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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五十篇（章），分为上、下篇（卷），近四万言
，为中国文论的元典之作。然自问世而至清代，《文心雕龙》的注释本却颇为稀少，直到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刘勰之书方得一较为完备的校注本，由是黄注本流行百余年。本书集清代黄叔琳对《文心雕龙》的辑注以及纪昀的评语、近代李详对黄注的补正以及著名国学大师刘咸炘对《文心雕龙》的阐说于一炉，并以新校《文心雕龙》原文为底本，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文心雕龙》的独特文本。
《文心雕龙》最早的注本，当为《宋史·艺文志》所载“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
，然其书不传。明代有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等，然前者“粗具梗概，多所未备”
，或被认为“取小遗大，琐琐不备”
，后者亦不过“稍稍加详”
。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虽仍以梅氏“音注”和王氏“训故”为基础，但其规模却大了很多，可以说相对已较为完备。正如《四库全书》在其书卷首“提要”所云：“然其疏通证明大致纯备，较之梅王二注则宏赡多矣。”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说：“《文心雕龙辑注》十卷，国朝黄叔琳撰。因明梅庆生注本，重为补缀，虽未能一一精审，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
所谓“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是说就《文心雕龙》的注释而言，较之梅本已详备得多，当注而已注者，乃有十之六七了。正因如此，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出现以前，黄注本便成《文心雕龙》的通行注本而曾风靡一时。如：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新华书局，1929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大中书局，1932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
新式标点《文心雕龙》（按亦为黄注），大连：大连图书供应社，1934、1935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也正是以黄注本为基础，近代著名学者李详写出了《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发表于1909年和1911年的《国粹学报》），后整理为《文心雕龙补注》（附于龙溪精舍本《文心雕龙》之后），近代意义上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此展开。吾师牟世金先生有言：“从黄侃开始，《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龙学。”
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也正是以黄叔琳的注和李详的补注为基础进行的。其云：“《文心》旧有黄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亦不能一一征举也。”
虽谓其“大抵成于宾客之手”而“纰缪弘多”，但其为《札记》毕竟又是“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则黄注的基础性作用便毋庸置疑了。又说：“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
可见黄注、李补乃是黄侃《札记》的重要参考。
