全部金融资产的3/4。可是，按照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II》就监管银行资本充足性所作的规定，美国这些最大的银行至少还缺500亿美金，才能满足最新的资本要求。同样，只有通过政治和历史的方法，才能解释西方社会的政客们为何都在异口同声地要求银行增加贷款，以便自己能紧缩开支。
为什么现在向市场推出新药与60年前相比耗资达百倍以上？美国未来学家璜·安利奎斯（Juan Enriquez）将这一现象称为“摩尔定律
的逆向作用”。为什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很可能会禁止将食盐作为药用品销售（毕竟食盐超过一定剂量也会具有毒性）？
再给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为什么有位美国记者想在纽约市开一家柠檬汁摊位，需要花费65天的时间才能办齐相关手续（这其中还要包括为获取食品保护证长达5周的漫长等候）？
这类繁文缛节让人身心俱疲，其实在发展经济学家眼中，这是导致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贫困的根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设置的各种严苛标准，本意是禁止沙利度胺这类药品流入市场，但是所产生的无法预期的后果则是，虽然病患得益于这种严苛的标准免受了沙利度胺类药物副作用之苦，但若与宽松的药品上市标准相比较，这却几乎势必会使更多人死于病痛。我们反复计算着药物副作用的代价，却从未对禁止新药上市的成本进行估算。
为什么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恰恰在过去30年间出现了下降？如果一个人出生时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25%, 那么他进入上层25%的可能性是否也会减半？
美国曾经一度有着“机遇之地”的美誉，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可以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飞跃。但是现在如果父辈处于收入底层的25%，若再没有大学学历，你能进入收入顶层25%的机会只有5%。再来看被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莫雷称为“智能精英”的人群，他们接受贵族私立大学的教育，彼此间通婚，聚集在几个“贵族居住区”，日益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财富和权力，可以无视人类繁衍的均值回归效应，子孙即使不济也可继承他们的生活方式，衣食无忧。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两段文字鲜被引用，其中他提及了一种“静止状态”，即一度富庶的国家止步不前，停止了发展。这样的国家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亚当·斯密特别指出了其中反映出社会退步的特点。首先，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极其微薄：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薪金极高的工作。……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境遇是困苦的。进步状态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处于静止状态的国家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其腐败和垄断的精英阶层将法律和行政体制用来谋一己私利：
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层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
西方读者对于这两段内容，恐怕很难轻易认同，但我却不以为然。
在亚当·斯密时代，中国正处于长期的“停滞静止状态”：这个一度曾经繁荣富强的国度就这么停下了发展的脚步。对此，斯密认为包括层级制在内的中国“法律和制度”问题难辞其咎。鼓励自由贸易和小型工商业，精简层级制，减少裙带资本主义，这是他为当时的中国开出的良方，因为他目睹了18世纪晚期英国及其美洲的殖民地为刺激经济所做的上述种种举措。而时至今日，如果斯密能够旧地重游，则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经济史的发展真好似风水轮流转：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而出现经济僵化、止步不前的正是西方国家。
本书就是要探讨静止状态的成因。亚当·斯密认为停滞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响，我也由此得到启发。本书的核心理念就是斯密的理论既然可以适用于当时的中国，那么也适用于当今的大部分西方世界。正是我们出现问题的法律和制度难辞其咎。西方经济大萧条不过是影响更为深远的西方社会大衰落的表象而已。
为了更好地说明西方制度的衰退，我将打开几个密封的长条黑匣子。第一个匣子上标明了“民主”的字样，第二个写着“资本主义”，第三个是“法治”，第四个则是“公民社会”。这就是构建我们的文明所需的四大关键要素。我想说明的是，在这些代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的黑匣子内部，有着高度复杂且互相关联的制度在发挥着作用。这些仿佛是电脑或手机中的电路板一样，正是这些制度确保了设备的正常运转。一旦出现故障，则很可能是系统内部的线路存在问题。但仅仅凭借光鲜的外表是无法判断其中问题所在的，正确的做法是认真检查内部构造。
也许，仔细想来，用电路板作类比并不妥当，经不起推敲，毕竟大多制度都有历史渊源，是逐步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出自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时代弄潮儿之手，不是在加利福尼亚设计而成。因此，用自然界中我们见到的集体结构做类比也许更为贴切。蜂巢就是一个经典范例。自从荷兰讽刺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所著的《蜜蜂的寓言: 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于1714年出版问世以来，人们就开始在蜂巢中的蜜蜂和市场经济中的人类之间画了等号。虽然这种类比很形象，但是正如下文所述，事实上，我们的政治组织远比经济组织更像蜜蜂社会（这一点曼德维尔应该深有体会）。简言之，制度与人类的关系正如蜂巢之于蜜蜂。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制度，我们才能置身其中，作为集体而存在。我们了解自己身处于这样的制度之中，正如蜜蜂知道自己生活于这样的蜂巢之中。制度有着自身的边界乃至壁垒，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既定的规则。