20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文心雕龙》原文的校勘、注释和翻译，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方面的著作达上百种，可以说极大地提高了《文心雕龙》原文及其理解的准确性。但近百年龙学的文本校注释译工作，也仍然是以黄注、李补等为基础的。祖保泉先生曾指出：“清朝人对《文心雕龙》研究很重视，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文心雕龙》黄叔琳的辑注和纪昀的评语，就是重要成果之一。《文心雕龙》黄注纪评合刊本，成了现代人研究《文心雕龙》的起点，例如在校注方面，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诸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都以黄注本为底本；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今人撰述，时或提及‘纪评’。”
这确乎是符合事实的。
就《文心雕龙》的旧注本而言，黄注本可谓集大成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学界对黄注本的评价却一向不高。纪昀曾指出：“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长山聂松岩云：此注不出先生手，旧人皆知之，然或以为出卢绍弓，则未确。绍弓馆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间，戊午岁方游京师，未至山东也。”
清代学者吴兰修在《文心雕龙辑注》跋语中亦云：“此为黄侍郎手校而门下客补注。时侍郎官山东布政使，不暇推勘而遽刻之，寻自悔也。今按文达举正凡二十余事，其称引参错者不与焉，固知通儒不出此矣。”
范文澜先生亦指出：
论文之书，莫善于刘勰《文心雕龙》。旧有黄叔琳校注本，治学之士，相沿诵习，迄今流传百有余年，可谓盛矣。惟黄书初行，即多讥难，纪晓岚云：“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显系浅人之为。纪氏云云，洵非妄语。
应该说，上述对黄注的诸多指摘，自然是不无道理的，黄注确有一些粗疏乃至错讹之处，这也是不必讳言的，但其毕竟是《文心雕龙》问世千余年来第一个最详尽的注本，其影响深远而为《文心雕龙》研究者所倚重，亦并非偶然。为之作“补注”的李详便云：“《文心雕龙》，有明一代，校者十数家，朱郁仪、梅子庚、王损仲，其尤也。梅氏本有注，取小遗大，琐琐不备。北平黄崑圃侍郎注本出，始有端绪。复经献县纪文达公点定，纠正甚夥。……顾文达只举其凡，黄氏所待勘者，尚不可悉举。”
从《文心雕龙》校注的历史而言，黄注本出而“始有端绪”，这一评价正说明其重要的历史功绩。
当然，黄注的特点是释事训典，即对《文心雕龙》所涉及的人物、典实进行注释，而对概念、范畴基本不做解释。所以对“论文叙笔”部分的注释内容较多，而对“剖情析采”部分的注释则较为简略，如《体性》篇的注释只有4条，《定势》篇的注释只有5条，《镕裁》篇的注释只有6条，《风骨》的注释也只有9条。所谓“十得六七”，那尚未得之的十之三四，当是对《文心雕龙》理论范畴和概念的训释。以今天的观点看，如果要说黄注有什么缺点，这应当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但从上述诸家对黄注的批评看，似乎指的并非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无论纪评还是李补，尤其是李详所谓补正，其着重点与黄注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或许这是前人观念及需求与今天的不同了。
与黄注多遭“讥难”不同，对纪昀的评语，吴兰修在《文心雕龙辑注》跋语中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云：“昔黄鲁直谓论文则《文心雕龙》，论史则《史通》，学者不可不读。余谓文达之论二书，尤不可不读。或曰：文达辨体例甚严，删改故籍、批点文字，皆明人之陋习，文达固常诃之，是书得无自戾与？余曰：此正文达之所以辨体例也。学者苟得其意，则是书之自戾，可无议也。虽然，必有文达之识，而后可以无议也夫！”
显然，吴氏对纪评的推崇，颇有以其为是非之准绳的味道。
但饶有趣味的是，近人张尔田却对纪评不以为然。其谓《文心雕龙辑注》云：“自古统论学术者，史则有《史通》，诗则有《诗品》，文则有此书；惟经、子二部无专书。余近籑《史微内外》篇，阐发六艺百家之流别。既卒业，复取八代文章家言揅治之，因浏览是编，证以《昭明文选》，颇多奥寤。而所藏本乃纪文达评定者，凭虚臆断，武断专辄，不一而足。继而又得此册，虽非北平原椠，尚无纰缪；以视纪评，判若霄壤矣。”
吴氏对纪评近乎顶礼膜拜，张氏则谓其“凭虚臆断，武断专辄”，一褒一贬，也真是“判若霄壤”了。值得注意的是，张氏虽然没有直接对黄注置评，但所谓“以视纪评，判若霄壤矣”，其对黄注的欣赏是显然可见的。
其实，纪评确有自己的特点，相对于黄注、李补的注重释事，纪评时涉《文心雕龙》理论内涵的发掘，这正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正如祖保泉先生曾指出：“纪氏对《文心雕龙》既赏其辞章，又评其义理，因而‘纪评’所涉较广，可以说理论、批评和鉴赏，兼而有之。”因此，“就‘纪评’整体看，缺点固然不少，但仍有可取之处，它仍不失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黄注一方面是值得重视的龙学奠基之作，另一方面又受到众多大家的“讥难”，也许正是这种尴尬之境，使得黄注在今天流传不广，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在时下的众多版本相比，黄叔琳之书可以说较为落寞。笔者也以为，单独印行的黄注本已不适合阅读和使用，一是《文心雕龙》文本问题，二是黄注中的一些内容确乎存在问题，有些文字为纪昀所批评，自是事出有因的。如《宗经》篇注后，黄有一段文字谈到该篇的校勘：
是篇梅本“《书》实记言”以下，有“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云云，无“然览文”以下十字。“章条纤曲”下有“执而后显，采掇生辞，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云云（注：四句十六字原脱，朱从《御览》补），无“观辞立晓”以下十二字。“谅以邃矣”下，有“《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云云。按《尔雅》本以释诗，无关《书》之训诂；且五经分论，不应独举《书》与《春秋》，赘以“览文”云云。郁仪所补四句，辞亦不类，宜从王惟俭本。[
但纪昀随后指出：“癸巳三月，与武进刘青垣编修在四库全书处，以《永乐大典》所载旧本校勘，正与梅本相同，知王本为明人臆改。”
这一正再正说明黄本确乎存在问题。不过，仔细追究下去，纪昀只是接着黄校的话往下说，并未真的与梅本比对一下，所谓“正与梅本相同”云云，他其实被黄校误导了，所以他又在眉批中讥黄“此注云从王本，而所从仍是梅本”
。《四库总目提要》中再申此论，其云：“惟《宗经》篇末附注，极论梅本之舛误，谓宜从王维俭本。而篇中所载，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
实际上，黄氏只是说“郁仪所补四句……宜从王惟俭本”，而整体而言，本篇原文既未从王本，也没有从梅本，而是从元至正本。
笔者翻检梅本发现，黄校这段话，如果是对梅本的描述，则大多数情况恰恰相反，梅本无的，被说成了有，有的则被说成了无；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是对梅本的勘正，认为其应当如此，但问题是其中又有一些话，确实是对梅本的描述。所以总体而言，这段话殊为不伦，或本非连贯之语，而只是校勘过程中的随手标记而已。笔者把梅本与元至正本进行比较，试做正确的描述如下：
梅本“《书》实记言”以下，无“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三句，有“然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十字，“章条纤曲”下有“执而后显，采掇王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四句，并有校语“四句一十六字元脱，朱按《御览》补”，无“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九字。“谅以邃矣”下，无“《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四句。
显然，如果纪昀看到这样的描述，就不会说“正与梅本相同”、“仍用梅本”之类的话了，可见黄注的那段话实在是误人不浅的。
因此，笔者以为，居今而言，黄注、纪评、李补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纪评不仅评《文心雕龙》，亦评黄氏之说，兼评黄氏之注；李补不仅补黄氏之注，亦正纪昀之评。虽纪评、李补规模不算大，但有时要言不烦，往往切中肯綮；有时则顺藤摸瓜，对所用事典详为爬梳，令人知其本末而豁然开朗。实际上，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2012年）便将黄注、李补收入，可谓独具慧眼，只是未收纪评。周振甫先生的注释本有纪评而未收李补，且纪评亦不收其对黄注的评论。近亦有将黄注本标点出版者，却既无纪评亦无李补，且点校亦存在不少问题。可见，一个将黄注、纪评、李补融为一炉的《文心雕龙》读本，乃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
当然，在黄注、纪评、李补之后，再加上近代国学大师刘咸炘要言不烦之“阐说”，这样一个《文心雕龙》的旧注本，应该说就更有特点了。据刘氏所引《文心雕龙》原文推断，其作“阐说”所据之版本，即为黄注、纪评本；其对纪昀评语，尤多商榷或评说。而且，刘氏亦显然读过李详对黄注、纪评的补正