可以想见对部分读者而言，制度（institution）;
一词可能让你第一反应是想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精神病院：可怜的尼尔，他现在是精神病人了。其实，这并非我本意，我所要探讨的是英国议会或美国国会这类政治制度。而涉及“民主”这样的话题，则是在谈及一系列不同的联动制度。民主是人们在投票箱投票，是人们选出代表发表演说，是在大礼堂进行选举，但仅凭借这些还无法让民主从天而降。从表面上看来，俄罗斯、委内瑞拉这类国家的立法者是选举产生的，但我认为不用说那些当地的反对党领袖，即便是在最为中立的观察家眼中，这与民主都相去甚远。
向投票箱投放折好的或是盖章后的选票这一举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等重要的是，通常参选党派要指定候选人，要有官员负责选举活动，诸如公务员、法官或调查专员等，这些人的职责是确保选举的公正性。接下来非常重要的是要确保立法机关的正常运作。所选出的代表可以构成完全的主权实体，英国议会就曾是这种情形，直至欧洲法律对它产生影响为止。或者，最终的权力也可凝结在一枚至高无上的图章上，以前的最高苏维埃就属于这种情况。其成员可以坚决拥护选民的利益（包括投反对票的选民），或者服从资助竞选活动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2011年8月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垮台时，一名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在利比亚班加西的一面墙上看到一些涂鸦非常抢眼。墙的左侧是直截了当的革命口号“打倒暴君独裁”。简明扼要，一语中的。而在墙的右侧，有着这样的几行言简意赅的字样：“我们要制宪，削减总统特权，总统任期四年，届满不得延长。”
这还真是颇有见地，政治转型期的难点在于宪法里错综复杂的细节，当然还有制约立宪会议的各种规章制度。
至于立法、行政、司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大多数的宪法都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平民政府机构与军方又该是怎样的关系，这是埃及面临的又一棘手问题。问题远不只此，现代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制度，用以规范经济、社会生活及收入再分配，这在百余年之前简直是匪夷所思。而福利国家并不在民主制度的范畴之内，这与当初古雅典人的理念颇有出入。以蜜蜂社会为例，福利国家就像是在创造着越来越多的雄蜂，而这些不能自给自足的雄蜂只能依靠工蜂来养活自己；它还雇了大量蜜蜂，专门负责在工蜂和雄蜂之间搬运资源。此外，还寅吃卯粮，以公共债务的形式，用子孙后代的钱支撑着自己的财政。在第一章中，我会就此以及民主制度的其他分配问题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还将就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所称的存在于代与代之间的合伙关系进行提问，大家是否已在这一方面看到了严重的问题。
现如今，几乎人人都在讲民主。“资本主义”一词相反在文雅的场合中常被作为贬义之用。民主国家中的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制度之间存在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政治说客和政治赞助在政坛呼风唤雨？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补助、关税等市场扭曲政策，或通过政府监管，为经济生活推波助澜？经济自由与政府监管之间怎样才能相得益彰？在第二章中，我会就此问题进行详细阐述。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极度复杂的监管措施多大程度上竟会成为它本意想要治愈的顽疾，在政治和经济的进程中起到扭曲和腐化的作用？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关键的制度在于法治。毋庸置疑，在民主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中，若是没有有效的司法体系，社会各环节都会问题重重，因为只有在有效的司法体系中，当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得以执行时，个体公民的权益方可得到保障；当公民之间或企业法人之间发生纠纷时，亦可获得和平理性解决。但是哪种法系更为优越，是普通法系，还是另有答案呢？
在某种程度上，比较不同法典的关键在于所谓“制法”，即法律本身是依据怎样的规则制定而成。一方面，以伊斯兰教法为例，相关规则亘古不变，也容不得丝毫改变。而另一方面，若以英国的普通法为例，随着法官对以往先例的竞争性权利主张和社会变化的需求加以权衡，这类法律法规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在第三章中，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法律体系（特别是普通法系），是否会较其他法律体系存在一定优势？并会问及在英语世界国家中，在此方面所占的优势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特别要提出警告的是，法治在面临着衰退的危险，至少在部分“盎格鲁势力范围”的国家之中，它正在日益沦为律师之制。若与狄更斯笔下《荒凉山庄》中所描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相比，我们当真优越许多吗？
最后，要说说公民社会。其实可以将之理解为是由志愿性社团构建的社会：其中机构的设立并非出于公民的一己私利。这就可以将学校也包括在内（虽然在现代社会大多教育机构被纳入公共部门范畴之中），各式俱乐部组织也要包括在内，这其中可以囊括各种人类活动，从航空学到动物学，天上地下无所不包。这里，需要我们再次考虑规章制度重要性的问题，虽然相关规定可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比如，会有这样一些规定需要服从——大多数伦敦俱乐部要求会员在晚餐时穿外衣打领带，即使傍晚时分天气闷热难耐也不能例外。
曾经有一度，大多英国人、美国人都参加了数目众多的各类俱乐部以及志愿性社团组织，英语世界的这一特点让著名的法国政治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极受触动。但是，在第四章中，我会就此发问：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得以继续？当我们一度习以为常的活跃民间社团偃旗息鼓时，我们距离自由社会的繁荣梦想还会有多远？新兴的互联网社交网络可以完全替代这类传统社团生活的作用吗？我对此持否定态度。
如果在政治领域中，我们的确仿佛蜜蜂一般，在层级分明的蜂巢里扮演各自的既定角色，那么在经济环境下，我们可以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各类制度就像是位于非洲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南部漫无边际的塞伦盖蒂平原上的野生动物世界。我们有些是角马，成群结队地一边行进一边觅食。还有些（数量上要少许多）是掠食动物。估计还有部分食腐动物和寄生动物。所有这些构成一个生态系统，达尔文的理论在其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同理可知，在公民社会中，我们成群结队，相伴而行，这与猩猩、狒狒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二。与人类一度乐此不疲加入的各类俱乐部组织颇为相似，在狒狒群中也有着自己的规则和相应的层级体系。
当然，除了众所周知的丛林法则，非洲野生动物无须遵守什么法律法规。而人类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我们也许要遵从达尔文进化论，为生存而奋斗，但同时也希望规则的出现：约束统治者的规则、约束那些以食草动物为食的掠食动物和寄生动物的规则等。所谓法治，在非人类的世界中，的确很难找到合适的类比与之对应。我能想到的最为近似的类比，就是身边这些人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它们改天换地，让我们安居其中，也受限于其中。法律法规限定了我们的活动半径，其作用与围墙藩篱无二。向左走，是峭壁；向右走，则是深渊。有些法律体系类似于莫斯科这样的统一规划型城市，大道笔直宽阔，住宅方方正正，小区规规矩矩。有些则有如伦敦这般，街道分布毫无规律可循，各式建筑千姿百态，这是千百年来各类公私业主自建、再建的自然产物。
研究人类社会能让人乐在其中，就在于生活可以海纳百川，可将所有这些元素都尽数包括在内，所以我成了一名历史学家，而不是动物学家。我们都同时生活在无以计数的制度之中，身兼多重身份，可以是公民、居民、国家的纳税人、股东、管理者或雇员、诉讼人、辩护人、法官、陪审员、俱乐部成员、政府官员、受托人等，不一而足。存在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不过是我们诸多身份之一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把各部分制度累加，其作用并非整齐划一。各种组合效果优劣不等。在有些制度组合当中，人们可以实现自由发展，无论是以个人、家庭还是社区的形式均是如此。这是因为制度有效地激励人们弃恶扬善，例如投身工作，提高办事效率，或与邻里和睦共处，而非与之为敌。相反，有些制度架构则反其道而行之，鼓励人们杀人越货、偷鸡摸狗、游手好闲、无恶不作。不良制度会致使人们陷入恶性循环，盲目无知、疾病缠身、家徒四壁，更多则是导致剑拔弩张、暴力相向。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次优制度架构的数量往往多于优良制度架构。实现真正理想的制度组合实属不易。与此相反，那些不良制度却比比皆是。这就解释了多数国家历史上大多在饱受无知、疾病、血腥暴力之苦的原因。
一些当代社会科学著作将制度清晰地划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两大类别，
对此我非常钦佩。但作为历史学家，我还是心存顾虑：这种划分是否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之嫌？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难题就是何谓成功社会，以18世纪的英国为例，当初令人称道的制度放到今天则很可能会令很多人不齿。回顾历史，即便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看来，汉诺威时期的英国政府腐败依旧触目惊心。甚至到了19世纪50年代，查尔斯·狄更斯还在对英国法治口诛笔伐，毫不姑息。此外，以历史的方法看问题，会暴露出以往常被忽视的一点。有着不良制度的社会逐渐获得改善，这固然可喜。如今，世界各地都不乏这样的范例，比如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南美的部分地区乃至非洲都是如此。但与此同时还有令人不齿的情况在发生，有着良好制度的社会江河日下，日渐衰退。究竟因何至此？究竟是谁在与法治为敌？在大西洋两岸，我们制度的显著恶化令人瞠目，究竟该由谁来为此负责？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查阅了大量的学术文献资料。有很多学者对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不胜感激，他们具体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他在制度经济学方面很有见地；当代非洲杰出的经济学家保罗·科里尔，他著有《最底层的十亿人》（The Bottom Billion）及《被掠夺的星球》（Plundered Planet）；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他是《资本的秘密》（Mystery of Capital）一书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及其众多的合著者，他们率先在法律体系的比较研究中引入了经济学的方法；还有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逊和达龙·埃斯莫格卢，他们在最新著作《国家为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让我备感兴趣。所有这些学者以及在本书“注释”部分提到的众多学者，都让我受益匪浅。
他们首先意识到大家把更多的关注都给予了穷国何以一直贫穷的问题，而不是富国何以沦为穷困的问题，因为后者毕竟并不是普遍现象。而我的着眼点并不在于经济发展，而是制度的衰退。就此我提出了一个宏观性的问题：当代的西方世界究竟怎么了？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坚信只有在了解制度衰退的真实本质的基础上，我们才不至于荒废时日，才能对症下药，不至于治标不治本。同时，我还心怀忐忑，因为有种似非而是的说法，经济层面的静止状态可能会继而危及到政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