。因此，黄注、纪评、李补、刘说相辅而行，正是群英荟萃、珠联璧合。同时，以《文心雕龙》的新校原文替换黄注本的原文，则使得这样一个旧注本具有了更大的可读性和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整理旧注本而言，完全可以使用黄注本的原文，这样更为方便和简单而少生是非，但黄注本的原文虽然在校勘方面有着较大的进步，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黄氏未能看到唐写本，因而其对《文心雕龙》前十四篇原文的校勘，必然不能与后人相比，这是历史的原因。因此，如果继续使用黄氏所校原文，对读者而言，便看不到近百年来《文心雕龙》原文校勘方面的成果，阅读使用也极为不便。诚然，毋庸讳言，限于辑校者的水平，新的文本自然也有新的问题，纪昀所谓“不免於妄改”甚至“以意雌黄者”
，可能很难避免。但笔者思虑再三，还是觉得与黄氏原本相较，新的文本应当更接近刘勰的原文，从而方便读者的阅读和使用；虽其仍难免错讹，但倘若略少于黄本之错，则已有所值矣。
如上所述，为便于读者阅读使用，本书《文心雕龙》原文采用笔者《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之《文心雕龙》原文，并加以修订。惟《隐秀》篇之补文，笔者以为其为后人所补而非刘勰原作，但由于黄注、纪评均有所及，故亦一并收入，而用楷体排版，以示区别。
由于本书所用《文心雕龙》原文为新校文本，故原《文心雕龙辑注》在《文心雕龙》原文中所出的校勘文字一般不再保留，个别需要说明的地方，笔者以按语形式引录。黄注、纪评、李补的有些内容亦属于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校勘，由于其往往涉及对原文的理解，故一般予以保留，以备参考。
由上之故，本书注释所列条目与黄注原本偶有不同。一是文字的差异，如《征圣》篇“文章昭晢以效离”句，“效离”，黄注原本作“象离”，本书注释条目则随原文作“效离”，而注释内容则不变。为避免产生歧义，笔者一般以按语形式作简单说明。二是条目的增减，如《征圣》篇“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句，黄注本作“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因此而有“子政”、“稚圭”两个注释条目，本书则删掉了这两个条目。再如《正纬》篇有“绿图频见”句，黄注本作“图箓频见”，因而有“图箓”的注释条目，由于“绿图”条目前已有注，故本书删掉了“图箓”的条目。又如《铭箴》篇“灵公有夺里之谥”，黄注本作“灵公有蒿里之谥”，故有“蒿里”的注释条目，本书则删掉了这个条目。这种情况极少，基本就是这里所说的几处。
关于评语。本书虽署纪评，实则黄叔琳亦有部分评语，为示区别，故评语部分分别注明“黄评”、“纪评”。纪昀对黄注亦有一些评语，实际上带有补正的意义，足资参考，故本书亦于文后评语中一并列出。惟纪昀对黄注之评，仅见于《原道》至《乐府》的七篇和《声律》一篇，其余篇中未有对黄注之评。祖保泉先生曾指出：“这正好说明，纪氏写评语时，并没有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只是随意阅之，漫笔评之而已。”
应该说，这是很可惜的。
关于补注。发表于《国粹学报》的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一般以“补正曰”或“补曰”、“正曰”的形式出之；而附于龙溪精舍本《文心雕龙》之后的《文心雕龙补注》，则一般以“详案”或“案”的方式出之。前者的大部分都包括在后者之中，但有少数内容，后者未收。需要说明的是，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全文收录了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并对其中的错误之处进行了校正，如《明诗》“张衡怨篇”二句，《补注》谓张衡《怨》诗出自《御览》（八百三十九），实则不确，杨先生校为《御览》（九百八十三）
，是正确的。查《补正》则为《御览》（八百九十三），自然也是不对的。但杨先生所收李氏“补注”，亦偶有问题，如《明诗》“回文所兴”二句“补注”，最后有“案道庆之前回文作者已众，不得定‘原’字为‘庆’字之误”二句
，查李氏《补注》和《补正》，均无此二句，则此二句或为杨先生自己的断语，而羼入“李详补注”之中。本书以《补注》为准，同时吸收其未收的《补正》中的内容，将二者统作为李氏“补注”，其间保留“案”语或“补正”的方式，可约略分辨何者出于《补注》，何者出于《补正》。
关于阐说。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原为未刊稿，尘封近百年而不为世人所知。2009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所出《推十书》（增补全本），将其收入其中，但也一直未能引起龙学研究者的注意。刘氏对《文心雕龙》每一篇均有长短不一的阐说（惟《奏启》一篇合于《章表》之中，未单独列出），本书即将其分别列入每篇之后；后其又作“续记”二十余则，并有对《文心雕龙》下篇二十五篇总说一则，本书亦分列各篇之后，在前“阐说”下空一行排列，下篇总说一则则列于《神思》之后。
按照刘勰在《序志》的说明，《文心雕龙》分上、下两篇（相当于上、下卷），上篇为从《原道》至《书记》的二十五篇（章），下篇为从《神思》至《序志》的二十五篇（章）。《隋书·经籍志》则云：“《文心雕龙》十卷，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
此后，《文心雕龙》便一直被分为十卷，每五篇为一卷。显然，从《文心雕龙》的内容看，刘勰自己的分法是有意义的；而分为十卷的做法，则基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书选择恢复刘勰自己的分法，将全书分为上、下篇。首列篇（章）目及原文，次列黄注、纪评、李补和刘说。黄叔琳注用序号[1][2][3]……，以【注】列于每篇原文之后；纪昀及黄叔琳评语用序号[一][二][三]……，以【评】列于黄注之后；李详补注用序号①②③……，以【补注】列于纪评之后；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之语，以【阐说】列于李补之后。
本书在《文心雕龙》正文之前，分别冠以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序、李详的《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序（附《文心雕龙补注》序）以及《四库总目提要》中关于《文心雕龙》和《文心雕龙辑注》的两篇提要，从内容看，这两篇提要的作者显系纪昀，故直接标为纪昀之作（其中几处《文心雕龙》引文有误，亦一并更正）。这几篇著名的序言和提要对把握《文心雕龙》具有重要的帮助，故笔者在这里也就略去对《文心雕龙》的一般介绍了。序言、提要之后，则是《梁书·刘勰传》（其中所引《文心雕龙·序志》予以省略），以便读者了解刘勰家世和生平。全书最后有“附录”二种，一是笔者所辑刘咸炘在《文心雕龙阐说》之外有关《文心雕龙》的论述，二是笔者介绍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的一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收入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的《文心雕龙阐说》及其他有关《文心雕龙》的论述，多根据其未刊稿（手稿）整理而成，其中难免出现一些辨认错误，如《文心雕龙阐说·谐讔》谓“意宋子政之叙《七略》”
，“宋子政”当为“刘子政”；再如《文式》谓“刘勰论传注以要得明畅为主”
，“要得”当为“要约”；又如《简摩集》谓“刘曰：陈思三表……应物掣功”
，“三表”当为“之表”，“掣功”当为“掣巧”，等等，此类原稿辨认之错，所在多有，本书一般径直改正，不作校记。至于本书“附录”所辑刘咸炘论《文心雕龙》之语，其中所引《文心雕龙》亦多有异文，或以版本不同，或为摘引化用，此类异文则保持原样，亦不作校记。同时，对刘咸炘原文的断句和标点，本书亦与《推十书》（增补全本）略有不同。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书之作，源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田松青先生的提议，笔者按照田先生所定方向，经多方论证，最后决定辑入这样几种龙学的旧注和评说；倘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文心雕龙》读本和研究资料，首先应归功于田先生。但这一读本的安排和建构是否合理，则要由笔者承担完全责任。至于具体内容的点校和整理，尽管笔者以极为认真的态度进行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错误，但限于水平和时间，其中必有未当乃至错讹之处，尚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今年是乙未羊年，《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刻本诞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亦正是乙未羊年。谨以这本汇聚清末至近代数位国学大师注释成果的《文心雕龙》，纪念元至正本问世660年。
2015年6月初稿于泉城济南
7月修改于鸢都白浪河畔
8月再改于春城翠湖之滨